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曹利群,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的戏由我开场,我是它唯一的演员;当它落幕时,我是它唯一的观众。


——安东尼奥·波尔基亚


无论就个体还是整体而言,人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核心观点贯穿了昆德拉的全部作品。法国传记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一书中,开宗明义地给出这个结论。


就在人们辨析他是作家还是小说家身份的时候,昆德拉早就做了自我认同。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已经超越了践行一种文学体裁,而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被背叛的遗嘱》)


因此,布里埃在构架这本传记时,独具只眼地关注到昆德拉创作背后的音乐逻辑。由此入手,便不容易掉进昆德拉不愿意让人们落入的陷阱。


二重奏、四重奏与复调


早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写作之始,作者就在自序中说,这本小说是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二重奏。这以后,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四重奏、复调、主题与变奏等音乐术语不断地被引入。


实际上,在作家关注历史和个人,艺术与意识形态,存在与遗忘,叙事和抒情,风格的轻与重等不同角度时,背后的逻辑基础都与二重奏的逻辑暗合。即便是某些为人诟病的情色场景,也混杂着天真与猥亵、诱惑与反感等既对立又混杂的情绪。


和很多先锋小说的信马由缰相反,昆德拉的这部声名大噪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却采用了十分严谨的结构。由此联想到室内乐中的四重奏。


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以视为四重奏中的四种乐器的代表:托马斯代表第一小提琴,特丽莎是第二小提琴,萨宾娜是中提琴,弗兰茨是大提琴。四个人物宛如四件乐器,随着故事的推进,穿梭在作品当中,互为性格的衬托。虽然托马斯和特丽莎之死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而在后面的几章里,又由次要的主题转为主要的主题。托马斯窗前凝视和萨宾娜的圆形礼帽仿佛是基本的动机,在小说中不断的重现,每次重现的意义却又各不相同。


章回题目当中两次提到的轻与重、灵与肉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永劫回归这样一种隐含的视角。他引入公元前六世纪巴门尼德提到的那个难题:世界似乎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与黑暗,优雅与粗俗,温暖与寒冷,存在与非存在。若真是这样判断的话,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区分实在是简单幼稚。


于是昆德拉这样回答我们:“如果永劫回归是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但这仍然是个疑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轻重、灵肉的对立是最神秘,也最模棱两可的。昆德拉在小说中就用这样的哲言直接挑明了问题的难以索解。


1909年,昆德拉的父亲卢德维克成为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学生,之后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


1934年,米兰·昆德拉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钢琴与作曲。也曾经为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写了一首四重奏。正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所叙述的那样,这首四重奏的结构预示了他未来小说的结构,即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复调,多个统一的主题,将乐曲内容与异质风格连接在一起。


1960年代后,虽然他成为小说随笔作者,似乎割断了与音乐的联系。然而正如布里埃所说,音乐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不仅涉及内容,更涉及形式。昆德拉在1984年也向贝尔纳·皮沃表示,“我背叛了音乐,可当我构思我的小说时,某种音乐的东西始终在我的头脑里。”


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小说家不同,昆德拉经常是“听见小说”。他的大部分小说都符合一种音乐原则——复调:相对于主调音乐一个声部是旋律,其他声部都是伴奏,复调是几个同时发生的人声或器乐声部对位性地(清晰地同时述说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的音乐。


从小说创作伊始,昆德拉就很在意小说创作新的方式。到了《笑忘录》,他终于创造了他所寻找的复调方式。就是说,作品的每个部分都向前面的部分投射出新的光亮,而只有在最后一部分,才赋予全书的完整的意义。自此以后,复调成为了他小说的基本结构。


《玩笑》中,主人公卢德维克的复仇构成了全书的主线。围绕着这个情节,纠缠着相互关联的人物。每个人物都会在一个和多个部分以独白的形式呈现。直到最后,才把卢德维克、亚罗斯拉夫和海伦娜三个人合在一起,构成了全书唯一的“合唱”。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有助于在不同的“光线”下,展现人物的不同性格。


