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女儿叫曹茜，一个17年对父母不闻不问的女孩。
1979年，大连旅顺口区，长城街道曹家地村，曹茜出生了。
在那个尚有封建残余思想的年代，夫妻俩把曹茜当男孩养，商量好不再生孩子，决定好好培养她成才，不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曹茜从小身体不好，父母就算不吃不喝，也要给她买补品调养身体；遇上半夜发高烧，父亲鞋子来不及穿好，就奔出门去找医生；她想要吃肉，父亲丢了锄头就走……
曹茜上小学后，一直担任班长，每次考试都是数一数二。
父亲慈爱地摸着曹茜的头说：“洗碗、洗衣服、做饭，都不用你碰，你只要安心读书就行了。”曹茜高兴地点了点头。
曹茜学习刻苦认真，同龄人在外面疯玩时，她在看书；左邻右舍的孩子都睡了，她还在看书。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农活琐碎而又劳累，父母回家总是一脸倦容。这时，曹茜会搬来小板凳坐下，给父母讲故事，以驱散他们一天的疲惫。
说起曹茜，父母满是骄傲：“她很懂事，知道孝顺。”
曹茜每次扬着奖状，飞奔向父母，母亲总会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第一时间把奖状贴在墙上，那是曹茜最为了得意的时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茜的奖状越来越多，墙上贴不下，母亲就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在抽屉里。每一张奖状都像一朵花，盛开在父母心田，他们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小升初，初升高，曹茜都考入了当地最好的学校。
高考放榜的那天，曹茜看到自己的分数，超出一本线几十分，她喜出望外。
曹茜希望去南方的大都市，感受快节奏的生活。所以在填报志愿时，她瞒着父母报了三所南方的大学。
老师跟曹肇纲确认时，他暴跳如雷。
曹茜向父亲解释说：“我想离开家乡，去南方见识见识。”
父亲怒喝道：“你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干嘛？我看辽宁师范大学就挺好。”母亲也在一旁随声附和。
曹茜横了父母一眼，负气去了学校。
最终，曹茜还是填报了两所南方的学校，最后，不情愿地填了辽宁师范大学。
可是，命运给曹茜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她恰恰被辽宁师范大学录取了。父母闻讯后，都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曹茜却怏怏不乐，虽然是她自己的失误，但她把这一切归咎于父母。
自此，她把心事藏在心里，极少再与父母沟通。
其实，凭曹肇纲夫妻俩的收入，供曹茜上高中已是十分吃力，但为了曹茜，他们咬牙坚持。
好在，上大学后，曹茜申请了学校的困难补助金，加上奖学金，他们只需负担她的生活费。
在大学里，曹茜积极学习外语，经常用外语讲故事给同学们听，林徽因、徐志摩的故事从她嘴里娓娓道来。在同学们眼里，她是个很有文艺范的女孩。
离开了父母的管控，曹茜开始堕落，经常和学校里家境优越的女同学一起，夜不归宿，给父母增加负担不说，还导致6门学科挂科，连毕业都成了难题。
曹茜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继续读书，自己将永远也离不开父母，她想到了出国。
大三那年的一个晚上，刚放下碗筷，曹茜郑重其事对父母说：“我获得了出国留学资格，反正我也毕不了业，我想出国算了。”她越说越兴奋：“出国相当于给自己身上镀了层金，回国后也好找工作。”
听女儿这么一说，二老犯难了。
父亲问：“出国费用多少？”
“7万。”
父亲惊得一伸脖子，瞪大眼睛说：“这么多？我们上哪去抢7万块钱，这么多年，我们省吃俭用也才攒了一万。”
母亲也目瞪口呆，连忙劝解说：“不行，那太远了，你会受苦的。”
曹茜听了不高兴，没再说话。
这晚，夫妻二人早早上了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曹肇纲干脆坐在了床头，刘红玉也叹息着坐了起来。
曹肇纲说：“一个女孩，跑那么远，怎么叫家里人放心呢？”
刘红玉说：“我真不想她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
“上次就因为填志愿的事，对我们有怨恨，这次不送她出国，怕是要恨上加恨了。”
“是啊，不送她出国说不过去，可是，那么多钱，找谁去借？唉……”
“只能借啰，找谁去借呢？”曹肇纲抠疼了脑袋。
刘红玉嘀咕道：“借了还愁还呐。”
……不知不觉，天已亮。
接下来，曹肇纲忙于奔走在朋友、亲戚家，屡次遭拒，数次看冷眼，走投无路之际，他对妹妹施压，勉强借到了6万块钱。
曹肇纲把沉甸甸的7万元钱，用报纸包了又包，生怕它们长了翅膀似的，他深知，那是女儿的命。
曹茜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没有父亲想像中的高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语，甚至没有喊他一声爸爸，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别，竟是永诀。
临出国前，曹茜不止一次在室友们面前念叨：“国外生活压力大，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就要靠自己赚生活费了。”
2000年，怀揣7万元钱，曹茜顺利飞抵德国。远离父母的束缚后，曹茜感觉国外的空气都比国内新鲜，有了长驻的打算。
语言不通，曹茜不得不苦学德语，这一学就是两年。加上一年的文化培养，她先后找父母要了3.3万元，虽然曹茜也在做兼职，但还是让父母债台高筑，苦不堪言。
