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立委黄国书遭爆料过去曾是“职业学生”，受政府情治系统吸收担任线民，遭民进党新潮流派系除名。由于调查局近期陆续转移台湾威权时期的监控档案到促转会，绿营政治人物查看后惊觉有异，经查核比对后确认黄国书确实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卧底线民，因此于今年8月将其除名。
据悉，黄国书在民进党成立三年后仍有担任线民，因此成为决议将其除名的关键。事件爆发后，黄国书本人对此坦承不讳，表示于大学戒严时期为了保障同伴们的安危，曾在胁吓下“被迫”协助情治单位的政治侦搜工作，他并宣布退出民进党，在立委届期任满后不再寻求连任。
然而这起突然其来的“线民案”却引起外界不少揣测，若黄国书早于8月便遭新潮流发现其黑历史，为何会在时隔两月后突遭亲绿媒体曝光爆料？有人因此推测可能与近期陈柏惟的罢免案遭遇危机有关，而从民进党面对此事的态度与操作，也确实有重燃民众对威权时期的厌恶，以及唤醒国民党白色恐怖劣迹的意味。
自黄国书“自白”之后，许多绿营人士在其脸书下加油打气，表示敬佩他坦然面对的态度，甚或缓颊于威权时期，不论是被监控者或是被威胁利诱者都是大时代下的“被害人”，柯建铭更称黄国书为“政治更生人”，应抬头挺胸留下来继续奋斗。绿营也同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出整起事件最应负责的便是当时逼迫人民互相监控的国民党政府，苏贞昌更痛批朱立伦“没有黄国书坦白”。
“政治侦搜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当时大时代的情治单位”，朱立伦这种说法固然荒谬，也没有人会信服，但民进党想以此替党内同志洗白，同样显得不伦不类，甚至又想藉由唤起“威权幽灵”来赚取政治红利，不免更将转型正义变得无比廉价。
对于民进党对于“线民案”的反应，施明德在脸书上嘲讽道：“如果被揭发的人，不是黄国书，而是马英九、朱立伦、侯友宜，蓝、绿营人士这两天来的评论内容，会变成什么样子？”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亦冷冷表示，所谓“被迫”可以当作下台阶的说词，但切莫当作历史事实。
与陈柏惟的肇事逃逸案相同，每每绿营人士遭爆料后的被迫承认，总是能被美化为“有勇气的承担”，好似这些人都是主动揭露其黑历史，究竟勇气何在，确实令人摸不着头绪。而就如施明德与罗文嘉所言，威权时期的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的落实，向来都是民进党最着重推动的议题，从促转会的运作到各种影视作品的政治正确都脱离不了“白色恐怖”观之，这理应是民进党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核心价值，怎能面对国民党时如此大力批判，一遇到自家人就变得如此“宽容谅解”？况且，黄国书的自白并未提及具体工作内容细节与过程，离民进党口中“正义”与“真相”仍差距甚远，又怎能如此轻易放下？
民进党强调转型正义是还原真相，是厘清谁是加害者，而不是宣泄仇恨或政治斗争，很可惜的，真正看起来过不了那道正义门坎的不只是国民党，显然还包含了民进党。黄国书的“线民案”爆发后，民进党一众没有多少人想追求真相，而是在对自己人宽容之际，重点提及了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除了国民党以外的人都是受害者。
当转型正义成为取之不尽的政治提款机，民进党当然不会希望和解，也不会一次将此政治资产提光，而是经常在有需要的时刻唤起这段记忆，传递着“民进党虽烂，但国民党更是罪不可赦”的政治宣传。
诸如范云等人将曾遭政治监控的过去做成文宣，放在脸书的置顶位子不断提醒着民众“我是威权时期的被监控者”，苏贞昌、陈菊等人每逢政治场合便要畅谈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潜台词中除了批评国民党，也要求台湾人为他们的牺牲奉献给出补偿，其意思再明确不过，“这一票，是台湾人对我曾抵抗威权的亏欠”。她们当然有权利追究真相，但追究真相，也绝非其为新威权擦脂抹粉、以及其低劣表现能被容忍的万用挡箭牌。
在许多民进党支持者的看法中，蒋中正便形同希特勒，而曾有迫害人民历史的国民党，更应在转型正义时被扫进历史的尘埃。然而民进党并不这样想，就如同柯建铭曾说“国民党弱化非台湾之福”，言下之意不外乎“非民进党之福”，转型正义不可能做完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若转型正义达成，各方都和解了，或者国民党真的就地解散了，民进党对内选举还有何政治资本能够提领。
民主政治的斗争不需要和解，唯有仇恨与撕裂才是吸取选票的最佳养分，这本身就与转型正义的初衷与要求相冲突，民进党对此再清楚不过。黄国书的情况看似有些尴尬，但其实并不难处理，毕竟最大的稻草人十分明确，但这终究要考验到民进党面对转型正义时所欲表现的态度，黄国书身为被派去民进党内的“线民”，为何就能成为“政治更生人”，比其他线民更值得原谅？而当更多的“黄国书”与国民党人士一同被揭露时，民进党经常挂在嘴边的“正义”又该如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