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以来，美中关係「画风大变」，从极度紧张开始出现缓和迹象。10月6日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与中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外交的第一把手杨洁篪在瑞士会谈，一改两人在半年前阿拉斯加会面的火爆情景。
两人会谈6小时多，会后各自发表的声明固然还有针锋相对的成分，但语气缓和得多。会议后美中双方都证实有讨论到两国领袖在今年内举行视讯会晤，更预示着美中关係将进入逐步和缓的新阶段。
川普的反中遗绪影响拜登政府
美中关係缓和看似突然但并非无因，也并非没有铺垫。
首先，美中关係虽然不可能回復到当年，但还远未到拔刀相向的摊牌阶段，长期高度紧张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就美国方面，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大量起用「敌视中国」的官员和幕僚，这是很不寻常的事，也只有川普这样的「外来者」才会这样做。美国主流国安界虽已逐步扭转对中政策的共识，但川普政府高官和幕僚的激进态度还是超出了主流共识，即使川普本人也未如他们那样激进。但在川普最后一年，由于疫情和选情关係，制定了以「责备中国」为主轴的竞选策略，放任反中派恶化美中关係，美中关係才会直插谷底。
民主党上台后，本来就应预期会在美中关係严重恶化的基础上，慢慢地逐步缓和。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提出的新型「竞合敌关係」（竞争、合作、敌对），竞争无疑是第一位的，合作退居次席，但敌对毕竟还只是第三位。
拜登对中政策很大程度被两个因素左右：
第一是国内政治，在美国反中已被培养为新的政治正确，在川普和共和党压力下，不反中就会被指责。相反，高举「对付中国」就能在很多问题上获得难得的两党共识。拜登为推行其振兴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大规模基建，不得不打上反中标籤。
第二是中国的战狼外交。在拜登上任初期两国关係之所以继续恶化，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在阿拉斯加会晤中采取战狼外交所致。当然，在会晤裏，中国战狼表现固然非常不得体，但美国低估了中国对「从实力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这种话语的敏感和反感，自己也有责任。
阿拉斯加会晤不欢而散后，美国副国务卿雪蔓（Wendy Sherman）7月访华，也被中国公开向她提出「两份清单、三条底线」，再一次把气氛弄得尴尬（两份清单：要求美国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国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三条底线：1.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2.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3.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中国战狼外交这样让拜登政府下不了台，若表现软弱就更难应对国内压力了。
对中国而言。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改川普时期单打独斗的模式，转而纠集盟友「群殴」中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儘管习近平有「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随着实力增长，中国也有底气战狼化并且平视美国，但尽量延长战略机遇期，直到实力真的追上美国才和美国摊牌，这样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光看中国的战狼话语会觉得美中势不两立，但这种话语有不少对内宣传的成分，并不一定如实反映高层对美立场的强硬程度。以「两份清单」为例，在谈判中不可能没有各自的问题列表。
比如这次苏利文和杨洁篪会谈，美国白宫新闻稿中就指出，苏利文提出了美国「关切领域」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海、台湾──这就是一份「清单」，只是未必完整。可见，在谈判中提出清单并不意味着对谈判对手有多强硬，反而高调公开和宣示清单才是战狼行为。这种行为明显是给国内民衆「打鷄血」提振民心用的，而不是针对对手。当然，这种效应外溢到影响美国的对中政策，让拜登不得不强硬，这未必是中方所愿。
内政外交危机压低拜登民调
其次，最近美中两国都出现不少内部问题，急于对内整顿，美中矛盾可缓即缓。
从8月开始，拜登政府面对阿富汗撤军的乱局，在国际和国内都陷于低潮。在国际上，盟友、友邦的舆论都对拜登诸多批评，中俄等国更趁机指责美国搞乱阿富汗、背弃盟友。在国内，不但川普指责拜登领导无方，就连一向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传媒也指责拜登撤兵混乱。在内外夹攻下，拜登在国内的民调跌到上任以来最低点。应对阿富汗乱局，让美国不得不把反中放在次要位置。
此外，美国在疫情应对和经济上也出现不少困难。疫情方面，美国虽具备全球最好的几种疫苗，但很多美国人不但不肯打，还竭力进行反疫苗宣传、抵制疫苗，以致至今美国打满完两剂疫苗具完整保护力的人数只有56%，打过至少一针的人数至今还没有达到7成的目标（本来计画在4月就达到7成）。再加上对delta变种令疫苗保护效果减弱，美国疫情依然严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在9月初双双达到新一波高峰，很多州的医疗资源出现挤兑，还有很多州又不得不重新推行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措施──很多州则继续出现反戴口罩运动。
美国经济长年以低通膨着称，即使在量化宽鬆年代，通膨率在大部分时间也不到2%。但是从今年4月开始，通货膨胀一下子严重起来。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月通膨率（换算为年度化，下同）只有一个多百分点，4月一下子暴增到4.2%，5月到8月更一直保持在5%以上的高位。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峰。
通货膨胀最大原因是美国经济重开后需求急增，这意味着经济面总体向好；美国失业率也正逐步向疫情前的状态回归。但对于普通民衆而言，几十年未见的通膨的短期效应就是生活的压力骤然变大。这已开始打击民主党民望，对明年国会期中选举构成很大压力。
美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财务危机。美国这两年大笔的疫情救市招数及拜登的基建计画等，让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双双攀上二战以后的歷史新高。政府被迫面对政府关门的财政危机以及更严重的国债违约危机。9月底最后一刻，国会才通过了临时财政拨款案避免政府关门。10月12日，国会再次通过临时提高政府借债上限议案，让政府在12月3日之前还能借债归还国债利息，以免国债违约。
应对这些危机的方法无疑就是再一次印钞票，然而在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下，印钞风险比量化宽鬆时代更大，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加速通膨。
