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痛斥公司管理层不体察员工冷暖，也提醒我们一个透心凉的事实：北京最低温度已跌至零下。
眼下不过十月，本是首都一年最好的时节，却俨然凛冬将至。
极度寒冷中，北方人民苦等集中供暖能提早，不太好的消息却接踵而至。
气象学家提醒：受拉尼娜现象的强大影响，今年冬天全国多地气温或创最冷记录，供暖压力陡增。
内蒙古、甘肃等地居民反映，今年取暖用煤价涨超2倍，其中内蒙古巴彦淖尔煤价最高达到去年同期的3倍。有人忍不住惊呼：“我活了50年没见过煤价这么高！”
限电风波刚刚散去，供暖不能再有任何差池。千钧一发之际，发改委一锤定音，要求所有煤矿四季度满负荷生产，明确将干预煤价，以“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问题的关键在煤。这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能源，到底怎么了？
这两年在碳中和的历史宏愿下，各种新能源概念让我们心潮澎湃。
可就在上个月，大限电席卷了全国超过20个省。
医院停电导致氧气紧缺，红绿灯全黑造成交通瘫痪，水厂停电导致大面积停水，辽宁一家企业因限电导致设备停机煤气泄漏，造成23人中毒。
缺电原因并不复杂，与阴谋论与大棋论毫无关系。除了需求侧用电激增，另一个原因来自供给侧——煤不够了。
这样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纵然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它新能源概念如火如荼，但眼下，火力发电依旧是扛把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能源结构中，火力发电量占71.9%。在火电中，又有超过九成依靠燃煤发电。
看到这里，相信你和我有一样的疑问。从小地理课本就告诉我们：中国煤炭储量丰富，山西更有“煤海”之誉，中国怎么会缺煤呢？
事实上，经多年开采，中国已经让出了全球煤炭储量第一的宝座，但煤炭开采量依旧稳居世界第一。按照现有开采速度，还能开采大约40年，远低于美俄等国，届时中国最好已经实现了碳中和。
那么，现在为什么缺煤？
由于煤层深浅有别，开采技术有差距，导致不同地方的挖煤成本不同。比如印尼、澳大利亚等国的煤矿易开采，直接压低了煤价。而且人家出产的煤非常适合作为动力煤。
有时候，进口煤价可能比国产煤更便宜。
中国城市和产业分布比较特别。美国加州学派开山之作《大分流》发现：清朝时期中国煤矿主要分布于北方，经济核心区却远在江南与湖广。资源区与经济区的分离直接制约了清朝的工业化步伐。
这样的分离延续至今，当下中国工业最发达、用电需求最大的是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最丰富的依旧是北方。为了突破瓶颈，国家真的操碎心了。
这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不只是运煤铁路，更是工业血脉。可基建狂魔只能解决运输通道的问题，却很难再压低运输成本。
之前我在多篇关于海运的文章中写过：通过一次次集装箱革命，海运的物流成本已经摊薄到可以忽略不计。
说白了，从东南亚、澳大利亚进口煤走海运，比我们自己在北方挖煤、运煤到南方更便宜。
于是乎，我国每年会进口一定量的煤主要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电，其比例约为10%，有些沿海城市甚至直接把火力发电厂建在卸煤的港口旁边。
煤属于大宗商品。近来几乎所有大宗商品纷纷进入暴涨周期。加上国外主要产煤国各种天灾人祸(比如印尼水灾)影响了煤炭开采，这些都直接推高了煤价。
涨疯了的国际煤价，通过中国那10%的进口煤需求，传导到国内。加之中国优异的防疫表现，全球都指望世界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生产需要用电，发电需要烧煤。
于是，就有了缺煤、限电的情节。
缺煤、少电并非没有征兆。
2017年5月，包括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四大发电集团所属的宁夏分公司在内的7家火电企业联名向宁夏自治区经信委递交了一份《关于近期火电企业经营情况的报告》，上书煤炭成本显著增加导致火电企业不堪重负，要求降煤价。
当时《能源杂志》直言：宁夏暴露的煤电矛盾仅仅是个开端，类似问题或将在其他省份持续上演。
今年9月初，一份给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请示书》在网络流传。内容是随着煤价大涨，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部分企业已出现资金链断裂。
联名的11家企业包括大唐发电、国电电力、京能电力、华能集团、华电集团与华润电力等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及其分公司。
其实，这样的戏码曾反复上演。
一切还需要追溯到2004年，中国电力行业先后完成”政企分开“和”厂网分离“两轮改革，可以说摸完了所有石头，进入深水区。
同年，发改委发文开启电价市场化改革，核心是“煤电联动”，希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电价与煤价“一个计划一个市场”。可相比煤价的波动，电价调整频率明显偏低，症结就此留存至今。
上个月大限电之后，“市场煤、计划电”的大讨论再度热烈。
煤炭价格随市场，电力属于民生和公共事业，价格需由发改委点头。火电厂和发电企业既是商业机构，又要服从“看不见的手”的调控。
于是煤与电在之后的近20年中，数次相爱相杀。
从历年盈利表现就不难看出，彼此悲喜有时并不相通，有时候你的快乐甚至建立在他的痛苦上。
就拿现在来说，煤企赚得盆满钵满。但电厂发一度电赔两毛，含泪赔本维持现状都够呛。
