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te，北美第一个合法监管的注射场所，位于温哥华。
近日，纽约市长白思豪提出要推进一项长期搁置的计划——在纽约开设有监管的毒品安全注射场所，这在纽约乃至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一个关于费城街头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人们有如僵尸，行动呆滞，而街景萧条肮脏，整个街区完全丧失了生命力。
这是美国或者费城日常的景象吗？也对也不对。视频拍摄的地点位于费城的肯辛顿，它以其海洛因问题而闻名，肯辛顿在1950年代经历了非工业化，从一个蓝领工厂社区变成了一个充斥着毒品的角落。随着城市财政投资的减少，毒品市场填补了经济缺口。现在，肯辛顿被称为“海洛因的沃尔玛”，全国各地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来这里寻找最便宜、最有效的毒品。据当地警察局称，目前肯辛顿有80多个角落设有露天毒品交易市场。可以说，肯辛顿将美国的毒品问题以一种尖锐而又畸形的方式抛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与毒品相伴而来的是因吸食过量而导致的死亡。自1994年以来，当地的吸毒过量率已经开始直线上升，近几年强效镇痛药芬太尼掺杂进毒品，进一步加剧了毒品危机。从2018-2020年，费城有超过3500人死于吸毒过量，而这与美国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最新统计称，2020年报告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为8.8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27%。
设置“安全注射场所”的想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美国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毒品战争，但毒品仍然屡禁不止；如果彻底禁毒的任务无法一蹴而就，那能不能退半步，提供一个受监管的注射点，在吸毒者吸食过量后给予抢救，先救人命，再帮人戒毒呢？
费城差一点就批准了建立这类场所的提案，但在2019年被联邦政府叫停；到了今年7月，罗德岛医学协会（Rhode Island Medical Society）的推动下，罗德岛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授权在全州范围内使用安全注射场所的州。该州将创建一个为期两年的试点项目，允许人们在医疗监督下使用非法药物。这些中心还将提供健康检查、针头交换和康复支持。
这个试点项目被一些媒体讥讽为“官方营业”、“官营大烟馆”，暗示美国政府支持吸毒。但这并不是事实，首先，联邦法律仍然规定使用非处方阿片类药物和阿片类药物属于非法行为，因此安全注射场所的资金将由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相关设施中并不提供毒品；其次，在真正将想法化为现实前，该州仍然面临许多现实的挑战，包括该州卫生部门需要在2022年3月之前制定相关法规，然后各市和郡必须投票批准其所在地区的中心，此外还需要让警方合作，说服联邦政府支持——任何一方反对都有可能让法案胎死腹中。
作为一项健康政策，允许某人在护士的监督下注射疫苗的想法可能看起来违反直觉，但监督注射地点并不是一个新想法。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一些安全注射场所已经运营了几十年。大约有120个这样的机构在十几个国家运作，随着全球吸毒导致的艾滋病感染上升，越来越多的机构在不断开放。
迄今为止，这些中心从未出现过服药过量死亡的报告，几乎所有的科学证据都表明，它们减少了吸毒过量死亡、艾滋病毒感染率、降低了周边社区犯罪率，缓解了急诊室的压力。例如，欧洲毒品和毒品成瘾监测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审查了30年的研究，发现这些场所鼓励吸毒者接受毒品治疗，并没有增加犯罪。
当然，无论在哪里，安全注射场所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想法。一些在毒品战争中身处第一线的执法人员认为这是缴械投降，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会助长毒品使用，安全注射站点附近的社区则认为这将令毒品和毒贩渗透到自己的街区。安全注射场所并不完美，但对于吸毒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很难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什么是“安全注射场所”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安全注射场所。
在肯辛顿，几乎每个街区都可以看到警察和紧急医疗队随时待命，抢救吸食海洛因过量的吸毒者。
几十年来，吸毒已经成为肯辛顿许多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死亡人数从未像过去五年那么高。
原因跟滥用处方药止痛剂和强效麻醉剂芬太尼的出现有关。在注射海洛因的年轻人中，近一半的人都是从滥用处方药开始的。然后他们转向了更便宜、更容易获得的替代品。从药物到针头的转变意味着，自2010年以来，美国死于海洛因的人数增加了五倍。由于人们过量服用含有芬太尼的海洛因，死亡人数还在继续攀升。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物质，使海洛因的效力更强，因而更致命。在肯辛顿，每天街头都会出现两三起药物过量。
这就是安全注射场所的由来。在全球120多个受监管的注射点，通常情况下，吸毒者带着他们自己的毒品来，而注射场所给他们干净的针头和一个干净、安全的空间。训练有素的志愿者监督它们，以确保他们不会过量服用。如果过量，他们会提供氧气面罩和解毒剂纳洛酮。
2014年对这些场所的75项研究的审查表明，它们缓解了急诊室和卫生诊所的压力，降低了毒品使用率，降低了艾滋病毒感染率（使用者共用针头时导致），清洁了社区（减少了散落在操场上的针头），减少了人们在露天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毒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而且并没有发现增加犯罪或毒品使用。
根据美国医学协会的简报：“数据本身就说明，受监督的注射场所能有效地处理健康紧急情况，并帮助防止某些与毒品相关的伤害或死亡。”
但也有些人援引来自英国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的犯罪学家在2018年8月份发表于《国际毒品政策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的一篇研究综述，声称监督注射的证据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有力——问题在于，这是一篇已经被撤稿的文章。
