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长安街已褪去白日的喧嚣，安静得如同一颗兀自发亮的星辰。
唯有天安门城楼下，一台大型起重机隆隆作响，划破夜空一隅。
起重机的一端，缓缓升起，几位工作人员从城楼上探身而下，小心翼翼地将毛主席巨幅挂像的挂扣打开，由吊臂将其稳稳吊离。
继而，新挂像再慢慢移向天安门城楼中央。
整个过程，这幅高6.4米、宽5米，总重量达1.5吨的“大物件”，在所有参与“换新”工作的人们眼中，却好似一件恨不得捧在手心里细细呵护的珍宝。
没有怠慢，只有稳起稳落的严谨，没有嘈杂，只有无声无息的认真。
更换完成后，工作人员还会悬于半空，用毛巾一点一点地拂去挂像上的灰尘。
这样的场景，自1967年以来，每年都会上演一次，54年无间断。
所以，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挂像，总是那么崭新，那么明亮。
毕竟，主席画像，承载着国人太多敬意与情思，有浩瀚如海的感恩，亦有绵延似山的怀念。
而当我们走进挂像背后的故事时，才发现，这其中，已深藏了几辈中华儿女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深情与信仰。
时间回到1949年2月12日那天。
这一日，正值元宵佳节，在一片大红灯笼的掩映之下，20万人走上街头，共庆北平解放。
此时，天安门广场成为沸腾的海洋。从这里望去，城楼正中央的巨幅毛主席挂像，被初春的阳光映照得格外醒目。
挂像中的毛主席，目光坚定，意气风发。挂像下方，写有“庆祝北平解放大会”的红色条幅，也仿佛染上喜悦的神采。
这幅挂像出自颇受主席赞赏的油画大师董希文之手。
5个月后，董希文画笔下的新毛主席像，再次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城楼。
大雨滂沱中，几十万群众的热情被瞬间点燃，他们振臂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1949年9月2日，开国大典举行地刚一确立，时任国立艺专美术系老师的周令钊先生便接到一份“快马加鞭”的“密派”——绘制一幅用于开国大典的巨幅毛主席挂像。
时间紧，任务重，周令钊二话不说，当天就带着学生赶去天安门城楼东侧，一头扎进找木板、定尺寸、翻照片的工作中。
一边是木工师傅“铿铿锵锵”地打着架子，一边是周令钊和学生“窸窸窣窣”地讨论着临摹哪张相片。
三层框架仔细打磨完成，周令钊也在几番筛选思量后，确定了挂像所要临摹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参加北平和谈时拍摄的，他头戴八角帽，衣领自然地敞开着，眼神柔和，笑容可掬。
挂像绘制开始，周令钊索性把大门一关，将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离，全身心地沉浸于作画之中。
困了，就席地而眠，饿了，就随手摸过和画笔、油彩掺杂在一起的干粮。
开国大典前一天，蓬头垢面的周令钊从一地狼藉中抬起头，举目望着眼前这幅用汗水和心血画就的主席挂像，笑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得知挂像完成，即刻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一见挂像，他的眼睛倏地一下湿润了。
聂荣臻端详良久，尔后，激动地感慨道：
“像！”
然而，聂荣臻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周令钊慌忙不迭地抓起画笔。
聂荣臻对这幅挂像大加赞赏后，突然，话锋一转，对周令钊说：
“开国大典是个非常严肃的时刻，我建议，咱们把主席的风纪扣扣上，就别敞开了。”
听罢，周令钊频频点头，他迅速投入“战斗”，在衣领处小心地做起修改。
不知不觉，已是夜色浓稠。由于太过专注，就连周总理走进来，他都没有觉察，直到总理浑厚的声音传来：
“画上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挂在城楼上是看不清的，不如请周令钊同志再辛苦修改一下吧。”
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挂像最终定稿。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周令钊哪里还顾得上疲惫，他满脑子都是“赶紧把画像挂上城楼”。
至于个人安全，早已抛之脑后，三架梯子用铁丝简单一绑，几个人扛着挂像，攀着摞起来的梯子就上去了。
终于，这幅主席像顺利地挂上天安门城楼。
几个小时后，毛主席登上城楼，用他独特的湖南口音，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欢呼声透彻云霄，周令钊远远望着城楼上的主席挂像，眼中的热泪奔涌而出。
而饱含热泪的，自然不止他一人。
