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前几小时，博德莫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对很多人来说，体育是一种奇妙的发泄方式，这是一场搏斗，也是一场战役，但它是如此欢乐。当你赢的时候，那种感觉独一无二；然而当你失败，获得资格也没有被选中，当你受伤，无法满足众人的期待，比如拥有房子、婚姻、孩子时，都是因为你想为热爱的运动倾其所有，这种感觉同样与众不同。”
最后一个见过博德莫尔的朋友是赛艇运动员埃里克-穆雷，两人曾一起滑雪，当时他并没察觉博德莫尔有何异样。“如果你在过去72小时里见过她，完全不会想象会发生这种事。”
哈米什-弗格森教练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他的记忆里，博德莫尔一直与众不同，充满斗志。在一场全国比赛中，博德莫尔的获胜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赛后弗格森不得不安慰这个沮丧的姑娘。
“我记得她哭着离开赛道，好像很不开心，我问她‘怎么了？你不是赢了吗？’她说‘是的，但这太容易了，如果没有压力，我怎么才能变得更好，有所进步，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呢?’”弗格森回忆。
上天总是眷顾勤奋的人，博德莫尔如愿以偿，参加了2015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初次登上国际舞台，博德莫尔表现抢眼，获得团体争先赛银牌和500米计时赛铜牌。
没过多久，博德莫尔接到国家队的征召，搬到坎布里奇进行训练。如弗格森所愿，博德莫尔在国家队迎来一个不错的开局，2016年相继参加了世锦赛和奥运会，在里约她进行了三项比赛，获得凯林赛的第25名以及个人追逐赛的第23名。
然而就在这一年，博德莫尔卷入了一桩丑闻之中，为日后的悲剧买下了伏笔。
2018年，新西兰自行车协会被指控欺凌、恐吓运动员，纵容不恰当的私人关系，前副检察长迈克-赫仑奉命展开调查。长达83页的调查报告中提到，里约奥运会开始前三个星期，新西兰自行车队在波尔多举办训练营，7月17日是休息日，教练和运动员获准进城，但是必须在晚上10点前归队。
到了晚上，一位女运动员发现室友迟迟未归，通知了车队经理。11点，助理教练联系经理，声称在城里见到了那名未归的女运动员，已经在回来的路上。然而直到凌晨1点，仍然不见人影，车队经理要求酒店前台致电当地医院，担心那位女运动员在骑行的过程中发生意外。
凌晨2点半，车队派出人手展开搜寻，这时酩酊大醉的教练安东尼-佩登带着那位女运动员走下出租车，两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显然超越了正常范畴。事后佩登还向车队经理发送了带有攻击性的短信，经理没有选择投诉，因为她认为缺乏支持和帮助。
另外一位女运动员目击了整个过程，然而在重重压力之下，她被迫用谎言来掩盖这段地下恋情，报告没有透露姓名，后来媒体才知道，这个女孩就是博德莫尔。
报告还提到，里约奥运会期间两位教练先后因酗酒住院，导致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破裂，产生了很多冲突、争议和负面报道。此外，新西兰自行车队在里约还爆发了一次涉及酒精和药物的尴尬事件。
经过详细的调查，赫仑断定新西兰自行车项目存在严重的欺凌现象，缺乏问责和有效的管理，遴选方法不透明，运动员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畅所欲言。
“那是一段让人难受的时期，因为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只能保持安静，不敢惹是生非。”弗格森说，“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个项目的很多人都进展顺利，他们不希望发生改变。当然，改变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博德莫尔被看成是推动改变的人，我认为这肯定影响了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很多员工之间的关系。”
调查报告公之于众后，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将博德莫尔的训练拨款从2.5万美元提升到4.5万美元，理由是她意外缺席了2018年的世锦赛，导致她很难保持自己的世界排名。
有人认为这是相关管理部门对博德莫尔遭遇“欺凌事件”的一种补偿，也有人认为是迫于政治正确，对没有征召博德莫尔的错误进行修正。
丑闻曝光两年后，博德莫尔再度成为体育政治的牺牲品，落选东京奥运会。
新西兰自行车队的奥运选拔名单一直存在争议，参加过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娜塔莎-汉森由于落选奥运，曾经向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和国际自行车联盟提出了法律层面的质疑。最终，汉森的反抗不了了之，2020年10月宣布中止自行车生涯。
随着汉森的退出，博德莫尔成为艾勒斯-安德鲁斯之外新西兰排名最高的争先赛选手，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获得参加奥运的资格。一位消息人士指出，为了避免汉森再次提出抗议，新西兰自行车协会索性将这个名额让给了另外一名耐力赛选手。
今年4月，博德莫尔在社交媒体上回顾了过去一年面临的挑战，对落选奥运表达了失望之情，“我们用整个赛季拼来的资格，最终被送给了耐力赛车队。”
事实上直到去年底，博德莫尔仍然有机会。由于老将斯蒂芬妮-莫顿退役，澳大利亚被迫退出了团体争先赛，世界排名第九的新西兰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候补国，然而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很多人质疑，经历这些打击之后，博德莫尔是否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博德莫尔去世后的第二天，新西兰体育局首席执行官拉琳-卡斯尔在媒体会上强调，这位年轻的运动员曾经与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她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自行车运动员表示，所谓支持不应该是发生悲剧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确保他们不要受到伤害。
听到很多人将博德莫尔的死与落选奥运联系在一起时，弗格森感到非常沮丧。“当我听到人们这样说时，我很受伤。”弗格森说，“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感到愤怒，特别是任何被选中的运动员。她选择接受现实，并努力继续前进。”
认识两届奥运选手艾迪-道金斯时，博德莫尔才16岁，在老朋友眼里，她一直是一个乐天派。“在新西兰自行车队里，她一直是最积极、最友善、最开放的选手。”道金斯说，“我猜，那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人可能很擅长伪装自己。”
博德莫尔的悲剧引发了运动员、教练和媒体对体制的声讨，在现有的体系中，运动员沦为商品，一旦表现不佳就会被无情地淘汰，他们身心俱疲，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一直让运动员失望的管理人员却一直在晋升。
新西兰自行车协会和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的高层表示，严格执行了2018年赫仑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然而新西兰高性能运动协会的一位员工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的改革都浮于表面，归根结底他们不会做任何危及奖牌的事情。
毕竟为了第一块奥运奖牌，新西兰投入了1740万美元。看上去政策可能变了，但是冷酷无情的文化根深蒂固。
当整个新西兰都在庆祝自行车队获得两枚奥运银牌时，博德莫尔年轻的生命定格于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