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下午15时左右，在公安、武警的围布下，犯罪嫌疑人欧某中在平海镇上林村附近的一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
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最终，他名字前面的几个字，
被永远定格在了“犯罪嫌疑人”。
天色阴郁，平海镇四处张贴的通缉告示正被撤下
当地镇政府悬赏“尸体”的5万元，
最终，无人拿到。
发现破案重大帮助线索的，予以奖励2万元；
如发现有不明尸体，经查证是欧某中的尸体，将一次性予以奖励5万元。
随着又一条人命的终结，
这起性质恶劣的杀人事件，或将盖棺定论。
人死了，有些秘密将永远封存，
但留给世人的思考，还在继续。
0 1
欧金中，究竟是个什么人？
平海镇，位于莆田平海湾，东南两面临海，下辖20个行政村，上林村便是其中之一。
55岁的欧金中一直生活在此，卖鱼为生。
30年前，他救过人
被救者当时年仅6岁，背着大人偷跑到海边玩被大浪卷走，被路过的的欧金中冲入深海舍命救回。
事后他大病一场，却退回了孩子家的谢礼。
两家人直线距离不到1千米，
他说，都是邻居，应该做的。
10月14日，有网友称自己就是当年获救的男孩
30年前，他伤过人
然而，就在欧金中救人的同一年，
他因持械伤人，收到过法院的刑事裁定书。
这张1991年莆田县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上写着，
“被告人欧某忠，男，二十二岁，汉族，务农，住本县平海乡上林村。因故意伤害，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被逮捕，现取保候审在家。”
当时，因为一块田地与邻居起了争执，
欧金中（忠）用钢钎将邻居的右手打到骨折。
这两件事情发生1988年-1991年，
当时的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天使、魔鬼，在身体里撕扯，
伤人、救人，全在一念之间。
身高1.80米，文化程度不高
5年前，欧金中花600元购买了一部红米智能手机，因为不会用手写输入法，名字“欧金中”被写成了“欧全中”。
但是他不在乎，他只想增加曝光，甚至付费开通了微博会员。
之前和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他曾多次向当地官媒、自媒、市长热线、信访部门和法律咨询机构求助过。
他的多封求助信，都错字连篇。
“市长”写成了“市才”，“栖身”写成了“凄身”，“充当”写成了“允当”……
警察来过多次，
但他没有得到期盼中的结果。
“他是一头倔牛”
这是村里一位老乡对他的评价。
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如意。
他和前妻很早就离了婚，早些年因为中间夹着4个孩子，前妻还时常来帮衬。
后来，大女儿外嫁、二女儿迁出、小儿子上大学，家中越来越寂静，欧金中也越来越瘦削、沉默。
后来兄长去世，大伙几乎再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虽日渐沉默，但他的心里始终燃着一把火。
事发后，有记者走进了他的雨棚，一张摊开的烟盒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媒体、信访、纪委、公安等各个部门的联络方式。
他天天都在端详，挨个打了个遍，
却始终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欧金中烟盒上的求助电话
10月10日，台风造访福建莆田，
大风刮飞了他栖身雨棚的一片铁皮，
也引爆了他心底深藏多年的炸弹。
0 2
10月10日，台风过境后的正午，
欧金中雨棚上被刮飞的铁皮砸到了邻家的菜地，
多年积怨、瞬间爆发，双方发生了激烈口角。
55岁的欧金中，持刀砍向了邻居一家，
祖孙4代，2死3伤，包括一名9岁男童。
监控显示，杀人后，欧金中迈着趔趄的步伐，独自前往山中。
案发后，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张照片
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刺痛了很多人的眼，
很多人也因此认定了“被害者家”是村霸。
然而，真的是“村霸”吗？
当记者走进ICU，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被害人家仅剩的三人，2人仍在ICU监护，9岁的孩子喉管被割开、手掌被割裂，肩胛骨骨折，情状之凄惨，令人揪心。
