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信读书（ID：zxdsh2020），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著名经济学家）、马诺吉·普拉丹（独立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原文标题：《“人口红利”不再，预期寿命延长，高额养老成本谁来买单？》，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关于七普数据、三孩政策、延迟退休、教育内卷非常多的人口话题都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逆转。人口结构的逆转、疫情的影响，这些已知的未知将如何重塑世界经济的增长、通胀、收入分配的未来，同时对投融资模式和金融市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和北京基金小镇特组织邀请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和独立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马诺吉·普拉丹，携新书《人口大逆转》做客，探讨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一、出生率走低，“人口红利”正在逆转
古德哈特说，在18世纪晚期，世界各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最重要的是，各个经济体都很相似。后来，工业革命让西欧和北美的经济体迅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差别越来越大，西方和北美经济体一马当先，将亚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远远地抛在后面。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这是因为政府非常高效，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从西方引进了技术、资本、管理知识，以及合资公司的形式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1/40，而现在这一比例大约是1/4，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强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
大规模劳动力供给原因之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婴儿潮，中国出现了婴儿潮，西方国家的婴儿潮规模甚至超过了中国。因此，到了70年代，中国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老年人口仅占4%。
由于近些年出生率的下降，到2010年，中国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快速下降。年轻人从占总人口的40%，下降到19%，降幅为21%。老年人口的占比从4%上升到8%。使人口抚养比恶化，可以说，年轻人的比例下降非常剧烈。
古德哈特谈到，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消费品的日益丰富，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女性都会开始参加工作。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全身心照顾家庭，照看孩子和采购商品，每天都要外出采购，要把冰箱填满，等等。随着出生率急剧下降，消费品越来越丰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从非常低的水平增加到80%~90%。在中国，这就意味着人口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从乡村地区迁移到沿海城市，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全世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来自中国，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下降，并将制造业从西方转移到中国和亚洲，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当这种劳动力供给急剧增加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下降，对于拥有资本的人来说，投资回报率就会上升。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出现在中国，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开始逆转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给在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会变得日益短缺。这同样适用于西方经济体，只有非洲和印度不同。未来几十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非洲将如何变化，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劳动力。
二、预期寿命延长，赡养老人成本高
劳动力的短缺，也就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会更加昂贵。随着工资的上升，中国所抑制的通货膨胀会抬头，甚至可能会逆转。在过去30年中，通胀处于下行状态，劳动力很丰富，资产价格上升，但是未来30年，这些趋势都会逆转。
未来技能型人才的工资会上涨，随着实际工资的增加，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利润率和资本回报将无法跟过去相提并论，不可能还像过去那么高。
古德哈特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占比不断上升，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现在还不到10%，但是以后会上升到20%甚至25%的水平。这一老龄化进程会相对较快地进行，因为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西方经济体又该如何应对？
过去，中国的老年人都是由家人来照顾。可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能照顾过来这么多老年人吗？似乎不太可能，那怎么办？又比如，是否有足够的积蓄去赡养老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赌博。
一般来讲，老年人的身体会越来越弱，甚至会得帕金森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也许预期寿命没有那么长，但是总体的预期寿命不见得会缩短，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只有七八十岁，哪怕拥有一定的积蓄，如果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还能活到90岁呢？积蓄还够用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政府介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更好的护理？
你会发现，照顾老年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在西方已经是一大问题，因此西方很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很困难，并且在未来几年似乎也很难解决。如果财政方面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未来就会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包括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
三、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抬头
另一位作者普拉丹谈道，他们写《人口大逆转》这本书是在2019年，当时，他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通货膨胀会变得很严重。但后来新冠疫情暴发，彻底改变了经济和政治格局。
金融市场也希望央行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但央行想要控制住通胀，恐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从周期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上最为同步的全球经济扩张的年代。第二，这次扩张的主要政策驱动力是财政政策，不是货币政策。西方的货币政策主要用来为改造升级融资，财政政策把钱转移给了作为消费主体的企业和个人，而没有给金融危机中的银行。第三，人们对政策运作方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西方往往误解了中国的角色。
正如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表示的是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0或35年里，西方的许多央行行长都声称，菲利普斯曲线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发生了变化。比如，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在很多情况下，通货膨胀并没有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中国发挥的作用确实如此。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中国，中国本身的经济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然后，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似乎认为，看似非常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可能并不平坦。
随着财政政策收紧、产出缺口不断扩大，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抬头。事实上，旧金山联储银行做过一个研究，表明这一个周期性通货膨胀几乎与供需不平衡导致的通货膨胀一样严重。
所有这些是由于金融市场造成的吗？
非常希望它不是。但如果按照《人口大逆转》中的分析，债券市场的定价就是不合理的。纵观金融市场，10年期收益率、20年期和3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故事。大家觉得通胀水平可能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但其实它会下降到央行目标以下，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利率环境，其中高债务水平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他们二人的预测是对的，利率将会上升，这将使偿债成本变得极高，这也意味着经济中效率低下且依赖债务融资推动业务发展的部门，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在这方面，普拉丹认为中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正如在过去5年中，类似淘汰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等做法，让一些低效率的经济部门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是西方需要学习借鉴的事情。
关于金融市场，普拉丹谈到，如果他们对实际利率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实际利率上升和通胀上升的结合，会使回报率的前景变得非常困难。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通胀出现之前，从结构上讲，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利率上升得太快。
普拉丹也指出了他们可能出错的地方。他们可能出错的第一个地方是，可以找到治疗方案，使我们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或是其他跟老年人群有关的一些疾病，普拉丹和古德哈特都希望如此。如果有这样有效的治疗方案，那么对大家是个利好的前景。两位作者的家庭都曾经历过患有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情况。但是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大家对它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在老龄化社会，它不会导致人们死亡，但是需要我们的重点关注。对于家庭或者社会来说，它会导致巨大的成本或者是代价。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需要比现在更加认真地对待它。
第二个可能出错的地方是，如果技术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格局带来一些巨大影响。
普拉丹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全新的资本存量，而且还有极度高效且廉价的劳动供给，这使得中国逐步赶上西方国家。中国的这段历史是无法复制的。
四、印度和非洲能复制中国的发展吗？
尽管印度和非洲这两个地方也有过剩的劳动力，也可能有人口红利，但是，有三个原因削弱了它们将劳动力和资本转化为产出的能力：
第一，全球化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像在过去30或35年中的供应链共享变得非常困难；
第二，这两个地方的劳动力不像中国的劳动力那样训练有素，也没有那么高的配合度；
第三，行政资本在这些经济体非常短缺。
在印度，联邦和各邦之间的摩擦总是造成很大的张力。非洲是一个人口数量与印度大体相当的大陆，但分为50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想让非洲像中国劳动力这么高效率，那就意味着需要协调50个国家，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信读书（ID：zxdsh2020），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著名经济学家）、马诺吉·普拉丹（独立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