作者｜李强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与城乡基本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人感到上升空间在缩小，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无疑，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为近十年来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绝佳数据基础。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先生及其团队在分析七普数据后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呈现4大变化：一是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二是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三是职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四是大城市、超大城市与小城市人口社会地位出现分化。
作者认为，中产阶层的发展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当前，国内中产阶层仅占全体就业者的25%，而这部分人里，有近73%的中产人士认为自己处于“边缘状态”。
作者指出，我国基尼系数在2009年前后达到高峰，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但仍较高，在我国绝对贫困治理取得重大成就后，需更多关注贫困群体的相对贫困和文化贫困难题。中国是超巨型人口社会，要想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共同富裕起来，必须更多保护中小经营者、小微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并严格约束垄断者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作者发现，公众对“阶层固化”问题有不少直接观感，但全国调查数据却显示，我国代际流动率在上升，且越是年轻一代，流动率越高。作者还提醒，应发挥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功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一时一刻也缺少不了企业家的作用，未来我们亟需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企业家。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原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位思考。
2021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认识社会分层结构的状况对于党和国家制定基本战略与方针、策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作出极其精辟的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完成商品市场化、就业市场化以后，各个资本要素的市场化，包括金融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等也不断深化，这些对中国老百姓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极为重大。老百姓的住房从过去的绝大部分为公有转变成今天的绝大多数为个人所拥有。这些都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些人社会地位上升，有些人社会地位下降。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近来国际上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发展的打压等，也都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本文试图探索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和各种社会力量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未来趋势。
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传统上有“四大阶级”的说法，后又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无须赘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发生了变化，还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对于这种变化，陆学艺提出“十个阶层”的观点，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这实际上主要是对职业分层的阐释。
笔者则以纯粹量化的方法，依据“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作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已经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转变为“土字型”。这说明两个基本现状：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根据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人口有3亿多。
下面笔者试先阐述以下四大整体变化。
第一，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就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从21世纪初叶中国以农村为主体，变为当前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社会。通常用城镇化率来显示这种变化。2001年，中国城镇人口48064万，占总人口37.7%；乡村人口79563万，占62.3%。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占36.11%。也就是说，中国城乡人口比例正好倒了个个儿，当年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6成以上，而至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则占了6成以上。
城乡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城乡差异历来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但目前亦有新的特征，就是城乡差异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元化局面。仅从收入曲线看城乡之间差异，将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与农村年人均收入加以比较，差距有一些缩小，过去城市是农村的3倍以上，现在是两倍多一点儿。但实际情况要远比这种平均数的比较复杂得多。
今天，农村与农村的分化也很突出。农村、农民有很贫穷的，也有很富裕的。城乡关系比以前复杂多了，以前农村发展主要通过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解决。现在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因为市民化就要失去土地，而土地是财富之母。
这样的案例很多，不少地方土地确权后，农民手里有土地证、宅基地证、房产证，不少村庄将地权股份化了、将集体财产股份化了，农民成为股权持有者，获得很大的分红利益。尤其是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农村，出现了一批富裕起来的、创建了新机制的乡村。总的来看，离大城市近的农村富裕一些，离大城市远的、边远地区的农村落后的多一些。
第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
这样一种城乡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数亿人的生产方式从农村的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城镇的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商业劳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从农村的那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通过商业交换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太适应，另一方面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市场消费水平。转变为城市生活以后，住房面积显然远不如之前宽敞，但生活的便利程度明显提高，出行条件也是农村无法比拟的。那些“农转居”转变为城镇市民的人，获得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利，所以，权利权益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难改变的还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城镇生活也在每日每时训练人们遵守现代城市文明的行为方式。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文明行为，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很多难以作量化的描述，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是真实的。
第三，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
我们先来看看三个新生的职业群体。
其一，快递员或称“快递小哥”。根据《2020—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前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目前中国外卖员、快递员总数达到1000万人，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2018年该职业群体人数仅300万。
其二，网约司机。根据2019年10月的报道，中国网约司机从业人数达到3000万。
其三，网销人员。中国城乡从事网络销售的人群，是一个大得无法统计的人群，迄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据我们日常观察看，各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有在网上销售的经历，甚至在微信群里，网销也是常见现象。
