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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分析，此举将加速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脱钩，并影响持有这些中国公司证券的投资者。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超过200家，总市值约2万亿美元。
2020年底，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根据该法律，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其证券禁止在美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该法律将如何实施的细节，并正在最终确定其相关规则。该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 (Gary Gensler) 表示，时钟已经在今年开始滴答作响。
据报道，已经有一些投资者预期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已将其在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ADR）换成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例如，纽约基金管理公司 WisdomTree Investments 就于2020年底将一些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基金中，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换成了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量化投资专家任立千（音译）表示，该公司正在监控香港的交易量，以确定是否应该转换其他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
荷兰资产管理公司 Robeco 新兴市场股票团队负责人帕尔斯（Wim-Hein Pals）先生 表示，他在去年和今年年初之间尽可能将所有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换成了香港上市的股票。现在，在其约 14 亿美元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中，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仅占1.5%。
帕尔斯先生预测说：“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流动性将逐渐但持续地流向香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转向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而忽略了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股票。”
根据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数据，自阿里巴巴于2019年底在香港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次上市以来，又有15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所谓的回归上市）。最近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交易仍然涉及中国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称，长期以来，审计僵局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争议点。 今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如果该法案付诸实施，将外国公司退市的时间安排从三年缩短到两年。
这篇报道的最后是这样的：迫在眉睫的退市威胁，使美国官员能在谈判桌上对中方施加关键影响。
在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和中国相关部门展开谈判时曾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华盛顿 King & Spalding LLP 律师事务所的沙斯瓦特·达斯（Shaswat Das）先生说：“如果美国要在谈判桌上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须实施这项法律。”
结语
如果报道中提到的那位达斯先生说的话代表了美国方面的立场的话，看来这些美国人可能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于这些中国公司来说，影响到底会有多大，我不是专业人士，我也无从知道。但是，我想影响肯定会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我最关心的是两位记者在报道中提到的观点：这一举动正中一些美国政客的下怀，让中美两国加速脱钩。
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第一次秘密访华的1971年7月算起，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接触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50年里，为了中美两国能够正常交往，多少有识之士能够高瞻远瞩！50年里，为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能够不断加深，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再看如今，居然有不少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路被突然阻断！再看如今，美国政客们口中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加速脱钩！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毕竟已经时过境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