幸存者哭着说，“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在村委会工作，也没有一个人在政府部门有一官半职，怎么会是村霸呢？”
欧父身高约1.7米，村民评价其“老实巴交”，今年一直不常在家。
“凭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个女人，一个9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当村霸？”无一官半职，无体能优势，是因为有钱吗？
受害者家属称，“我们家自己建的房子，建了很多年，外层装修是这一两年才搞起来，里面还没有完全搞好。”
记者问，条件一般，房子盖得挺高的。
一位村民称，“三层高的房子在村里不少，就是我家邻居的房子，也比他们家高很多！”
当地正在建的房子
和中国很多地方一样，莆田人的传统观念里，人生最大的三件事——“结婚、生子、盖房”。
大宅、新房，象征着家族兴旺、光宗耀祖，
为了这层面子，“只盖不住”的情况屡屡发生。
老陈，是当地负责农村建房手续审批的村干部，他叹口气说，
一些有钱人即便在外买了商品房，全家都已搬走，也一定要在农村老家的宅基地把房子建起来。
条件一般的人家还会举债盖房，盖好了不住就出门打工……
当地不少楼房的框架已经陈旧，并未装修，无人居住，门口杂草丛生，外表长满青苔。
当地正在建的房子
案发后，还有人在网上想当然称，
“欧金中还是善良的，留下了孩子的命。”
但实际上，医护人员称，孩子受伤极重
“小朋友的喉咙气管被割断，手掌被断开，要不是抢救及时很可能当天就没命了。”
案发现场极为血腥惨烈，
“房间里一地血，欧明母亲身上都是血，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多处中刀，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死不瞑目。我们家好几个亲戚当场都晕倒。”
一家四世同堂，被砍死的是母亲和爷爷，
重伤的是儿子、孙子和奶奶，
没有任何心慈手软，
惨剧背后是四户人家20多年的纠葛。
0 3
在莆田建房，需要填写一张“四邻协议”。
也就是说，您想盖新房，需要征得正北、正南、正西、正东四面邻居的户主签字，再经村两委审核后提交乡镇规划建设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之后再上报区政府审核批准。
然而，这张薄薄的纸，难倒了无数人。
农村建房四邻确认书
欧金中建房，遭到了3面邻居的反对。
第一位邻居，欧某贵。
事情最早发生于1995年，当时欧金中还没离婚，妻子的姐姐嫁给了一户有钱人，全家要迁走。
靠着“连襟”的情面，姐夫同意将“名下土地”无偿赠予欧金中盖房。
然而，姐夫还有个亲兄弟，
这块地，还有弟弟的一部分。
于是弟弟不高兴了，
欧金中盖房时，双方曾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
两人都受了伤，也结下了仇。
虽然当时，欧金中还是把房子“硬盖”了起来，但也为日后结下了一个冤家。
再建房时，某贵不签字，
两人土地纠纷面积100平米。
第二位邻居，欧某勇。
两家的矛盾也是历时多年，
据村里老人们称，当年欧金中在盖房时，挖到了大勇家旧宅的另一侧山坡，引发了不快。
随后村里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画地为界”。
后来，欧金中没未按协议执行，双方再起争执。
邻里间的矛盾在2017年再次升级，
那年，欧金中拿到了政府审判，要旧房新建，
大勇全家多次阻止。
2020年3月15日，大勇的爷爷在阻止欧金中建房途中意外身亡。
大勇提起民事诉讼，矛盾成了死结。
两人土地纠纷面积11-12平米。
第三位邻居，欧某发。
两家的矛盾始于2016年。
这年2月，欧金中向政府申请旧房新建，在旧房还未拆除时，他就用石头将旧房西南侧围了起来。
老发家认为欧金中“砌坡”占了自己家的地，双发因此爆发了激烈争吵。
其后村里曾派人协调，提出欧金中一次性补偿老发家2000元，或将路南一块地交由老发家使用。
但双方均不同意，咬定“不可调和”。
事情被一拖再拖。
两人土地纠纷面积6-10平米。
就这样，欧金中的新房之路坎坷不已。
2017年，他曾试图将建房位置从东移到西，被工作队发现后叫停整改。
2019年，他再次鼓起勇气建房，三位邻居出来阻挠施工，要求“不解决问题不能施工！”
就这样，欧金中在雨棚中一住几年，
他的新房梦，越来越遥远、绝望，
在这种绝望中，他选择拿起了刀，
三位邻居中，老发家与欧金中的纠纷时间最短、面积最小，却伤得最重，血流成河……
0 4
这其惨案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曾和一位电台法制节目的律师聊天，
他说自己曾告诉导播，
有一类电话最好不要接进直播间：
农村土地问题。
