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答案：“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而乌鸦今天要谈的这个外国人，甚至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他跟当年的白求恩大夫一样，在中国，在自己的岗位上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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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报道中国，因为它可能是21世纪最引人入胜的故事。”
安德鲁·穆迪本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甚至正相反，当年在英国他是一个保守党人。
所以最初让他来到中国的驱动力，并非喜欢中国或者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之类，而更多只是单纯的“好奇”。
其实，仅仅是这一点好奇，已然难能可贵。因为他不满足于西方对中国的描述，而是要亲身来中国观察，对于已在英国报业拥有二十多年的经验，在记者圈内享有一定声誉的穆迪来说，本不必这样“冒险”。
安德鲁穆迪
他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的好奇，从年轻时候就已种下。15岁那年，当穆迪收听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逝世的新闻后，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震撼；十年后，报纸上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闻，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97年，穆迪首次来到中国，以特约记者身份报道了香港回归，后又走访深圳、广州。
亲眼看到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除了惊叹，好奇心驱更促使穆迪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如此生机？
那时作为保守人士的穆迪，并没有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妨碍他寻找答案。而要找到这个答案，他认为必须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是在万里之外的英国老家。
于是2008年，安德鲁·穆迪再次来华。
这一年夏天，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开幕式的漫天璀璨烟火昭告五洲四洋：中国，开始拥抱全世界。北京奥运会是中华民族自信、中国国际影响力达到新高度的里程碑，同时是亲眼见证这一切的穆迪记者生涯的转折点。
彼时穆迪心中仍对“共产党的地盘”充满质疑。工作机会让他接触到与外界宣传大相径庭的、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实。当他认识到这一切，穆迪那摇摆不停的心在刹那安定了：
“我正做下的决定可能会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这一刻，他决定留下来，探访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实。这一年，他在北京开始担任中国日报社英文会刊特约编辑。
了解、认识现代中国的渴望开启了穆迪在华的工作生涯。他于2009年正式加入《中国日报》，慢慢结识一批对中国同样抱有相当兴趣的学者、专家。例如日后写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和《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彼得·弗兰科潘。
据马丁·雅克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穆迪对中国的认识逐渐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从起初对中国政策产生疑惑，到马丁·雅克评价他所称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让穆迪的看法发生根本性扭转的是中国伟大的扶贫成就。
在他撰写的文章《解决贫困问题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中，他引用了自己采访南非已故总统曼德拉的前经济顾问戈尔丁得到的说法：
伊恩·戈尔丁
“中国在40多年里使8.5亿人摆脱贫困所取得的成就在西方并不被广泛承认。当你观察全球贫困统计数据时，全球进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推动的。要不是中国，我们离实现联合国所有目标的差距还很远。”
而在这篇报道中，穆迪不仅说明中国在全球扶贫上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更深层地指出中国扶贫行动给非洲带来的参考价值。
“非洲人在中国看到的是一个多层面的减贫战略，重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发展以及优先重视儿童发展和教育。中国不仅向非洲，而且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表明，这一旅程是可能的。”
不止如此，穆迪作为中国时报资深外籍记者，其视角早落在新时代中国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创新、中美贸易争端、一带一路倡议、抗击新冠疫情之战......
穆迪的报道
一个英国保守党人，转而倾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逐渐成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安德鲁·穆迪的选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不仅需要见识，也需要勇气。
穆迪相信包括自己祖国英国在内的西方人民，并不都是说不通道理的，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就可能一步步解开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于是他积极在国际舆论上为中国发声。对于外界对中国进行的诋毁与攻击，穆迪更是坚守事实，义愤填膺地予以回击。
去年夏天，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就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荒唐总结，直接被美国多家媒体描述为“新冷战檄文”。这个匹诺曹都说了些啥？他将今天的世界定义为“自由世界与暴政之间的战争”，全方位否定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甚至放言道：