饶有意味的是：煤企大多为地方企业，而发电集团主要是央企。这似乎又带了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隐喻。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欣指出：国家对市场化电力交易的改革以及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的要求使得煤电企业在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以火电行业龙头华能国际为例，公司具有优质资产，历史上仅在2008年亏损过39亿元，但股价从2016年起开始了漫长的下跌过程。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醒：电价涨得过多，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都承受不了。但也不能只让燃煤发电企业单独承受冲击，影响其生存能力，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煤电企业甚至在未来几年都缓不过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来说，这种冲击太大了，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寻平衡。
今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特别强调：在涉及到关乎亿万老百姓生活的领域，要警惕“一刀切”或者“运动式”的搞法。而在社会舆论经常渲染“大是大非”的当下，尤其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前面。
除了煤电、央地企业博弈，人们对煤炭的认知中煤老板的影子从消散，他们的传说往往带着暴富与香艳的色彩。
传闻在光景好的时候，煤老板们出入各种高档会所。北京当年最高档的燕莎，煤老板扫货几十万的表和包如风卷残云，让售货员瞠目结舌。
买奢侈品花不完巨额财富，一位神木煤老板给儿子买了一辆300万的宾利，刚开出店就撞坏了。于是进店重新再买一辆，如买萝卜白菜。还有一位山西煤老板一口气买了20辆悍马，吓得当地某位官员警告煤老板要低调。
外人质疑这是堕落的暴发户，他们满不在乎：以前穷，现在有钱了还不好好享受，人活着不就图一个高兴吗？
与同样著名的温州炒房团不同，煤老板买房喜欢全款付现，成片买，自己不住，也不出租，就空着。他们在北京有多少家产，也许连他们自己也数不清楚。
煤老板们与娱乐圈、影视圈有着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
煤对于国运的严肃性，就这样被误会与消解了。
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任国家领导都认为是煤炭造就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可以说，煤炭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性。
孙中山早在1920年就提出到煤炭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核心称煤炭是“现代工业的支柱”，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煤炭再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键所在。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工业的粮食”，对应列宁将煤炭指为“工业的面包”。
改革开放初年，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国家鼓励煤炭大省加快产业发展。民营中小煤矿入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就是“煤老板”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
不过，伴随着生产无度、矿难频繁，在一轮一轮的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之后，煤老板终于谢幕。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互联网兴起之初，煤老板们还试图杀进这个新兴产业，抓住一丝往日辉煌的尾巴。
2009年，几位煤老板合资成了盟动力，个人资产在2亿以上，最高数额达20亿。并跟随美团，成立阿丫团购，占有率最高为全国第6。
当王兴拿着华尔街和硅谷的风投烧钱补贴时，一位煤老板不屑一顾，认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烧1亿根本不算个事。”
随着补贴大战继续，靠掏自己腰包补贴的阿丫团购顶不住了。阿丫团购最终倒闭，投入大的一些煤老板也黯然破产。
上个月电荒后，国家发改委要求所有煤矿四季度满负荷生产。依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山西、内蒙古、陕西公布今年四季度煤炭长协保障供应量约1.45亿吨。
不过这一切，与当年叱诧风云的煤老板们再也无关了。
根据保供稳价座谈会要求，中央企业要发挥保供稳价带头作用，重点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用煤需要，多签中长期合同，严格执行中长期合同煤炭价格，带头降低市场交易煤价。
国家一套组合拳下来，今天直接把全部12个动力煤期货合约捶死在跌停板上。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表示：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的稳定，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煤炭能影响国运。但中国深知，所谓的国运，更系于14亿中国人的命运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