他说，这类电话本根无法在短时间内解答。
“这是一个太过庞杂的内容，在几乎中国所有的农村地区都存在，很多都已年代久远，双方又都拿不出证件。很多冲突涉及几代人的恩怨、纠纷、人情、经济因素，太多“说不清、道不明”，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不作为、偏私欺人的村干部当然大有人在，但想管却没法解决的情况也很多很多，想解开多年的死结，谈何容易？”
案发后，10月16日，莆田秀屿区治违办下发了《关于暂停农村个人建房施工及开展农村个人建房安全隐患大排查的紧急通知》。
即日起，全区所有在建的农村个人建房一律暂停建设，不得施工。各镇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人员对辖区内近期在建农村个人建房安全隐患进行大排查，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同时对排查时发现的违章建设行为立即予以制止，并纳入“两违”进行严格管控。
对辖区内农村建房纠纷进行统计、梳理，并及时向上级上报。
惨案揪心，死者无法复生，
亡羊补牢，但愿为时未晚。
0 5
3人死亡，3人重伤，
这起恶劣的杀人事件，却连续多日热度不减。
在评论区，我们看到罕见的“百万赞”留言，很多人在为杀人者站队。
好多人在为杀人者鸣冤，直至今日。
欧金中，真的是个好人吗？
也许，他曾经是。
他曾救过溺水的孩子，救过搁浅的海豚，
那时的他心中尚有一份光和热。
善念也曾经他传递，温暖了一个孩子，以致于过了30年，当年被他救起的孩子得知他出事，仍能挺身而出，不畏人言。
然而30年后，因着邻里纠葛，对社会的愤懑，他凶残地割开了另一个孩子的喉管，夺走了他的至亲……
稚子何辜？哀其不幸，怒其不法！
除了杀人，他还学会了撒谎。
他曾在某社交平台哭诉
“我一家五口无处凄(栖)身，上有89岁老母亲跟全家五年受难”。
如此悲惨境遇，博得了公众同情，也引发了关注。
然而，在我们的调差走访中发现，
这雨棚在2019年搭建，距今只有3年。
而他的前妻住在城区自己家中，老母亲一直住在其哥哥家，大女儿外嫁，二女儿迁出，小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执着地守住在这棚中的，只有他自己。
他并不贫穷，有盖房子的钱，之所以如此说，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当年那个屠龙的少年，
在多年的蹉跎后，变成了恶龙。
甜瓜说
这起案件，为何引爆了网络？
因为我们通过七拼八凑的“欧金中”，看到了自己。
没有高贵的的出身，没有出众的容貌、才华。
几辈子勤勤恳恳，辛苦劳作，
很多时候，加倍付出却遭受白眼、欺凌。
不擅逢迎，不懂门道，
跌跌撞撞行走在这艰难的人生路上。
于是当欧金中出现，在某些无良媒体的情绪煽动下，他被包装成了“一个善良憨厚却保守欺凌，苦寻正义却求告无门的老实人。”
而事实上，
这个老实人，从来不是欧金中，
而是千千万万个我们自己。
他的刀仿佛也在宣泄着我们的怨气、不甘。
是啊，好人难做，太难做了。
曾有个心理学家，在电台主持儿童节目。
一天，一个叫Alice的6岁女孩打来电话。
我是个好孩子，我弟弟是个坏孩子。爸爸妈妈要求每晚9点上床睡觉，每一次我都很听话，按时上床。可弟弟却不听话，每次要一个苹果才肯上床，而他居然每次都能得逞。我也想要一个苹果，但父母从来不给我。
为什么弟弟是坏孩子，却总能得到苹果，
而我是个好孩子，却总得不到苹果？
心理学家被问住了，他诚实地告诉Alice，很抱歉，我现在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知道答案了，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一晃三年过去，那天，他去参加一场婚礼。
婚礼上，紧张的新郎将本该戴在右手的戒指戴在了新娘左手。神父为他解围说：“孩子，她的左手已经完美无瑕了，你戴在她的右手吧。”
心理学家恍然大悟。他迅速回到电台，叫停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开始呼喊Alice的名字。
Alice你在收音机前吗？我很抱歉，你现在9岁了，我才有了答案。我希望你能认真听，希望你不要再为坏孩子得到苹果而耿耿于怀。
坏孩子虽然得到了苹果，但其实你得到了上帝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是个好孩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帝不奖励好孩子”。
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都是好人。
成为一个好人，心中自有美好世界，这就是做好人的最大福报。
