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EY BURTON
作为一名管理对华关系的美国外交官，经常有人问我：“我们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力？”中国政府总是在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从伊朗购买石油、在柬埔寨建造港口、关押异见人士——或者不做我们认为它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对朝鲜实施制裁，或者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我们一直在思考可以动用什么样的大棒或胡萝卜来改变中国的行为。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对我们的影响力不足以“改变中国”以及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它的挫败感由来已久。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加剧了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为影响中国的行为而加强和使用影响力的需求前所未有地迫切。
于事无补的是，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交锋时已意识到美国的软弱。如果能把新冠病毒疾病成功地控制住并重振美国经济，将有助于消除这些印象，改善拜登手中的牌。不过，这还不足以让华盛顿拥有针对北京所需的优势。
拜登政府对付中国的主要方法是动员其他国家与美国一起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与北京对抗，从人权到技术，再到台湾。但制定明确优先事项上的困难，最终可能是拜登失败的原因。
如果每个都是优先事项的话，就没有优先事项了，而且，一个不断变化的紧急问题清单会使影响力消散。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把注意力集中在贸易逆差上。尽管这样做是否明智有待商榷，但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与中国达成了初步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可能会稳定两国关系。
与中国打交道时，拜登应该注意，要优先考虑美国能与中国取得实际进展的问题：贸易与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及限制危险武器扩散的问题。
我们需要管理补贴和技术的新贸易规则，也需要阻止自主武器的扩散以及限制其使用的规则。拜登政府的目标还应该包括为全球能源、建筑和交通系统订立遏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
为了得到所需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让中国看到一个有有利结果的前景，对北京来说，这可以从发展一种他们认为更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开始。美国官员经常说要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但制裁和关税通常并不会让中国改变政策。产生过改变政策结果的是，与美国建立更稳定的建设性关系的前景，这可能是特朗普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背后的推动因素。就目前而言，中国在谈判桌上看不到这种前景。
中国看到的反而是，拜登政府将中国的一切作为目标，从它在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到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好像中国所做的或制造的一切都是能打破美国设防的潜在特洛伊木马。
这种做法不仅有违拜登政府的一贯主张，即根据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好处为基础来确定外交政策的优先次序，也让北京认为我们关心的问题带有政治色彩而不予理会。这让我们在谈判影响力最事关紧要的问题上冒下空手而归的风险。如果越轨行为的清单无限长或没有改善的前景，中国政府就没有与我们谈判或改变自己行为的动机。
同样，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也会让其他国家更难采取与我们一致的做法。拜登说，他想在改变中国的行为上与我们的盟友合作。但在推动一个模糊不清的“抵制中国”努力上，拜登政府没有考虑到美国的盟友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有些国家不会提出人权问题，有些国家不会回避中国的技术，或不会加入一个针对中国的安全集团。有些国家不想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或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提出异议。
为了得到联合影响力的优势，拜登必须认识到盟友关心的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首先与他们在议程问题上达成真实而不是不成熟的共识。这需要时间、艰苦的工作和妥协。
在有针对性的联合压力下，在美国将采取建设性做法的承诺下，中国会有动作。但中国最近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坚持零和关系的话，中国看不出与美国接触有任何意义。来自白宫的信息没有留下太多的乐观余地。
拜登政府曾说，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寻求的是“在战略竞争中取胜”。拜登政府正在建立联盟，从军事上威慑和遏制中国，并经常公开批评中国的行为。因此，除非发生某种变化，有更令人信服的激励措施出现，否则我不认为中国会改变行为。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影响力，与中国意见不一的领域将会继续存在。中国对人权的保护非常糟糕，对本国公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异见人士采取虐待做法。同样，主权问题——比如台湾——是国家的试金石；这些问题可能继续是美中关系摩擦的来源。
当然，虽然拜登应该继续指出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或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施压，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让中国改变做法的能力微不足道。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一定不要浪费美国能得到的影响力。制定明确的优先事项，确保中国知道在谈判上取得进展将带来一种建设性关系，这是必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