“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
穆迪正面刚这位超级大国第四号人物，他写道：“他（蓬佩奥）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中国仗义执言，是穆迪真实记录当代中国的责任感的具体表现。这使他不仅敢于发文怒怼蓬佩奥，还跟自己交情超过三十年的好友翻脸：因为对方从未涉足过中国大陆，却无知地对中国事务大放厥词。
当然，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政策的坚定捍卫者，意味着穆迪本人必然受到西方舆论下不明就里的人的攻击。面对这些上门找茬的，穆迪更是让他们回去多读点书，改天再来约架。
他们给穆迪泼脏水，说他昧着良心、收了中国政府的钱。
这些人实在可笑，他们不仅不愿来了解中国，甚至都不愿花一点工夫去了解一下穆迪。
安德鲁·穆迪家境富庶，了解他的同事常把他称作“房叔”。因为他早在来中国之前，在英国有十多处房产！他大可以早早退休，在某处海滩上躺着享受生活，不辞辛苦来到中国，你们随口就黑他为了钱？
他的条件是如此富裕，却向来低调，甚至用来资助自己的事业：为了保证新闻内容扎实，他要求自己要至少采访8位权威人士，而采访这些人的国际差旅费，都是他自掏腰包。此外，要是报社人手不够，他又常常请人去做摄影师、速记员。这一来二去，在工作上花的钱大概比挣的钱还要多。
穆迪工作尤为勤勉认真，同时人缘好，不论工作多忙都会对同事有求必应，共三次被评为中国日报报社年度优秀外籍员工，在外籍员工中独领风骚，成为报社内“全体采编人员的榜样”。
与友人走在街道上，穆迪常常会感叹道，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污蔑中国。他们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中国。这里的老百姓都是多么快乐。
他平日里工作不苟言笑，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中国文化，却能很快地融入其中。那份与生俱来的热爱使他能主动加入中国大妈学习跳广场舞，搭讪中国老百姓学习方言。他时常给英国老家的妹妹写信，向她描述在中国生活的乐趣，这使穆迪的妹妹意识到：他从心底里热爱这个国家。
2019年，当穆迪荣获中国政府为外国专家所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时，他非常兴奋，在当晚的日记里，他写道：
今天是他们宣布我获得友谊奖的日子，我终于获得了友谊奖！2019年3月30日。
同年10月，穆迪报道了盛大的70周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活动。在此之前，他参与报道了中共十九大，会上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一步步亲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穆迪为这个民族所深深打动。
“我有一种明确的历史感正在塑成。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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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穆迪其实已在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前一年查出罹患渐冻症。确诊之后，穆迪只问过主治医师王丽平一个问题：“我还能继续工作吗？”
当王医生告诫他，不许再高强度工作，穆迪自豪地讲起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如果不能工作，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
自此之后，王医生只得把治疗重心放在保证他的正常思维与写作上。与此同时，穆迪没有告诉其他人自己患病的消息，直到两年后。为掩饰病情，穆迪告诉同事自己得了颈椎病。而新冠疫情期间，在家办公也为穆迪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2019年参加“友谊奖”颁奖仪式和国庆观礼期间，据他在宾馆里写下的日记：“手越来越不听使唤，公共场合还是尽量少吃东西……早饭只吃了两个香蕉。”
病情恶化使他的手指变得不灵活，照顾穆迪家政的刘阿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他系领带、扣衣扣。若有客人来拜访，则帮助穆迪梳妆打扮一番，以免让别人看出他的病况。
然而，穆迪日记上的字迹却是诚实的：十三年来，他坚持每天一页、手写日记。翻阅他后期的日记，能够很明显地发现，字迹不断变化，从连笔字变为一笔一划艰难写出的字母，再后来变为难以辨识的锯齿。
穆迪的日记
“今天早上，我洗完澡出来时，摔倒在了浴室地板上，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事。这可能是我为《中国日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除非我的情况有些好转。”
穆迪写下这段文字的日期为2021年5月22日，离他去世之日只有一个月。
尽管报社在得知他的病情后为他创造最好条件，穆迪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依然独立完成了七篇重点报道，以及写给亲妹妹的邮件。
健康的每况愈下使得他花了三个月才完成这封信，此时的他只能用两个拇指关节击打键盘。信中他向妹妹坦白病情，叮嘱妹妹不要告诉耄耋之年的父母。
他没有回到英国亲人身边。所有同事都劝他回家：“Why don't you go home？”（为什么不回你自己的家呢？）
他却说：home is here（家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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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遥远东方的傲慢偏见从未止歇，中国的红色力量崛起后，更是如此，但也始终总有西方人士愿意放下成见，来中国探求真相。
今天的安德鲁·穆迪，也被人誉为当代的埃德加·斯诺，其实他们的故事，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1928年，美国青年埃德加·斯诺怀着年轻而躁动的心，远渡重洋来华旅行。
然而，斯诺见到的，却是一个衰败、残破不堪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即使辛亥革命曾为这片大地带来曙光，也无法彻底改变中华民族这时期的窘境。刚刚过去的四一二政变，更是直接将国民革命引向失败，两党合作宣告破产。
埃德加斯诺
这一年，教员带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与朱德、陈毅所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这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消息是严密封锁的，对共产党的形象是疯狂抹黑的。初来乍到的斯诺，并未深入了解过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辗转在国民党治下最“文明”的地方：北平、上海、天津......
