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晗，头图来自：《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越要遮蔽，就越引来猎奇的目光。
身处公共空间和社会群体的包围之下，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猎奇的心魔始终是人类的通病，他们透过对个人隐私的窥探，满足好奇带来的刺激。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偷看书信日记、私闯民宅这样试图拉近距离感的闯入，再到互联网大数据和消费主义背景下私人数据的曝光，从在场到缺席的窥视，无疑是一部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进化史。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个人隐私在AI的操控下到了无可逃遁的地步，曾在隐私领域深耕多年的历史学教授大卫·文森特（David Vincent）的《隐私简史》，从14世纪追溯到信息量超乎想象的今天，个人隐私也从城市、房间以及纸质媒介这样可感可触的物质世界，延伸到了通讯影音兼备的无形网络世界，浏览数据、行动轨迹统统尽在掌握……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私人信息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公之于众，并在公众视野下一再被放大，“我不想感染新冠，但更怕出行轨迹被曝光”的呼吁不绝于耳，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迫使回避已久的问题再度提上日程。
寻找破壁的快感
中世纪家庭的居住环境很局促，大多数人鲜少有私人独处空间，因此在保护隐私上煞费苦心，安装百叶窗可以伺机观察周遭邻居的动态，同时保证对方看不到屋内。正所谓“内忧外患”，他们在对抗外界上做足了功课，却逃不开家庭成员之间在狭小逼仄空间里的共享隐私，他们的亲疏全靠妥协和容忍度，一言不合就开火的冲突情境成了家常便饭。
在“隐私”二字还是天方夜谭的时代，只有贵族才有条件在卧室旁安排一间密室，用作祷告冥想等宗教仪式，大多数人的日常坐卧，要供闯入者随时瞻仰。因此，有限的物理空间决定了被奉于金字塔尖上的隐私，只是上流社会才有资格享有的一种特权。
家庭空间划分杂乱无章的局面其实持续了很久，在菲利浦·阿利埃斯《私人生活史》就有记载。十六世纪末，英国大范围出现私人日记，即可视为隐私的发轫。但直至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还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呼吁女性要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空间。在文森特看来，物理空间的划分无关紧要，文字交流拓展人际沟通的疆域，才是隐私问题矛头的关键，这都有赖于宗教改革运动和印刷术在大众教育普及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长此以往，通信内容逐渐跳脱出正规事务的范畴，如家常问候、传情达意这样的世俗话题占据了主流，写信的交流方式也让很多备受家庭束缚的女性有了放飞自我的机会。
书信、电报、电话、网络、微信……新媒介的出现在给沟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人际交往带来了困扰和隐忧，“通信既是隐私带来的结果，也是隐私的延伸。它的出现反映了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富有的商人和贵族离家经商，学徒和手艺人则常出门办事，随身携带着信件。”事实上，写信者有时还倚靠代笔人，以及转手多个送信人，编码与解码之间的信道有着诸多不确定性：送信人可靠与否，信的内容是否被篡改、能否顺利送到收信人等等，都成为信息暴露的隐患。各种耸人听闻的古法加密也就应运而生，暗语、封泥屡见不鲜，其中还有用醋、尿液、橙汁充当隐形墨水，为了消息不被别人窃取而无所不用其极。
后来，加厚的建材，让隔墙有耳逐渐成为了过去时。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法国电影《芳芳》里，苏菲·玛索的舞姿和私生活都映照在了隔壁的单面玻璃上；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的《红》里，退休法官唯一的乐趣就是窃听邻居电话；《美国丽人》里的女儿，则被邻居偷拍了裸照；再回顾千禧年之后的电影，《隐藏摄像机》中的偷拍勒索，《窃听风暴》中通过监听获得情报……当面对面酝酿着尴尬，却又抑制不住想要得到对方实时动态的欲望，在咖啡馆、酒吧、沙龙、街道景观的视觉诱惑下，他们迫切冲开传统人际交往的隔阂，寻找破壁的快感便油然而生。
“错误最多的是历史。隐私最多的也是历史。”隐私发展的进程，不仅仅是以不同媒介为掩护探求孤独表象的私欲史，来自他者猎奇和窥视的介入，才令这段历史更有看头。
艺术与八卦总在互动
社会交往中的人们，不免会陷入一种矛盾：乐于分享的同时又渴望孤独，沉浸在艺术中方能实现这种若即若离的境界。很多绘画与电影都是以上帝全知视角切入，像是对他者生活全方位的窥视，观众跟随着创作者的偷拍，一个人旁观作品中的剧情，物理空间的独处成全了精神世界与画中景、剧中人的互动。希区柯克的《后窗》窥视窗外的人们，观众又窥视着男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套娃式的行为即是私人创作与大众娱乐的双重餍足。以艺术之名对他人的曝光，最终呈现出的虚构作品即是另一种生活启示录，掩去现实中涉及的隐私，保护了个人身份、呈现出核心情节，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这种隐私上的“扬弃”在艺术作品中非常多见。