在内外交困下，拜登更需要应对川普捲土重来的政治危机。最近一份民调令人惊异地指出，如果现在重新选总统，川普支持率会比拜登还高。这对民主党是最严峻的警号。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全球通用，千古不变的道理。
中国的「贷款」必须开始要偿还
在中国方面问题同样不少，包括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长期问题中，中国前一些年的迅猛发展，用现在网络流行语而论，就是一种「贷款」。它得益于借贷了几种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
中国过去几十年处于生产者多，消费者少的有利人口结构。外间所言的中国「低人权优势」很大程度上正基于这种人口红利（当然还有中国限制工会的因素）。
但最近一两年，中国人口结构迎来拐点。中国今年5月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人口只有微弱成长，而这个推迟公布的结果还被普遍质疑被「处理过」，真实情况应是人口已下降。
人口下降的另一面是人口老化，人口红利一辈开始进入只消费不生产的晚年，随着他们退出就业市场，工作人口主力变成计画生育一辈，数目骤降。更要命的是，中国已进入「自觉」的低生育时代，人口危机将越来越严重。何况由于种种原因，年轻人中还出现「躺平主义」思潮，主张少工作少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将进一步减少工作人口。可以预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从人口红利转入「人口黑洞」。
中国匆匆把「二孩政策」改为「三孩政策」，从超生罚款一下子转为鼓励生育，从强制堕胎变成要求「减少非医疗性堕胎」，正式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减少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大肆批判躺平主义等，都是为了应对人口黑洞。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伤筋动骨的社会大转型，单是「双减」就灭了整个教育培训行业，就让百万计的机构，数以千万级别的从业员一下子陷入困境。
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同样得益于环境红利，即对环境保护和碳排放控制的不重视。甚至可说，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是以破坏环境和全球变暖为代价的。现在环境红利已转变为环境危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又提出在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顶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客观而言，前者有难度但可克服，后者则难度很大。而当减排成为中国高层要求的硬指标，地方执行「一刀切」，现阶段就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例如中国最近多地严重缺电，特别是东北地区居民停电常态化，令人民怨声载道。在环保和减排压力下，中国如何转型是个重大挑战。
江泽民习近平内斗仍是现在进行式
人口和环境理论上都是长期的因素，但现在到了拐点又双双变成即时影响中国稳定的因素。在这些长期因素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短期的不稳定因素。
近期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牵涉到江泽民、习近平内斗：一个是对「刀把子」政法系统高层的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和原司法部长傅政华双双落马。消息虽然最近才宣布，但肯定已醖酿了一段日子。
傅政华和孙力军都长期处于公安系统第一线，还在习近平时期先后晋升公安部副部长，掌管刀把子（正部长反而是空降而非公安系统出身的，副部长就是最高的常务管理人）。理论上，他们本应都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双双落马令人惊觉中国政局并非如外界以为那麽稳。孙力军的「双开通报」更出现大量极端严厉的用词，诸如「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等，令人匪夷所思，遐想翩翩。
与江泽民习近平内斗相关的还有中共「打土豪」之举。即中国以「反垄断」和「三次分配」为名，打击以网路产业为主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它们原先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在一下子人人喊打。这些企业──特别是阿里巴巴──都是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的，也大多带有前朝官宦的白手套之嫌。习近平对他们开刀，既有不允许功高盖主、不让私企做大的成分，也有打压前朝的成分。
总之，中国内政问题同样一大箩，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和美国翻脸同样得不偿失。
美国不寻求美中脱鈎，反而要再挂鈎
最后，美中和缓在近期已做足了铺垫。
从8月底，美国公开《病毒溯源报告》，表明无法断定冠状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的，并肯定「不是中国故意製造的生物武器」。这等于在疫情问题上放了中国一马，是美国送给中国的大礼，中国对美国的批判声调也骤然下降了。接着习近平和拜登在9月10日通电话，与2月通话相比，这次释放出和缓的信息。
几天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ton Post）副总编伍德华（Bob Woodward）和政治记者寇斯达（Robert Cost）的新书《危急》（Peril）出版，书中揭露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A.Milley）在去年选举前后，两次打电话给中国的对应方，确保美国不会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这公开了美中关係虽在外间看来非常紧张，但在私下还是有互相沟通避免误判的机制。
而拜登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再次确认「不寻求冷战」、「不让竞争走向衝突」；习近平讲话同样再次强调中国「不会称王称霸」，更宣布不再在外国投资煤矿。中国算是还回美国一个礼物，更用行动表明合作是有可能的。
拜登24日在白宫举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在联合声明中，虽提及四方联合应对包括东海南海在内的印太地区的海洋秩序的挑战，但并无点名中国，也无提及台湾或台湾海峡。与近期一系列声明相比，这次四国伙伴的语气明显非常和缓。隔天孟晚舟获释回家。10天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期待已久的首次对中贸易政策演讲中强调，美国不寻求美中脱鈎，反而要再挂鈎（recouple）。这预示着美国将会重新改变与中国的贸易关係。
总之，在经过长时间的美中紧张对抗之后，美中关係正逐步缓和，这符合两国目前的利益，也有助两国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至于能缓和到什麽程度，将视乎双方的互动。重点是，台湾将会在这个时期内保持稳定，对台湾而言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