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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第一学历”,这个说法其实在官方文件中从未存在过。

教育部日前在回答网友相关问题时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不过,现实社会告诫人们第一学历有多重要。有论文显示,同是硕士学历毕业生,本科为非211院校的与本科为211大学的相比,在初次就业中收到简历回复的概率要低四成多。

甚至于,最近一位考研学子在选择导师时,发现北大数学学院某博导硕士毕业于地方院校,发帖称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师资。

“第一学历如同烙印印刻一生,无论之后再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有网友如此留言说。

缘起

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

教育部日前在回答网友上述问题时回复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而在2014年,教育部在回答类似问题时也提到:如果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

官方并无所谓“第一学历”概念,然而现实社会中第一学历早已“深入人心”。这是缘何而起?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实中的就业、社会歧视,是第一学历观念“深入人心”的最大原因。

尽管教育部不止一次强调“没有第一学历的概念”,但是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就业队伍,用人单位在招聘选人时开始设置各种门槛,优先考虑录用985、211大学、“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

普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如“非双一流大学本科毕业”的歧视。对于专升本的毕业生而言,就业歧视更为严重。

在诸多媒体中,也会时不时使用一些话语,比如“3个985求职不受苦,3个211应聘都有招”。“3”是指本硕博3个学历,提示着大家第一学历很重要,最好是985要么也得是211的学历,才会是够硬的学历,才会更好地就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目前职场上流行的“第一学历”概念,主要指的是高等教育阶段的“起点学历”,即在完成高中学业后,读的是专科还是本科;本科教育具体是什么学校,是“双一流”还是985、211、一本、二本。

2020年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学历的信号机制:来自简历投递实验的证据》,显示硕士学历毕业生中,“第一学历”为非211院校本科的,比“第一学历”为211本科的,在初次就业中会收到更低的简历回复(低41%)。

曾经,一档电视求职类节目记录下北大硕士当场被拒的场景,由于选手的“第一学历”是个二本院校,即使是北大硕士,用人单位也只能说句“抱歉,我们只看第一学历”。

梁挺福指出,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整个的社会大环境,都存在这样一种认识:第一学历可以更好地反映大学生的实力和能力。在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下,自然会衍生出学历歧视。

从更深入的角度看,“第一学历”歧视也反映出社会对专科教育的不乐观、对普通本科教育的不自信,这是要促使高等教育改革的原因所在。

干扰

就业、升迁、甚至相亲,且不提“第一学历”在社会中的现实功用,考研白搭、高分复读、专科恐慌,教育系统的反应却很剧烈直接。

由于深知本科“第一学历”的分量,纵使考研人数年年看涨,“本科学校不好,考研也白搭”的压抑情绪,也在大学生群体中蔓延滋生。

更何况,随着名校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推免比例,保研越发成为名校读研的主流途径。同时,越来越多名校扩大直博和硕博连读比例。于是乎,本科没考上名校,硕士难上。本硕是普通高校,博士申请名校也难了。

本科“第一学历”,背后是高考的选拔机制。多年以前,人言高考改变命运。如今,这话的语境变了,老师和家长依然没有骗你。

熊丙奇指出,“第一学历”评价会让学生的“名校情结”更严重,成才选择更单一,加剧教育的内卷化。这也是近年来出现专科恐慌、高分复读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专科生有“专升本”这一深造途径,然而“第一学历”歧视,令不少家长和学生认为专科的求学经历是“学历污点”。

与此同时,随着高招录取逐渐实现不分批次,一二本合并已是大势所趋,还存在三本招生的省市也所剩无几。大学之间的差别,将不再有一二三本之分,专科和本科的差别,也就更加凸显。

就算高考成绩能进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近年来也有不少学生宁愿选择复读,冲刺211、985高校,以获得更好看的第一学历。

有学者提醒,高分复读现象从数据来看,复读的学生当中只有30%的人,能够保证第二年考的分数比第一年高。此外还要算上复读多花一年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一来复读真正能够划得来的学生,最多也就只有20%左右。

梁挺福认为,“第一学历”的现实功用,带来一系列诸如升学焦虑、就业焦虑、职场焦虑等不良影响,变相认可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

在学历焦虑、就业焦虑的裹挟下,考研大军队伍庞大、高考高分复读现象屡见不鲜、专科歧视更是无处不在,不仅扰乱教育秩序,更是极大地造成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于整个社会的人才培养、教育导向都会带来严重的误导。

破执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实社会“捏造”的第一学历问题,还得从就业市场一侧率先转变观念。

早在2011年《中国青年报》就进行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57.5%的被调查者,感觉到招聘中存在学历“查三代”现象,而且认为这种现象在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最为严重。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梁挺福认为,打破“第一学历”执念,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入手会带来极其重要的、积极的正面影响,起到风向标作用。高学历不代表高能力。人才不能单单依靠名校、学历来判断,只有全面考核选拔才是正确的导向。

同时,要打破固定思维和社会偏见,仍需要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梁挺福认为,打破高校间“三六九等阶层壁垒”,改变一考定终身现状,让人才平等竞争,人尽其才合理利用。对高校而言,更是任务艰巨。

高校可做的甚多,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实现精准就业,对消除“唯学历”歧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很多人专升本,再读研读博,反而证明是个能吃苦、愿意学的人,能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不能随便否认别人高考前的实力,当然也不能随便否认别人高考后的努力。

2019年华为“天才少年”中,获得最高201万年薪的张霁,如果用人单位在“第一学历”上设下门槛,一位“天才少年”可能就石沉大海。与另外几名本科毕业于985的“天才少年”相比,张霁本科毕业于武昌理工学院,而且还是一名复读生。

打破“第一学历”执念,需要改革者推进教育公平、劳动单位修正用人视角、社会人员支持共识搭建,更需要每一位学子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