正所谓艺术是光明正大的隐私，圣经里苏珊娜的故事就被多次改编为油画作品：两位长老偷窥苏珊娜洗浴，并对其图谋不轨，还恶人先告状，后被先知揭发。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丁托列托以及伦勃朗，先后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画作。以《戴黑帽的男人》闻名于世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吉兰·马格利特（Ghislain Magritte）的《窥视》，以抽象的方式将这一动态放大，更加凸显出两性之间的隐秘互动。
到了当代，超写实主义艺术家达米安·洛布（Damian Loeb）公然将窥视当作创作的主题，用影像观察女性独处的私密时刻，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投射到了作品中，令所有观看者在不经意间都被罩上了偷窥者的污名。
窥视的目光似乎总是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2014年，有黑客疑利用苹果公司系统漏洞，导致全球百名当红好莱坞女星私密照泄露，引发网上疯传，这起案件虽然以嫌疑人被判入狱告终，却对公众人物的隐私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艺术上的身体美学堕落到了网络视奸，见不得光的陋习竟扩大到了集体偷窥的境地。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艺术作品被观看和欣赏的尺度在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寻求感官刺激。“狗仔队”跟踪和偷拍娱乐圈大咖的幕后私生活，一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自媒体也成就了不少“草根”的崛起，他们热衷于在网上呈现自己的生活和偏好，以此笼络一大批同好……众多粉丝的好奇心再集合各路网民的力量，便可以发起人肉搜索——其中不乏网络暴力，虚拟世界的平民偶像，也可以被莫名其妙剥光了扔进人群，也就此走下神坛。艺术像是施了魔法的盾牌，引来大众趋之若鹜的捧杀，死于流言蜚语的人大有人在。民国电影圈女星阮玲玉因为“人言可畏”香消玉殒，还有不少名人在谣言中“被去世”，满怀恶意的人身攻击在转发中发酵，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得数据者得隐私
可悲的是，时过境迁，隐私也从权利变成了自卫。智能手机不离手的时代，存储在手机里的个人信息和生活细节远比放在家里的要多，不止是出行路线和浏览偏好，甚至细化到了实时心率和血压。用户数据泄漏事件频发，一再暴露出手机的安全问题，尤其在后乔布斯时代，《蒂姆库克：将苹果带入下一个阶段的天才》一书透露，苹果为了不泄露一名犯罪分子的个人隐私，不惜与政府作对，决不妥协。
事实上，隐私被全方位监控并非从数字化时代起步，《私人生活史》里曾指出过往的隐私大繁荣时代，“19世纪是私人生活的黄金岁月，是这一词汇形成并名副其实之时。”在文森特看来，也就是在那个时期，隐私史上的两条叙事主线逐渐显现出来，其一是杰里米·边沁（Bentham）提出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无处不在的权力对人的身心的规训和监视，乔治·奥威尔也在小说《1984》里写过相似的情节，异托邦的“老大哥”有着永不疲惫的“第三只眼”，人类沉浸在技术带来的欢愉时，也陷入被监视的焦虑。
在大数据时代，监控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圆形监狱”不再局限于一个实体的存在，而拓宽到政府在内的企业、媒体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的数据采集上，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入公共场所以及“人脸识别”也引发了各方讨论，虽说基于计算机算法的技术几乎准确无误，然而依然有消费者以侵犯隐私权以及自主选择权为由诉诸法律，反观近来伪造3D假脸盗刷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个人隐私在电子监控下的透明化，给别有用心者带来可乘之机，确实存在泄漏信息并被商业二次利用的风险，如果被恶意利用就会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
和第一条叙事线相比，第二条线显而易见更倾向于私人化，“对于那些买得起住宅的人而言，隐私就和他们添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一样坚固稳当”，随着时代的更迭，家宅的墙壁，慢递的信件都不再是沟通的隔阂，微信、脸书、豆瓣等社交媒体成为核心社交圈的媒介，民众更将线下群聊延伸到了线上，一切有声的言语，哪怕是窃窃私语都在键盘和手机的点击下化为内涵笑话、行业黑话甚至暗语，俨然一副外行或者非同道中人勿入的姿态，正应验了“隐私的历史是噪声与沉默的结合体”。
即便社交账号被父母、朋友或者同事发现，这些加了密的隐晦表达也不一定能被识破。这样看来，亲密关系在这个时代正在重新被界定，不再仅限于血缘、地域上的接近，持续交往的社群让他们成为虚拟世界里的“后天亲人”，日常寒暄、分享读书观影心得，在现实中不敢轻易说出的吐槽和抱怨，可以对“后天亲人”畅所欲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迫使打工人离巢寻找更多机会，在工作的重压下，他们在精神上的相互慰藉和支持多过远在他乡的家人。因此日久天长，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反倒成为对彼此知之甚少的陌生人，这样的社交模式也造就了那些在现实中一语不发、一入群聊深似海的城市孤独人。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许久未见的亲朋好友，却找不到当初的亲密感，他们的问候很容易变成走过场式的刺探：情感、薪水、升职……每个问题抛出来，都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如此单刀直入地拷问，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那些监听监控我们的，除了冷冰冰的摄像头，还有曾经身边最亲密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