上述三个庞大的从业群体，很多人都是兼业的劳动者，很多人都是一天打几份工。所以，这种新的从业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创新。当代中国史上曾经历过人人一生都只在一个单位、一个职业工作的“铁饭碗”时代。19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化以来，劳动者更换工作单位以及职业变迁已成为比较普通的事情。而今天出现的新趋势是，哪一种劳动挣钱快，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职工作。如此，研究者要想严格区分每一个人的职业位置，就变得比较困难。
第四，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小城市、小城镇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
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上，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持续多方位的政策调整，城乡之间的差异有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民开始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城镇买房，从乡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而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分化。这种分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之间职业地位的分化。人们的职业地位是一种综合社会地位，它暗含着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声望等，非常重要。我们先看下表1：
上表1中的城市都是中国官方正式定义为城市的地区，而不同类型城市的定义是：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者为小城市，50万至100万以内者为中等城市，100万至300万以内者为大城市，300万至1000万以内者为特大城市，1000万及以上者为超大城市。由于国家尚未公布“七普”的职业数据，所以这里引用的是“六普”的数据。
不过，可以看到，即使中小城市的规模其实也是不小的。职业地位的区分是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此不详述。从上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本市人口，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人口职业地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所以，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虽然想回家乡参加建设，但感到中小城市的职业结构与自己在大城市大学里所学习专业的职业结构不匹配。这样，人才就更多地从小城市流往大城市。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人才的流失就更易造成小城市发展的恶性循环。
其二，笔者认为，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所谓“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是中国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了最为突出的作用，每一个地区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也大体上依照这种行政级别配置。所以，级别高的大城市自然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场活力也比不了这种按照行政级别给与的全方位资源配置。
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无论怎样控制，还是呈攀升的趋势。而中小城市的房价虽也有上升，但大多数呈下降趋势。北京大学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构成中，79.8%是房产。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小城市的房价不升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家庭财产的分化，这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大城市房价的循环累积效应，迄今仍是一道难题。
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
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变化趋势，也可以放在上面的整体结构中来谈，但由于文字较多，这里就专门来谈。
关于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成为中国媒体界以及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等收入群体当然好理解，就是按收入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处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人群也必然具有其职业特征、受教育特征、经济财产地位特征、生活方式特征，等等。所以，社会学界比较多地是使用中产阶层的说法，其实中产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等级、中等阶级，对应的英文都是一个词：middle class。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是21世纪以来的突出现象。21世纪，中国财富总量急剧扩张，这是中产阶层增长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期，当时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中产阶层8年增长了8个百分点，每年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也有人提出，调查证明中国主观认同中产阶层的比例是比较高的。然而，这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近来受到重大冲击。
2020年初突发新冠疫情后以实体服务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据报道，中小微企业收入降低 69.5％。很多中小微企业坚持不下去，就只好破产倒闭，城市白领群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城市白领群体大多是到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首先遇到的是房贷或租房的压力。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收入稳定，一般还有能力偿还房贷，若一旦收入下降或失业，往往就只能求助于父母的补贴，但如果父母亦无能力资助，那就面临着失去房屋、失去以往所有为房屋的付出，甚至面临着因失去工作而不得已离开城市返回农村老家的风险。再有就是维持中产生活水平的压力。中产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日常消费、子女教育、社会交往等都处于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水平，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打击，他们就不得不退出中产的生活方式。
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本来就不高，根据笔者的计算和参考其他学者的数据，目前大约仅占全体就业者的25%。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地位比较稳定的中产核心阶层，而是处于中产边缘层的位置。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73%处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就意味着，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再加上目前极其不利的国际局势，众多发达经济体从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政策。所以，以往对于中国中产群体发展比较乐观的估计，恐怕要调整；对于中国中产阶层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恐怕要有所降低。
当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共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2016年5月，总书记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作了重要讲话，使用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将“者”改为“群体”，意义重大。
总书记详细阐释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措施：第一，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第二，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第三，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四，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第五，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第六，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党和国家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
笔者曾经分析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场渠道。笔者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
中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还是农民、农民工，他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绝大多数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小本经营、市场经营。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经营者的权益，绝不要打击他们，更要学会精细化管理，营造规范良好的经营环境。出身于农民的这些经营者，通过经营、营销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能够从底层爬上来非常不易。
未来的中国，要想实现中产社会，还必须对于经济上的垄断有严格的法律约束。高度垄断的经济是摧毁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杀手。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社会实现中产社会，就必须创造有利于亿万中小微经营者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