英国哥伦比亚物质使用研究中心（British Columbia Centre on Substance Use）的流行病学家M-J·米洛伊（M-J Milloy）是《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的副主编，米洛伊表示，在他看来，这份报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证据，由于“方法上的缺陷”，这篇文章将1058项研究缩减到只有8项，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包括对照组，或者存在其他设计缺陷。米洛伊指出，从伦理上考虑，这类研究通常很难建立对照组，随机对照试验意味着将吸毒者样本分成两组，一组可以获得及时抢救，另一组不能，而拒绝为一些人提供可能挽救生命的服务是不道德的。
加拿大的模型
关于监督注射部位的影响的现有研究大多来自两个地方：澳大利亚悉尼的医疗监督注射中心和温哥华的Insite，公共卫生官员已经运营和研究了15年。
加拿大的安全注射中心Insite。
自1996年以来，早在Insite之前，研究人员就跟踪了1500名活跃的吸毒者，这是北美最大的长期吸毒者研究之一。然后他们在Insite招募了1050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
自2003年启用以来，该设施已经监督了360多万次注射，应对了6000多次过量注射。没有人死在那里。
米洛伊是Insite研究小组的一员，他说，这表明了监督注射的好处。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的，来自独特的数据集。
在Insite，他们没有发现所谓的“蜜罐效应”的迹象，这意味着它没有增加或鼓励药物使用。
在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米洛伊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在吸毒现场及其周边地区，致命吸毒过量率急剧下降。来自米洛伊的研究小组和当地卫生部的额外评估发现，Insite在最初三到四年的运营中避免了大约50例死亡；人们不太可能从事导致艾滋病毒感染的行为；而且，与不使用Insite的人相比，使用Insite的人更有可能开始戒毒和接受美沙酮等治疗。
“这在人们看来可能很奇怪。你知道，你给人们一个更安全、更干净、更温暖的地方进行注射，他们最终会接受成瘾治疗，”米洛伊说。“在这里，他们可以获得医疗保健，在这里，他们接触到的日益有毒的药物供应可以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缓解。”
对于在现场工作的人来说，监管注射设施的价值超越了关于死亡或犯罪统计数据的争论，因为它提供了吸毒者以前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一个不带偏见的地方，接受吸毒者的真实身份。
Insite开业时同样在加拿大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它会增加犯罪率，但这并没有得到证实。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在Insite开业后的三个月内，公开丢弃的注射器和注射相关垃圾的数量减少了大约一半。一项研究表明，在运营五年后，当地企业的支持率为70% ，当地居民的支持达78%。
葡萄牙的成功试验
在欧洲，葡萄牙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验：它在2001年将使用所有毒品，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非罪化，并发起了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运动来解决吸毒问题。自那时以来，在葡萄牙，吸毒成瘾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医学挑战，而不是刑事司法问题。
葡萄牙没有改变关于毒品贩运的法律：毒贩仍然要坐牢。它并没有使吸毒合法化，而是使购买或持有少量毒品（最多10天的供应量）不再是犯罪，而是行政犯罪，就像交通罚单一样。
对于特定群体，葡萄牙卫生部派遣工作人员到毒品最猖獗的社区分发针头，让吸毒能够在一个安全、受监督的环境里使用毒品。葡萄牙最初因其实验而受到世界各地的指责，认为这是反毒品战争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但今天它被誉为一个典范。
2001年，葡萄牙的毒品死亡率与欧盟平均水平非常相似。改革后葡萄牙的死亡率开始下降，虽然从2015/6年后反弹，但葡萄牙的毒品死亡率仍然是欧盟中最低的：15-64 岁人口每百万人中有 6 人死亡，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每百万人 23.7 人（2019 年）。
在过去的20年里，葡萄牙的毒品使用水平一直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年轻人的情况尤其如此：葡萄牙在欧洲 15-34 岁之间的人群中使用率最低。
总的来说，有证据表明，自从葡萄牙改变做法以来，毒品使用稳定或下降，特别是海洛因。民意调查显示，自毒品合法化以来，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使用过毒品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
非犯罪化也使防治传染病和治疗药物过量更容易。在美国，当朋友服药过量时，人们有时会因为担心被捕而不愿拨打911；这在葡萄牙不存在风险。1999年，葡萄牙与毒品有关的艾滋病发病率在欧盟是最高的；自那以后，由于注射而导致的艾滋病毒诊断下降了90%以上，葡萄牙不再是欧洲的艾滋病高发国家。
并不完美
费城肯辛顿的抗议者们集会反对建立安全注射中心。
在美国至少有十几个城市提出过开设安全注射站点的想法，但均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诉讼（或诉讼威胁）、市议会和公民团体的反对。
反对者认为，这些计划助长了毒品的使用，并且可能会将更多毒贩子引入社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安全注射地点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但研究并不等于现实，人们确实无法确认，在罗德岛或者费城会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安全注射地点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在美国药物成瘾体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身处美国老工业区的人们看不到希望，寻求麻醉；医疗体系昂贵而又分裂，导致患慢性疼痛的人们使用处方类止痛药进行自我医疗并逐渐上瘾；即使人们接受了海洛因成瘾治疗，但它的复吸率为40-60%，无家可归、孤立无援、找不到食物或住所，他们仍将继续挣扎。因此，我们的国家需要通过提供更多的药物治疗和咨询选择、帮助提供药物援助和其他循证护理来缓解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初，当艾滋病瘟疫席卷美国时，倡导组织向高危社区提供干净的注射器和避孕套，这种举措也曾被认为过于激进，似乎等同于鼓励吸毒和滥交，但它也成了解决艾滋病的重要工具。安全注射场所也许在这方面意义类似：毕竟人活着还有希望，死人就再也没有戒毒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