孟子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这就是人这一生最大的底气和福气。
不为杀人开脱，惟愿好人不苦。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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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实人到挥刀砍人，欧金中事件不能简单说是村干部不作为
近日，福建莆田欧金中因建房纠纷砍死邻居一案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舆论持续发酵。
根据媒体报道，简单复盘下事件经过：
莆田上林村农户欧金中因遭遇邻居阻碍，5年未能建成新房而栖身于铁皮房中。10月10日由于铁皮吹落至邻居菜地，双方再次发生争端，欧金中多年委屈涌上心头，一气之下跑到邻居家里砍杀邻居及其家庭成员，导致2死3伤。
由于欧金中“老实人”形象及其住房困难的悲惨境遇，与受害人光鲜的三层楼房形成鲜明对比，网友普遍认定此事是由社会不公导致的悲剧，而欧金中本身也是可怜人。据莆田警方最新通报，10月18日15时许，在公安、武警围捕下，欧金中于村附近一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抛开这起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及恶劣性，其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农村宅基地与农民建房问题。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类似于欧金中多年建房不得而住房困难的农民并不罕见，由建房引起的邻里纠纷和关系冲突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换言之，莆田事件揭示了农村建房难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今年暑假笔者在浙江S村（注：本文人名、村庄名均为化名）调研时，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建房是当地村干部和村民最关心也最头疼的事情，村庄也因此而充斥着一股“气”。
一、农村住房困难户
由于建房难而导致住房难，这部分农民群体在当地行政系统里被称为“住房困难户”。S村共有10多个这样的住房困难户，其中几个情况如下：俞军，今年68岁，2014年开始向村里申请新建房指标，2016年抽中建房指标，但是快6年了，至今房子没能建起来。在村里，俞军户头上有十口人，分别为俞军和妻子、两个女儿及女婿、以及四个孙子。但他们在村里仅有一处两层的30平米的老房子，这间房子嵌入在一个古朴的徽派院落之中。此院落有200多年的历史，外院墙体开裂，内部木质结构遭白蚁蚕食多年，干部在大门上钉了多个危房警示牌。俞军说，房屋木梁多已被白蚁蛀空，随时有倒塌的风险。自2014年回村，俞军为建房想尽各种办法，看着建了一半的房子，一肚子心酸和怨气不知何处说。
俞根田，今年70岁，10多年前便一直申请新建房，与俞军的情况类似，2013年被列为住房困难户，2015年抽中建房指标，但也至今未能建起新房。俞根田家里有六口人，俞根田夫妇、儿子一家三口以及离婚返家的女儿，但仅有一处两层30平方的老房子，儿子儿媳只能在杭州租房住。房屋同样是内部木结构被白蚁蛀空，常常漏风，被上级部门鉴定为危房。
俞富贵，今年56岁，和妻子经过多年打拼积蓄了一笔资金，想要在村里建新房。儿子今年30岁，女朋友谈了5、6年，但迟迟未能结婚，因为俞富贵家没有新房。和俞军的情况类似，一家人住在处于老房子结构正中间的30平方的小房子里。在镇上买房不划算，去市里买房买不起，儿子和女朋友只能在外租房住。俞富贵无奈地说：“我在等天上掉馅饼。”
这些住房困难户面临的现实困境很清晰，建房需求很明确也很急迫，可房子就是建不起来。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建房不成的原因都不相同。
这与农村宅基地所附着地复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制度设置有关，邻里纠纷只是这些复杂关系作用的结果之一。
村内已倒塌的老房，却无法拆（作者供图）
二、农民为何建房而不成？