挂像上的这位伟人，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出战争阴霾，走上崛起与强大之路。无疑，它已然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符号。
开国大典后，毛主席像成了最抢手的“宝贝”。一时间，洛阳纸贵，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张毛主席的画像。
1950年5月1日，一幅出自画家辛莽之手的新主席像挂上城楼。挂像上的毛主席身穿草绿色衣服，脸庞偏左，目视苍穹。
但，这幅挂像仅仅挂了一天，便被紧急撤下来。究其原因，很多群众觉得挂像里的毛主席眼神太高，有目无百姓之态，与主席真实形象不符。
辛莽连夜听取各方建议，并着手重新绘制毛主席像。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同年国庆节，一幅毛主席平视前方的威严挂像，再次亮相于全国人民面前。此后，这幅挂像沿用多年。
只是，挂像重绘工作未曾停止，一位位技艺过人的艺术大家仍在前赴后继地倾力而为。
1953年国庆节前夕，中央美院教授张振仕先生接过重绘主席挂像的接力棒，开始长达11年的绘制工作。
他是如何度过这11年的每一天？
几米高的梯子，上上下下几十趟，每画一会儿，就要跑出去一百多米观看效果，细节与整体，颜色与质地，形貌与神采，无一不在思虑之中。
一天下来，四肢酸痛，后颈僵直，手指麻木，而这些，都早已是常态。
1964年，年过半百的张振仕先生实在体力不支，遗憾地将这项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交由他人。
这一次，担起重担的不再是国内顶尖画家，而是一位普通的美术公司员工，名叫王国栋。
他笔下的毛主席，神态中多了几分慈祥和善，同时，眼神中亦不乏智慧机敏。新挂像一完工，周围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纷纷惊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形象！”
1967年，王国栋版本的毛主席挂像，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自此，这幅挂像作为母版，一直沿用至今。
王国栋临近退休时，他把大徒弟葛小天叫至跟前，郑重其事地将“毛主席挂像画师”这一头衔，交付于爱徒手中。
他一遍遍地嘱咐葛小天和一众徒弟：我们画的，不单是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一份永恒的寄托。
葛小天没有辜负师父重托，他对毛主席挂像有了更高的追求。那段时间里，每天在他脑子中打转的，全是围绕如何让挂像上的毛主席更生动，更具神韵这一问题。
他要画出毛主席的领袖风范，他要传递伟人的精神感召力，他还要让看到主席挂像的人拥有“奇妙的感觉”。
这些，他都做到了。
每一位在天安门城楼下瞻仰毛主席挂像的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感受到毛主席那亲切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
30多年来，葛小天的随身口袋里，总揣着一本由几十张毛主席画像装订而成的小册子。小册子因为时常翻阅而变得陈旧不堪。
从周令钊到葛小天，他们终其一生，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毛主席形象。
2014年，中央美院的艺术家们接手了毛主席挂像的绘制工作。年轻一代亦如前辈，通过流动的笔触，倾诉着对毛主席的爱戴之心与崇敬之情。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伴随着新中国，已走过72载春秋。
在这72年里，画布在改良，材料在优化，工艺在升级。如今，这幅挂像足能无惧风雨，不畏曝晒。
那么，毛主席挂像还会再悬挂多久？
1980年，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一年，国际知名记者法拉奇曾对邓小平进行专访。采访一开始，法拉奇便直言不讳地问起毛主席挂像之事：
“我想问邓先生，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肯定道：
“永远保留下去！”
随之，他娓娓道出：
“从中国人的感情角度来说，我们会永远将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一幅挂像，一位伟人，一个国家。
几辈人为这幅挂像倾注无尽心力，是为向这位伟人致敬。
几辈人为这个国家奉献毕生年华，是为沿着这位伟人开辟的道路，一路向前。
吾国民安，吾辈自强。
今天，或许每一位从天安门城楼下经过的中国人，在望向毛主席挂像的那一刻，内心都会响起一个声音：
“这盛世，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