以卢德维克为例:对于他的描述“在充足的光线下——从内部也即他自己的独白,和外部也即他人的独白中被照亮。”每个人物都被一定强度的光线,以不同的方式被照亮。在一次和友人的谈话中,昆德拉透露了他所谓的小说的炼金术。就是在相同的叙事中,讲述好几个故事。而这些故事不由人物、也不由因果关系相互联系,而是各自构成一种文学体裁,包括随笔、叙事、自传、预言和梦。把这些看似不协调的元素统一起来,让它们最终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这是小说复调另外一个层面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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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刘云虹 / 许钧 译

雅众文化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


主题与变奏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格外关注到塞万提斯,自他起,很多小说家都在尝试打破叙事的线性结构。


作为另外一种叙事方式,昆德拉采取了主题与变奏的写法,在更普遍的文学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这个术语。在音乐中,主题即是将旋律的某个片段作为原型,继而在旋律、和声、节奏、调性、音型和织体的某方面或几方面进行发展变化。这个过程即为变奏。


在与诺尔芒·比隆的谈话中他这样表达道:“我始终力图以音乐原则来充实史诗原则。以《告别圆舞曲》为例,在小说结构的底层,一个带有悬念的、史诗般的故事逐步展开。第二层是一种音乐构思,某些动机不断重复,变化,改变,回转,几乎每句话都能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找到它的反射,变体,复制和回应。”


《笑忘录》一书当中,昆德拉脱开小说的叙事,竟然谈到和晚年的父亲在散步时讨论的音乐问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家用手指着贝多芬第111号奏鸣曲的谱子,试图用并不清晰的口齿告诉昆德拉:晚年的贝多芬对变奏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粗看起来,这好像是所有曲式中最肤浅的一种。充其量不过是技巧的卖弄。与其说它适合于贝多芬,不如说更适合于一个花边儿匠人。但贝多芬在其中灌注了他最完美的沉思。把它变成了一种最杰出的曲式。


《笑忘录》的第六章中,昆德拉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他这本书是以变奏曲形式写成的小说。书的各个部分串联在一起,就像步步深入的旅行,导向一个主题,一种思想,一个唯一的场景。其意义却消失在远方。


实际上,在这部关于女主人公塔米娜的小说中,无论男主在不在场,都是为塔米娜而作的。她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是主要听众。其他的故事不过是她的故事的变体,像镜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折射了她的生活。一个主题就是一种对存在的探寻,昆德拉如是说。


这部小说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汇之上,就是遗忘、笑、天使、力脱思特和边界。在小说的进程当中,这五个主要的词语被分析、探究、定义,重新定义,并因此转化为存在的范畴。此外,有的主题又会细分为动机。


例如《生活在别处》中的“冷”。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昆德拉隐约知道雅罗米尔会因为受冻而死。这不是一种象征,而是一个固执的想法。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冷的概念伴随着整个叙事。作为动机,“冷”在这部小说里被反复了好几次。这就是音乐构思。有了某个动机,然后这个动机在变奏中不断被重复,每次重复的方式又有所不同。


流亡是昆德拉小说中的另一个基本主题。于是记忆与遗忘,远行与回家就是这个主题的双重变奏。昆德拉本人离开捷克之后,这一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告别圆舞曲》中,雅库布移居国外,流亡主题就已然出现。


布里埃指出,在《笑忘录》一书中,塔米娜就是一个流亡的捷克女人。她时刻注意唤起自己的记忆,不要遗忘了祖国。而她死去的丈夫,就是祖国的化身。至于接受了她的法国,对她而言似乎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充其量是投射记忆的一种布景。


在现实生活中,出于某种私密、隐蔽的原因,昆德拉始终没有选择回归。尽管回归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昆德拉也举了几个反例。比如雨果流亡19年之后还是回到法国,索尔仁尼琴离开苏联,20年后也回到了人生的出发地。但是在拒绝回归的艺术家当中,昆德拉特别举出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例子:这位作曲家一生都在不同的国度游走,既有艺术,也有历史迫使的原因。而最终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唯一的祖国,唯一的归宿,唯一的家。


布丽埃套用了昆德拉的这种总结,认为昆德拉自己的做法也属于用艺术的回归取代国度的回归。他要求确认的身份既非出生国捷克,亦非移居的法国,而是个体身份的认同,这就是小说家。至此,主题已经升华,超越了遗忘与记忆,远行与归家。


布里埃看到昆德拉流亡中的两重性:一是对失去的天堂的思念,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恐惧。对于流亡者而言,故乡已经成为了没有自己位置的地狱。