农村建房涉及宅基地及土地的使用，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是社会关系、制度政策、经济利益等展开的物质载体，在发达地区这一载体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当地农民建房行为受到相关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利益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这些都会导致农民建房和住房困境。
1.农村建房制度
为了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秩序，避免土地浪费性使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2014年全国各地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此后农民建房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
从制度上，当前农民想要建房共有三种方式：
一是原拆原建，指按照原房屋的大小和高度、在原址上进行的新房建设。即农民原有住房宅基地是多大，是几层楼，新建房的宅基地面积和楼层都不能有所变化，只能更改样式。
二是拆翻建，是指在原址基础上进行扩大或缩小的新房建设。比如农民原有房屋的宅基地只有30平米，房屋只有一层，但是农民想新建90平米的两层楼房，便属于拆翻建。
三是异地建新，指在原址之外的新宅基地上进行的新房建设，新房建好之后，按一户一宅的要求，旧房必须拆除。
三种建房的方式，要求的条件不一样，申请和审批的难易程度也不同。
原拆原建是最简单的，只需要说明建房的迫切理由和拿到四邻同意书即可，由于是原拆原建，四邻同意协议也是比较好签署的。
其次是拆翻建，拆翻建的难点在于要更改宅基地的面积和高度。如果在原房屋面积和高度基础上进行缩小的建设自然问题不大，但农民一般拆翻建都有着扩大住房面积和增加建筑高度的需求。
而扩大住房面积的问题是，该农民原房屋周围是否有足够扩建的空间，是否需要占用或买卖他人老旧房屋，是否会影响四邻出行与生活便利等；增加住房高度则会影响到四邻房屋采光问题。在居住极其紧凑的情况下，占地、采光、影响出行以及农村风水观等因素，四邻同意协议便很难签署。
异地建新是三者之中最难操作的。农民选择异地建新，一般是由于旧房子拆不了只能向村委会申请新的宅基地建设指标。
异地建新有两个难点：一是申请农用地专用指标，即将一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以改变土地性质；二是农民要找到一块完整可作为宅基地的一般农田，即村庄内被规划为可用于农民建房的一般农田，未在规划内的属于基本农田区域，基本农田不能用于建设用地。
由于规划内的一般农田大多是分包到户的个人承包田，如果想要建房的农民没有田块在其中，就必须通过换地或者买地的方式获得可作为宅基地的一般农田。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上面分配下来的农用地专用指标很少，另一方面村里可用于建房的一般农田已经用完了。俞根田便是因为找不到一般农田，虽然拿到了指标，但一直未能建成房。
此外，由于政府要规范农民建房，统一布局，节约土地资源，农民建房时上面会进行放样，要求农民根据4或8个点来建设，如果不按图点建设也算违规。俞军遇到的便是这个问题。俞军建房时心存侥幸心理，违规超出20平方，超出部分由于房屋结构原因难以按放样图点拆除，这是导致俞军家房子至今未能建成的关键原因。
2.宗族历史与祖业文化
S村是个单姓村，村民几乎全部姓俞。俞姓在当地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时期，村子里有俞氏祠堂，保留着完整的族谱。浓厚的宗族历史文化对当前农民建房产生两个影响：
一是旧宅不可拆分。
历史上的老宅是以家族为单位所有的，四世同堂、妯娌同居，家族长掌握着整个宅院的分配权，小家庭只享有房间的使用权，四合院内是一个家庭整体。
然而当今，小家庭逐渐从家族中分离出来，大家族解体，形成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房屋所有形式，在最后一次分配后，小家庭享有了旧宅其中房间的所有权。但是房屋作为旧有家族制度的客观载体，却不是想拆分就拆分的。
俞军拥有所有权的30平米房屋，处于老房院落七间房的正中间，左右连着的房间都是别人的，无法拆除新建，像其三哥分到的是东厢房那一间，拆除不会影响房屋主体，早已拆翻建了新房。俞军原计划把老院落的几间房子都买下来，然后原拆原建，因为其余6户全都或买房或建了新房，老房子废弃着并未住人，然而无论如何6户村民都不愿意卖，俞军只能选择异地建新。
当农民想要建新房时便面临着俞军类似的困境。家庭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房屋所有权不清晰、产权变更混乱，导致房屋和宅基地背后隐藏着各种家庭矛盾、关系纠纷等。