起初，曹茜会打电话回家，但一分钟八块钱的跨国电话，打得她牙疼，后来只得改为写信。
也许是曹茜太忙，三年间也就写过两封信，她总是简单介绍近况，从未问过父母过得怎么样，末了总是不忘说没钱了，要钱。这让曹肇纲二老颇有怨言。
有一次，碍于昂贵的电话费，电话一接通，曹茜就说要钱。曹肇纲大为光火，对着电话怒吼道：“就是要钱要钱，你这是在要我们的命。”说完，啪地挂断了电话。
曹茜像被定住了，约摸30秒后才冷哼一声，重重吐出几个字：“我以后死也不找你们！”
她在心底发誓，一定要养活自己。可是，她很快发现钱太难赚了。勉强捱过十个月后，她犹豫再三，决定向父母求助。
哪知电话一接通，曹肇纲连日来的担心、焦虑、后怕，被彻底激发，他又是一通咆哮：“我还以为你死了，是不想再联系我们了！”
曹茜感觉到了刺骨的凉意，心里像住了头愤怒的狮子，她不想再说一个字。
她默默放下电话，一步一挪走向栖身之所。一路上，她在脑海里翻翻找找，欢笑也好，哭泣也罢，都将一一尘封。
刘红玉还没来得及跟女儿讲话，气得边哭边说：“好不容易等来电话，你又凶她，你个死老头子。”曹肇纲摸了摸脑袋，语气缓和下来说：“我是忍不住发脾气了，下次我向她道歉。”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曹茜没有打来电话，曹肇纲夫妇也没太在意。
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
“今年女儿该回来过年了吧？”刘红玉掰着玉米，眼巴巴望着正在砍柴的曹肇纲问。
曹肇纲看看她，又习惯性地望向门外，继续低头砍起柴来。
除夕那天，曹肇纲照例多摆了一副碗筷，为的是，曹茜一回家，她就可以立马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和他们说说笑笑。
他们终究是没有等到，又一次在别人的欢声笑语里，唉声叹气到天明。
他们总在胡思乱想：她很忙？她过得不好？她遭遇了不测……唯独没有想到，她是不想理他们了。
曹肇纲夫妻俩坐不住了，他们通过外交部联系到驻汉堡总领馆，领馆工作人员当即查了曹茜的地址和电话。但是，到了曹茜住处后，曹茜拒不见面。根据德国法律，不能强迫曹茜露面，此事就被搁置了。
等待，等待，又是漫长的等待，曹肇纲夫妻思女的心被拉得老长，又一点点被揉碎。他们伸长了脖子，望瞎了眼睛，哭干了眼泪，再也没有等来女儿的电话。刘红玉无数次埋怨曹肇纲，他都无言以对。
2018年，曹肇纲住地的村主任助理，受他们委托给驻汉堡总领馆写信，希望总领馆帮助寻找曹茜的下落，总领馆提供了两个电话号码，但是没有找到。
令人震惊的是，一位德国华人在海关找到了曹茜当年回国的资料，她于2004年8月5日曾抵达上海，找过她一位男性朋友，12天后直接飞回德国。此事得到了那位男性朋友的证实。
曹茜与父母决裂的决心可见一斑。
2020年，曹肇纲夫妇双双患上了癌症，只能靠低保艰难度日，1030元，要买药，要还钱，剩下的生活费，也就一百多元。
他们深感自己时日无多，迫切希望知道女儿是死是活。
二老实在没有办法，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媒体，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对曹茜口诛笔伐，责怪她不孝。
媒体不遗余力，爱心人士也建立了跨国寻找曹茜的v信群，2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不辞辛苦，奔走在柏林、明斯特、莫尼黑、汉堡……他们找到了曹茜。
她改了名字，成了慕尼黑大学的终身教授，妥妥的成功人士。
当他们把这一喜讯告知曹肇纲时，他出奇地平静，接连问：“她现在干什么工作？有孩子了吗？能给家里打个电话吗？”紧接着又说：“曹茜太犟了，她不会主动给家里打电话的。”
末了，曹肇纲抹了把泪说：“她活着就好，我们老两口不图她养老了。”坐在一旁的刘红玉先是吞声饮泣，听到这，捂着嘴呜呜哭开了。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让曹肇纲心慌莫名，他说：“给她宣传，给她曝光，她的教授可能都干不成，我很担心。”旁人听了，均心酸不已。
17年过去了，曹茜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写信，更没有现身。曹肇纲夫妻等枯了心，等来了白发，等满了皱纹，等来了癌症，就是没等来那个本该贴心的小棉袄。
那天，刘红玉流尽最后一滴眼泪后，遗憾地走了。曹肇纲抱着她嚎啕大哭，悲恸地喊：“曹茜，你的心好狠呐——”在场的人个个擦眼泪，都有说不出的悲愤。
老伴走了，曹茜没回来；
老伴坟上的青草长得老高，曹茜还是没回来。
曹肇纲彻底绝望了，于一个秋风萧瑟的午夜撒手人寰，他僵硬的身躯里饱藏心事，或许是多年前，女儿给他们讲故事，或许是满墙的奖状，褪去了女儿的名字。
约莫一年后，有人在慕尼黑大学找到了曹茜，得知她已结婚生子。当被问及父母时，曹茜冷漠地回：“我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回家。”
“父母对你做过些什么事呢？”
曹茜激动地说：“他们对我变态的掌控欲，让我不能呼吸，我就是为了逃脱他们，才离开家来到德国的！”
当消息传回国内时，舆论哗然，曹茜的叔伯舅舅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她就是个不孝子！”
也许父母对曹茜的伤害是真实的，但这绝不能成为她逃离父母的理由，乌鸦尚知反哺，羔羊且知跪乳，更何况是个人呢？
曹肇纲夫妇之前对曹茜的予取予求，使得曹茜不懂感恩，一旦拒绝，亲情便变得岌岌可危。
曹茜虽事业成功，但做人是一败涂地，她的行为令人不齿。
亚米契斯说：“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父母伤心，无论他（她）的地位多么显赫，无论他（她）多么有名，他（她）都是一个卑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