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名历史学家的专业背景融入数十年有关中国写作中，尤以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期间作为伦敦《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记者以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长期撰稿人为人所知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于9月5日在伦敦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他的好友、英国前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证实了他去世的消息。
1972年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梅兆赞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中国语言及历史教授。他是一名激烈的反战活动人士，并自称“毛粉”，当时是随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访华团前往中国，那是一个致力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激进联盟。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但国外很少有人了解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动乱的整体规模。抵达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后不久，访问团就被带去见一个“典型的中国工人家庭”。会面给梅兆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户人家似乎很富裕，家里布置得不错。接待的人告诉访华团，犯罪是不存在的。
第二天早上，梅兆赞在附近散步时，碰见了来自那个“典型”家庭的父亲。他邀请普通话流利的梅兆赞到他真正的家里去——一间破旧的寓所，并解释说，事实上，他们头天去的是中国当局专门安排给“外国友人”参观的公寓。这名男子还解释说，犯罪行为其实并不少见。
“我回到酒店，所见所闻让我震惊不已，”梅兆赞在2012年出版的《我的第一次中国行：学者、外交官和记者反思他们与中国的第一次邂逅》(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一书中回忆道。之后，梅兆赞写道，他开始“对每一个地点、每一次介绍、应该如何理解每件事的说法都持怀疑态度”。
在短短48小时里，梅兆赞就从“毛粉”变成了一个幻想破灭的怀疑论者，这也预示着美国左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看法将发生类似的转变。
“他对极权独裁的弊病有着敏锐的洞察，”最近出版了《中国政变：迈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 2021)一书的盖思德说。“他开始谴责毛政权的恶行的时候，这种谴责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时髦。”
甚至后来从学术界进入新闻界，梅兆赞也坚守着这种怀疑的立场。
作为《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就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人民解放军接到政府命令，对和平抗议者进行血腥镇压。凌晨3点左右，梅兆赞在离开现场准备提交一份关于镇压的报道时，遇到了一群武装警察。他们发现他是记者后，对他大打出手，导致他的左臂骨折，数颗牙齿脱落。
梅兆赞设法通过电话口述了他的文章。次日上午，他骑车回到天安门，在那里看到士兵向试图进入广场寻找孩子的父母开枪，那些孩子一直没有回家。他说他还看到士兵向前来救治伤员的医生和护士开枪。（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中被杀，以及在什么地方被杀，许多中国学者仍然没有得出确切答案，估计的数字在几百到几千之间。）
“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恐怖的地方，”梅兆赞在镇压当天刊发的报纸头版文章中写道，“坦克和士兵与学生和工人对抗，装甲运兵车被点燃，石头上有一滩滩血迹。”
他因为天安门报道获得了1989年英国媒体大奖的年度国际记者奖。
梅兆赞于1932年11月14日生于曼哈顿，父亲阿尔弗雷德·E·米尔斯基(Alfred E. Mirsky)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母亲芮芭·裴夫·米尔斯基(Reba Paeff Mirsky)是音乐家和童书作家。他在纽约费尔德斯顿学校(Fieldston School)就读，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学习了汉语普通话，于1985年携妻子贝特西(Betsy)前往台湾，在那里学习了四年的中文和唐史。
梅兆赞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异结束，而后于1963与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罗娜·皮尔森(Rhona Pearson)结婚。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中国史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书，并成为东亚语言和领域研究中心(East Asia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Center)的联席主任。
作为教授的梅兆赞是反对越南战争抗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多次前往东南亚，对北越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参与了会议和静坐示威，1972年，他和其他达特茅斯教员和学生一起因拦截应征入伍者的大巴而被捕。
梅兆赞没能获得达特茅斯的终身教职。于是他和妻子于1975年搬到了伦敦，最终在那里成为一名记者。除了担任《观察家报》的驻华记者，他还曾为包括《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和《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在内的多家报章撰稿。
他继续在中国各地报道，对西藏尤其感兴趣，先后六次前往那里。他的采访对象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两人后来成为朋友。
梅兆赞在1991年实质上被驱逐出中国。两年后，他接受了伦敦《泰晤士报》在香港的东亚编辑职位。1998年，由于相信报社为了保护其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商业利益而减少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泰晤士报》主编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对此予以否认。）
梅兆赞于1986年与第二任妻子离婚，而后在1997年与澳大利亚调查专员黛博拉·格拉斯(Deborah Glass)结婚。两人在2014年离婚。除她之外，梅兆赞的身后人还有他的姐姐芮芭·古德曼(Reba Goodman)。
对于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以及在他看来为保持经济关系而无视北京的权利侵犯行为的西方领导人，梅兆赞的批评从无保留。他在职业生涯中经常谈到共产党对叙事控制的关注——在他看来，这对中国社会整体构成了一种伤害。
“对中国人来说，撒谎创造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回答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不清楚’，”他在1993年《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除了在直系亲属或最近的朋友身边，基本上没什么地方可以肯定什么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