紧凑村庄格局，新建房布局受限
二是农民祖业观。
S村很多老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于村民而言其象征家族的历史，代表祖先的记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业。村民以祖业的视角看待旧宅，便会阻碍部分人的拆翻重建需求。结果导致村里有很多旧宅多年荒废无人居住，但宅基地无法腾退，一户多宅现象普遍。
3.宅基地财产属性的显化
在我国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村宅基地具有三重属性。
一是福利属性，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只要是享有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农民，便享有宅基地无偿供给的权利，满足农民的住房保障。
二是资源属性，土地是稀缺性资源，是人民开展生产生活的基础，为守住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对土地用途开展严格的监管，因此城乡建设用地的指标审批都要服从国家统一调配。
三是财产属性，即宅基地及房屋具有经济价值，这是一笔财富，当土地的资源稀缺性叠加经济效应、旺盛的农民建房需求时，宅基地及土地的财富属性便会极大彰显。
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道路修建和产业扩张等原因，土地大量被征用开发，尤其是在山多地少、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土地资源高度紧张，土地利益极大显化，因而宅基地需求大，价值也大，其财产属性被极大激发。
因此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宅基地的所有权，反而试图从宅基地上获得更多利益。拥有老房子所有权的村民，即使老房子废弃倒塌无法住人，也不愿意把宅基地转卖给他人，“不卖就是不卖，没有理由，他们在等待拆迁”。
废弃老房子内部
当土地附着明显的经济利益时，几分几厘的地都会引发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正如莆田事件中，欧金中与受害方之间有争议的10平米土地正是引发血案的导火索。宅基地财富性质的显化加强了农民对宅基地私有产权意识，导致农民建房时的协商难度增加。
4.分化的村庄与解体的社会
农民建房纠纷本属于村社内部的日常矛盾的一种，传统时期，由于乡村内生的公共秩序，有着一套矛盾纠纷化解的机制。由能够代表村庄公共意志的村干部、长辈或能人出面，发发狠、讲讲道理，使矛盾双方从公的角度出发，各自退让一步，最终调平矛盾修复双方关系。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最早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熟人社会关系迅速解体，导致村庄公共性遭到消解，即使是有深厚历史的宗族性村庄也难逃此命运。农民以个体的方式与市场社会建立起联系，村庄内部产生经济分化，金钱代替血缘成为村庄唯一法则，私利取代公心，长老权威受到挑战。村庄公共意志难以达成，村民之间矛盾纠纷也难以调解。
由此出现俞军建房时，其亲侄子也不愿意把老房子卖给他、而邻居则冷冰冰地说出“（房子）倒了就倒了，反正我有房子住”的荒诞故事。俞军说，村里的老旧住宅只能等待政府出台政策，以法律手段才能强力拆除重建，凭借邻里协商、亲戚交换解决住房问题是不可能的。
与此类似，今年村民俞天水准备建房，选择的是拆翻建，其手续齐全，也获得审批，结果建房过程中被邻居上访、打电话举报而导致建房停滞。后来经过村干部多番调解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4年前邻居建房时想向右拓宽10cm占用公地，俞天水不给他签四邻同意书，于是有了俞天水建房，被邻居频繁举报的故事。
因为建房造成干群冲突、邻里矛盾、兄弟反目是S村经常上演的戏码。莆田欧金中事件则是这些故事的极端版本。
老房子拆不了、建新房没有宅基地或没有指标、建房遇到邻居举报、建房没按规划、政策制度调整、国土规划布局等等都会导致农民想建房而不能。
看似简单的农民建房问题与微观家庭制度和村社关系，与宏观的国家制度和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是历史和现实的汇聚，是制度和人性的角逐，最终造就了不幸的个体境遇，这是俞军的困境、是欧金中的困境、是广大住房困难户面对的困境。