在他日后所著的自传《复始之旅》中，记录了自己在上海的一次遭遇：
《复始之旅》
弄堂里滚出一个浑身着火的男人。周围全是看热闹的，无一人帮忙。最后是斯诺脱下自己心爱的外套，并大喊身边的人取水灭火，才救下这个男人。然而，人力车夫向他要走了烧坏的外套，取水来的工人向他索取水钱，还有五六个人跟在斯诺身后，向他乞讨。斯诺最后气得夺过外套，离开之时，身后仍有人嘲讽说“这个外国人脑子坏了”。
麻木的中国底层国民与他们的悲惨遭遇，成为他著述时无法忘怀的剪影。以至于多年之后，即便斯诺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声名鹊起，可记载斯诺彼时心境的《复始之旅》却不忍卒读：
随着见识越发丰富，斯诺便愈觉得国民党之不可靠。他很快发现，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有的领导工人阶级与当局作斗争；有的带领北平学生走出学校，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但更多的这样的人，已经跨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工作生活。
这张教员的照片就是由斯诺所摄
在各方帮助之下，斯诺突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采访苏区的西方记者。其实在进入苏区之前，他仍忐忑不安，但好奇心还是驱使着他去探求真相。
事实总是最具有说服力，在长期的实践后，他与中共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打算根据所见所闻，以局外人视角向外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的真实情况。在这期间，斯诺本人甚至被国民党报纸谣传“已遭土匪杀害”的死讯。
当斯诺的访谈稿件、照片被寄回美国，《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很快问世，在世界范围引起巨大轰动，外界对中共的不实之词被击破，极大地扭转了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的在白色恐怖宣传下的形象。
后来的全国胜利为我们所熟知。斯诺归国后，仍心系第二故乡中国，热衷于国际事务，并对新中国展开了数次友好访问，常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见报。然而，受美国战后麦卡锡主义影响，斯诺举家移民瑞士日内瓦。
在他生命的暮年，曾多次作为中美寻求关系正常化的中间联络人被两国领导人召见。但如同安德鲁·穆迪在中共建党百年的前几天去世一样，埃德加·斯诺最终去世于1971年尼克松访华的前一周，未能亲眼目睹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斯诺曾在自传中写道，自己1928年来华，原本计划只在上海停留六个星期，没想到一待就是十三年。而在斯诺进入中国的90年后，英国记者安德鲁·穆迪也将如他一般，为报道中国倾尽十三年心血，直至生命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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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穆迪在北京家中去世四天后，一篇题为《新时代的潜力》的署名文章，7月1日在《中国日报》“建党百年专刊”上刊发。
“未来的中国，将以富于远见的发展理念和卓越的治理能力，继续成为人类发展前路的引擎”，文字绵延着他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构想。
如果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革命者、国际主义者们，几乎无一例外是工作狂，从小说里的保尔，到革命年代来到中国的斯诺、史沫特莱，再到现今的穆迪、弗尔切克，无不如此，因为他们不是为老板工作，是在为承载自己理想的人类事业而奋斗，而他们的事业，也正是这世上最难之事，必要倾尽全力。
乌鸦之前介绍过的安德烈·弗尔切克
《大地的女儿》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毕生为中国抗战、革命事业而奔波，在麦卡锡主义迫害下被认定为苏联间谍，染病后仍坚持写作朱德传记，遗言“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另一位《百万农奴站起来》的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样经历坎坷，曾广泛报道苏联与中国的革命成就，70年代冲破层层阻力最终在中国定居，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两位女士与埃德加·斯诺齐名，因名字中都带有相同字母S，被我国国民称为3S。
三人的遭遇是有一致性的。一方面，他们三人都是纯粹的国际主义者，对左翼运动特别是红色中国的广泛报道让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另一方面，三人回国后都遭受国内反共思潮的迫害。
反动势力的做法古今一道，现在他们仍在黑安德鲁·穆迪“收钱吹中国”，与当年指责斯诺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报纸的招数如出一辙，根本无视斯诺是冒着杀头的风险才来到苏区的事实。
无论“埃德加·斯诺”还是“当代斯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他们的贬低和攻击从未休止。
法国《世界报》于今年五月的新闻报道
“有用的白痴”是政治学术语，常常在西方语境下被描述为接受共产党洗脑、摆布的左翼宣传分子。这样看来，在西方语境下，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近当代政治、历史，都能够通过意识形态变得非黑即白，只有反华反共，那才是他们眼中“正确的大聪明”。
前面说到了，斯诺和穆迪观察报道红色中国，开始时并非出于对革命的同情，而源自单纯的好奇。别小瞧了这好奇，它至少意味着放下自以为是不容置喙的傲慢，尝试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去探索事实，这正是西方主流眼中的“聪明人”做不到的。
“智叟”和“愚公”孰是孰非，不是已经有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