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撰文：界面文化编辑部，栏目主持人：董子琪，编辑：黄月、陈佳靖，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进城”是一个在生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人问去哪？我说进城。因为很喜欢精读赵本山系列小品和《马大帅》，也分析出来一些关于进城的文学意象，姑且跟大家说说看。农民马大帅为了追逃婚离家的女儿，进城遭遇钱包被扒、身无分文形同乞丐、被人冤枉运输假钞还进了警察局——这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聪明的城里人看到这一切也会觉得好笑，这个村里人！
马大帅进的大城市是铁岭开原市，投奔的是自己的前任小舅子、也就是范伟饰演的范德彪。德彪将马大帅从看守所里领出来，开着老板专用的奔驰车在街道上疾驶，两人都发出对城市的由衷赞叹：这么多楼！这么多车！马大帅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范德彪租下的城中村平房，这里临近火车道，夜里也会有醉鬼醉倒在路边。而他们打工的地点是据说在开原最豪华威风的维多利亚广场，德彪在这里担任总经理保镖，指挥着侏儒门童和可以将腿弯到头上的手下。
只是依赖亲戚名不正言不顺的，进城者需要寻到自己的活计。马大帅拜托范德彪给自己找事做，他先后试过搓澡工和修脚工，这段失败的打工经历也是高潮迭起的奇遇，他把客人直接搓到了池子里，又把自己的脚修得鲜血直流。这时我们看到，这个阴差阳错进城的马大帅似乎真的是“干啥啥不行”，还不如范德彪“善于学习模仿”，更能融入城市，德彪的平头、墨镜，勇于追求真爱、挑战自我，还有一点点伪饰的劲头，已经让他非常接近一个城里人了，跟德彪比，马大帅反而愣头愣脑的、总是扮演那个戳破模仿迷梦的角色。于是，戳破城里人的虚伪和展现乡里人的笨拙变成了这部剧的两大笑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大帅也是喜剧小品中常见的进城者，《不差钱》《有病没病》都是如此，他们就像志怪小说里在生死关头道破真相的人，“这个人没有头”、“没有心是不能活的”，朴素但是富于直觉。
马大帅这样的进城者，为了进城被洗劫一空，之后上线了围绕金钱展开的、无穷的滑稽现形记。被维多利亚辞退之后，为了赚钱，他做的事远比彪子更过分也更好笑——他到丧礼上充场面哭丧，哭得越悲切收入越多；和自闭的拳击少年在家打擂台，挨打效果越惨烈价钱越高；给退休仍有权力欲的局长假扮下属，凭借滴水不漏的回答获得报酬。这些“零工经济”的重点都是表演，马大帅通过了解城里人的愿望角色扮演获得钞票，而这和《刘老根》里那个成功地从城里取得经验回到乡村文旅创业的故事是如此地不同。
其实，《马大帅》不禁让我联想到另一个进城故事——《帕丁顿熊》，有时觉得这个村里人和伦敦帕丁顿车站的小熊是一模一样的。帕丁顿初入伦敦，像马大帅赞叹开原一样发出赞叹，也因为不熟悉城市闹出了许多笑话。他不会坐地铁，不会用电动牙刷，还学会了原来用钱才能换到想要的东西。电影《帕丁顿熊》的故事几乎是以他攒钱为线索的，一头小熊虽然没有养家的压力，但不能像家里的儿女一样完全无所事事，他需要打工，但无论是擦玻璃、剃头发，都因笨手笨脚遭到辞退，甚至一样都蒙受冤屈进了局子。黏土动画里帕丁顿做过更多好笑的事，而这好笑都是和伦敦的新奇体验有关的。一般认为《帕丁顿熊》是一部儿童教育片，帮助儿童和小熊一起成长适应，然而小熊却是以成为无家可归的游荡者、底层打工者才获得这个共同成长的机会的。这么看，进城的马大帅不也是一部教育片吗？马大帅最后还是学会了点东西，哭丧、拳击还有冒充文化人的本事。
啰嗦了一些进城的喜剧，总之我从中看到了我自己，我和马大帅妻子玉芬一样都是安徽人。来上海时，只要介绍说家在安徽，谋生不易也许会浮现在对方的脸上；如果再透露我先生是河南人，对方就会挂上那种“糟糕糟糕，就不该提问”的表情。抱歉抱歉，我们只是来学做活学本事的外地小夫妻。
以下为“编辑部聊天室”环节的文字整理部分：
成为“外地人”
潘文捷：韩剧《请回答1994》开头三千浦张国荣第一次坐地铁的迷惘真的给我整笑了，他因为不知道在哪儿下车在地铁出口来回奔跑，发现坐错又故作镇定重新买票。直到被人戳穿“你是从农村来的吧？”背景音乐就响起了表示尴尬的咩咩声。我也有类似体会。刚到北京上学时，就为乘坐地铁十分头疼——为什么要坐“开往西直门方向”的地铁？可是我不是要去西直门，我要去五道口啊！初入城市有这种混乱状态的也不只是我，之前就看到郭敬明写自己刚到上海时是如何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和妈妈也因为坐地铁不会走闸门被工作人员用上海话责骂，从这些不够温情的现象中，他总结出上海人尊重成功的人，暗下决心要用才华能力证明自己。从这些故事，多多少少也可以理解《小时代》那样的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