将农民建房困境简单归因为基层干部不作为、官僚主义体制等都是未进入农村社会的复杂事实的表现，将复杂现实简单化归因、情绪化理解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三、农民建房难后果及治理建议
由于农村宅基地及农民建房蕴含的复杂制度和社会关系处境，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建房问题导致诸多社会后果：
其一，住房困难户的住房困境以及住房需求迟迟无法解决；
其二，土地资源的浪费，老旧住宅无法拆除，宅基地资源无法释放，挤压新的建设用地指标；
其三，导致村庄社会关系紧张，邻里之间互相不信任、兄弟之间互相猜忌、干群之间互相怀疑，村庄里充斥着一股怨气；
其四，基层治理困境，建房纠纷调解是村干部及乡镇干部最头疼的工作，村干部调解不了，农民就信访，常常是建房户的邻居先上访，紧接着建房户也来上访，甚至有农户为引起注意打12345电话举报自己，基层工作者为此头疼不已。
为推动农民建房需求问题的解决，全国多地现已开展宅基地改革试点，对此笔者有几点建议。
一是强化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的农民法治观。
依据《土地管理法》，按照土地所有制性质划分，土地可分为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是宅基地改革的法律基础。
农民应当遵守《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关于宅基地的权属规定，试图将宅基地作为私有产权侵占不愿退出的行径是违法的。强化农民对“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的法律意识，将促使有效解决一户多宅、老旧宅基地难以腾退等问题。
二是区分农民建房需求类型。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建房需求很旺盛。S村村干部说，自去年12月份上任以来，共收到50多份村民建房申请，而上届村干部那里未移交的住房申请有100来份。这些农民建房需求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保障性住房需求，即前文所述的住房困难户，这部分农民住房需求最为紧急，面临着旧房会随时倒塌无处居住的境遇，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利，率先解决他们的需求；
村民还在住的危房
二类是改善性住房需求，即农民有稳定住房，但由于房屋建设久远，面积小样式陈旧等原因想建新房，于他们而言，住房问题没有那么紧急，在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后，根据土地情况再分批次处理；
三类是投资性住房需求，这既包括当地通过经商办厂等富裕起来走出村庄的本地村民回村投资建房以期待土地升值，也有过剩城市资本下乡购买农民宅基地进行投资建设的情况。
对于前者而言，要严格按照一户一宅的制度约束他们的需求，防止他们以灰色方式侵占指标建设新房；对于后者而言，要坚守农村宅基地不得买卖的法律制度，否则以农村宅基地买卖为基础将会形成新一轮资本圈地行动，农村住房困难群体的需求更加无法解决，底层农民利益受损。需求多而供给少，如果不对需求进行识别辨认，将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错配，甚至造成社会不公。
三是坚持村社统筹，重塑村庄公共性，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转型背景下，村落社会趋于解体，乡土公共秩序规则难以发挥调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这是新时期基层治理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传统社会是基于血缘基础形成村落共同体和村庄公共性，在新时期村庄公共性则来源于对农民的组织。通过组织农民参与到村庄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发动农民解决村庄公共问题，激发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庄归属感，由此才能重新建立起村庄社会之间的联结。
宅基地改革过程中要坚持村社统筹、充分发动农民主体性，切忌行政大包大揽、切忌蛮推盲干。相关地区可以宅基地改革为切口，探索重塑村庄公共性，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