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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之前，作为我关于疫情育儿研究的一部分，我采访的一位母亲说，她对疫苗从未有过疑问，她两岁的儿子按计划接种了所有建议的疫苗，然而，当谈到新冠疫苗时，这位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母亲说她不太确定。
她说：“我只是觉得几乎没有给他接种疫苗的动力，即使它没有任何风险，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注射呢？如果他得了新冠，他能够很快痊愈，而且他不太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所有母亲都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参与这项研究）。
低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虽然许多父母都渴望孩子接种新冠疫苗，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父母不确定，凯泽家族基金会（关注医疗卫生的美国非营利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只有三分之一5至11岁孩子的父母说他们会立即为孩子接种疫苗，不到四分之一5岁以下孩子的父母说他们计划疫苗上市后给孩子接种。
即使在目前符合条件的儿童中（12至17岁），疫苗接种率也比预期的要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中，大约59%的人至少接受了一剂疫苗。
这些数字与大多数其他儿童疫苗的接受率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2岁前接种小儿麻痹、麻疹、腮腺炎、风疹、乙肝和水痘疫苗的美国儿童比例超过90%，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比例超过80%。
那么，新冠疫苗有什么不同？当然，它们比其他疫苗更加政治化，而且网上有大量关于它们的错误和虚假信息。但是，正如我的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包括政治上自由的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和以前遵循疫苗建议的家长，不打算为他们的孩子接种新冠疫苗。
我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的观点是（这项研究借鉴了我自2018年以来对80位幼儿母亲的采访，我一直在关注她们的疫苗决定），要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家长没有动力为孩子接种新冠疫苗，我们需要了解“道德平静”理论。
道德平静本质上是道德恐慌的反面，这个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由斯坦利·科恩推广，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社会学教授。如果说，在道德恐慌的情况下，对某些现象危害的夸大或误导性宣称导致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广泛恐惧，例如据称由电子游戏引起的暴力；那么我认为道德平静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期待某些潜在的有害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但结果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恐惧。
研究有关儿童和新冠的道德平静可以帮助解释有关疫苗的犹豫不决，并显示如果提醒父母，他们的孩子应该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也许可以说服他们为孩子接种疫苗。
在美国，儿童常常被过度保护，家长们对儿童健康所面临的疯狂膨胀的威胁忧心忡忡，导致他们检查万圣节糖果中是否有剃须刀片，或为青少年吃汰渍洗衣包而感到不安（注：美国青少年把吃汰渍洗衣球作为一种挑战在网络上已经流行多年，现在YouTube上依然有青少年挑战汰渍洗衣球的视频）。如果美国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可能因新冠病毒得重病甚至死亡而感到恐慌，这并不令人惊讶。
然而，在采访中，我从参加研究的大多数母亲那里听到的并非如此。一位拥有心理健康咨询硕士学位的亚裔美国母亲说，她“可能不会”让她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数据显示，他们根本不是高风险人群”。
最近的证据表明，新冠可能对儿童构成威胁，即使严重疾病的总体风险仍然很低。例如，儿童被感染的风险似乎与成人相似，儿童传播病毒的能力比早期研究表明的要强得多，而且如果被感染，他们可能会出现持续数周或更长时间的症状。
新冠对儿童的风险比疫苗的风险要高，那么，为什么父母没有对疫苗接种产生更多的紧迫性？
我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在疫情大部分时间里，公共卫生信息向父母保证，儿童，尤其是“健康”儿童，感染、传播新冠并遭受严重后果的风险很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202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相对来说，很少有感染新冠的儿童住院，而且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的儿童比成人少。”主流媒体放大了这些早期的公共卫生信息，其标题强化了儿童，特别是健康的白人儿童更安全的观点。
这些公共卫生和媒体信息减轻了母亲们的担忧，使她们认为新冠疫苗不是必要的，即使她们之前接受了所有其他推荐给孩子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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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我采访的母亲说，她们不打算为孩子接种新冠疫苗，尽管她们自己接种了这种疫苗。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白人母亲说，她和丈夫在7月左右都接种了新冠疫苗，但不打算为他们三个12岁以下的孩子接种，至少不打算马上接种。
这位母亲说：“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这种儿童疫苗，因为你知道，我手头的信息有限，我不确定我是否该相信疫苗对儿童的好处超过了风险和未知因素的说法，如果是像天花这样的疾病，我的担忧程度会大得多。”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指的是尽管有新的信息与我们的认知相反，但我们仍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认定的东西，这也可能导致一些父母忽视有关儿童和新冠风险的新信息。
我采访过的许多母亲说，她们已经不再密切关注新冠新闻，因为她们被相互矛盾的信息淹没。一位母亲说：“我经常听我丈夫和我母亲的话，但除此之外，我已经有点把头埋在沙子里了。”这使得公共卫生专家更难分享关于疫苗的重要性或新冠对儿童的风险的新信息，也更难使这些新信息具有可信度。
家长们也可能会因为缺乏切实的激励措施而感到动力有限，如果对儿童新冠的风险关注度不高，那么疫苗可能不会立即改变他们孩子的日常生活，使得家长更加缺乏紧迫感。例如，如果接种疫苗的孩子在学校仍被要求戴口罩，或者学区已经取消了对未接种疫苗的学生的口罩要求，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去接种疫苗？
疫情发生前的研究表明，一旦父母认为接种疫苗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不是必要的，他们会更容易受到有关疫苗风险错误信息的影响，家长们可能会因此更多地权衡他们听到的关于新冠疫苗的风险（即使是不准确的）而不是疫苗的潜在好处。
与我交谈的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怀孕母亲，她是黑人，受过大学教育，她说，在新冠疫苗的问题上，她自己和孩子，都在等待观望中。她说：“他们告诉我们，我是说CDC（美国疾控中心）告诉我它是安全的，但是很多人对它有不良反应，这让人们相信它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安全，所以我真的对它仍怀有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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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补充说：“我戴着口罩，孩子们也戴着口罩，我觉得用这些方法比接种疫苗更安全一点。”
美国父母也特别容易受到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的影响，因为父母，特别是母亲，面临着保障孩子安全的压力。鉴于美国缺乏对家庭的公共投资，父母知道，如果他们不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人会照顾他们。
这种压力会让母亲们对孩子的健康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在缺乏有关儿童新冠风险信息的情况下，关于疫苗风险的任何虚假和夸大的说法都可能会触发家长们的警报系统，助长对新冠疫苗的恐惧情绪，或成为母亲为保证孩子安全所面临的压力的发泄口。
这种个人主义思维的问题在于，当每个人都注射疫苗时，疫苗才是最有效的。公共卫生专家估计，要达到群体免疫力，需要全球70%以上的人口对新冠病毒产生免疫力。为儿童接种疫苗对结束这场疫情很重要，或者至少使家庭更安全地回到熟悉的生活方式。
如果短期目标是尽快为尽可能多的儿童接种疫苗，那么媒体和公共卫生专家在动摇家长对儿童和疫情的平静感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提到任何有关疫苗风险信息的同时，都应该提到新冠对儿童构成的风险，以及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对周围人（包括已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构成的风险。
我希望，当父母考虑为孩子接种新冠疫苗的动力时，他们能够超越个人利益，关注他们的孩子如何能够帮助保护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学校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儿童接种疫苗，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家长在过去一直坚持给孩子打疫苗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疫情，并在更长的时间里避免类似的道德平静和道德恐慌，美国人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坚持把个人责任作为公共健康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