而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故乡文化传统的断裂。捷克文化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消弥不见,这造成了他和故乡情感的必然断裂。“反讽、自我嘲讽、卡夫卡、好兵帅克,通通都不见了。”


于是昆德拉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建或者试图恢复捷克文化的本质。即便是他用法文创作的小说,也依然有捷克文化的底色。


主题之外


如此频繁地在小说中涉及音乐的作家并不多见,用音乐的结构来构造小说更是罕有。在昆德拉眼中,音乐也是一种小说的叙述。


在《玩笑》的第四部分中,作者突然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南摩拉维亚音乐的历史特征,与前后的情节几乎毫无关系。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主题之外的插入,布里埃试图解开这个谜。


在书中,昆德拉穿上了雅罗斯拉夫的外衣,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南摩拉维亚的音乐传统和文化掌故。指出这些巴洛克音乐的大小七度、上行音阶与古老的瓦拉几亚音乐完全相反,后者是用增四度音程、希腊的吕底亚调式写成的。这种调式与和声的独特性向西方的音乐传统发起了挑战:以小调开始以大调结束。


昆德拉尤其看中摩拉维亚民歌,他借用巴托克的说法:民歌或民间仪式是一条历史的地下河,它保留了许多被战争革命和残酷的文明毁掉的东西。使我们能够通过这条隧道遥望那遥远的过去。所有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作曲家都是在作品当中表达自己,而民歌却把人民引到了一处。


昆德拉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钟乳石。年深日久,一点一点地形成新的纹样和新的状态,民歌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每个时代的歌手都增加一些新东西。然而这些无名的创作者,却永远的消失在这些民歌的背后,这让昆德拉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


收割的歌、忏悔节的歌、圣诞节的歌、翻草歌、跳舞歌、葬礼歌甚至情歌,他们都是集体仪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这种集体仪式当中,民歌才具有确定的位置。


悖论在于,资本主义摧毁了这种集体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绑架了这种方式。从而使民歌失去了本色。布里埃概括地说,作为欧洲最古老的艺术门类,这些音乐远远不是某种副现象,它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是一种指南针,看似可有可无,却埋下一个文化的背景和一条思想的脉络。


数字七


前面说过,昆德拉最初的主要小说都是七个部分。这让人联想到,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作曲家所写的晚期四重奏。他们突破四个乐章的旧有形式,而写成七个乐章。贝多芬第131号弦乐四重奏就是最杰出的范例。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特意提到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也就是F大调第135号创作的故事。透过戏剧形式不断建构紧张感,不断突破和超越、不寻求调和、疏离孤绝的贝多芬,竟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分写下这首本质是喜剧的作品。如同他的第八交响曲,音调充满了笑声和讽刺,让人想到海顿和莫扎特。


这笑声自然非比寻常,甚至难以定义。并非完全无忧无虑。有点像老迈的舞台的丑角,最后的鞠躬幕后,微笑着自嘲地走下舞台。现实生活当中的欠债还钱,这样一个戏谑的动机让他写了这样一首作品。


必须如此吗?必须如此。掏出你的钱来。这首卡农让他解决了F大调四重奏终曲的问题。必须如此吗?这个乐句为基础的庄严的影子,让音乐具有玩笑的一部分。看穿了,分明是喜剧的悲剧修辞。就像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让普洛斯彼罗把他的魔法道具抛到海中,就此与他的艺术道别。贝多芬的最后乐章甚至没有道别,早先已开始新的交响曲和五重奏。他没有预料到最后的死日,直到鹅毛笔从手中滑落。


在众多追随贝多芬的作曲家中,一些人想要仿效其最后慢乐章的庄严与深刻,却鲜有人认识到F大调弦乐四重奏末乐章的意味。似乎没有人通过贝多芬最后的作品来探寻回望莫扎特传统的可能性?借助于这个传统,最严肃的事情最终能以并非庄重或矜持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这里有一个戏谑与沉重,重与轻的转换。


当乔叟笔下的特洛伊罗斯被杀害时,他那如释重负的灵魂,快乐地旅行到第七个天体(数字七)。他在那里俯瞰着地球:


终于,他遇刺身亡,他的目光凝视下方。


他的内心嘲笑着深沉的悲哀,因死神如此迅速的降临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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