叶青：感觉因为科技和交通的发展，对于熟用手机的年轻人来说，初次进城可能变得不再那么“寸步难行”了。比如像文捷说的坐地铁，以前第一次坐的人会闹笑话或不知所措，现在只要办张交通联合卡，或者手机上下个APP，不需要买票就能直接坐车，导航软件更是细致到了告诉你该从哪个口进、坐哪个方向、坐到哪一站、从哪个口出。看病也是一样的道理。但与此同时，一些人工岗位（因为技术）大幅减少，这会不会让不太熟悉新技术的中老年人进城的难度大大增加呢？
林子人：两个月前我去参加了一场书店活动，活动的两位对谈嘉宾都是老上海人，其中一位说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上海是中国唯一一座有城市历史的城市。何谓城市历史？是指要有报馆、杂志社、广播电台、唱片公司、电影公司，还要有信托公司、证券公司、银行、百货。只有这些东西都存在的时候，所谓的城市文化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并被记录下来。我立刻就想到在我的小时候，去上海的确是有某种“进城”意味的，当代艺术展览、戏剧演出亦或是Zara这样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尚品牌都要去上海才能看得到。从1843年开埠至今，上海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中国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在城乡光谱中代表着城市的那一端牢牢占据着中国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瑰丽想象。
潘文捷：在大城市待久了，反而关心起家乡县城。因为外婆大家族居住的旧城区整体拆迁，改建道路。很多亲戚都关心究竟能赔多少钱。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样的拆迁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家族一起生活的痕迹全部消失了。朋友和我有类似感受，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不是很注重比较古早的建筑。当然如果是宋元明清已经成为古迹的地方，一定会去做保护，但是，如果是对待早几十年的建筑，似乎喜新厌旧是正常的事情。我想，对于我们这些离乡的人来说，恐怕儿时对故乡的记忆会随着城市的改造一点一点地消失。
叶青：进城后还常常觉得城市的变迁实在太快了。和老家十几年如一日的街道不同，城市里好不容易熟悉的道路，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因为某些“市容计划”大变样。在我来成都的这近10年期间，南边的农田与荒地摇身一变，成了一座挤满高楼的新城。疯狂基建必不可免地产生了噪音，加上本就川流不息的车潮和人群，城市真的好吵！《卫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噪音不仅会对人的心理层面造成危害，还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长时间暴露在噪音中，高血压、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会显著提高——而刚进城的人往往只能负担得起租住在噪音污染较为严重的老城区“老破小”。
过去觉得四环外不算北京城
姜妍：“进城”话题对我来说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变迁。我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时光是在北京北四环外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度过的，幼年时亚运村附近还是一片稻田，很有野趣，和今天的景观完全不同。
上小学以后，就要脖子上挂着月票经常往返于地安门西大街的奶奶家和北四环外的姥姥家，大概就像今天在城市里工作的白领日日往返于五环外出租屋的场景。那时候的月票分成“市学”和“郊学”，指的是市区和郊区学生月票所被允许乘坐的不同线路。郊学的月票比市学月票允许搭乘的线路要多，差不多以北四环为界，因为我都是挂着“市学”的月票到处晃，所以只能下车后再步行一站多地才能到家。北四环外的大院，对我来说已经是实际接触的生活空间中相对偏远的存在，有时候在车站听着售票员喊“清河小营西三旗”，觉得那是特别遥远的地方。从月票的名称里，也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郊划分的大概边界。至于像彼时的通县（通州区是1997年后撤销通县后所设立的），对学生时代的我来说，真的就是一种关于县城的想象。
小学同学中有不少是住在地安门西大街附近的四合院中，那当然并不是良好的居住环境，很多户挤在大杂院中，没有独立卫生间，偶尔在同学家里玩耍或是一起做作业，都是要在逼仄的空间里寻找一点落脚的空间，比如睡觉的床同时也是写作业时坐着的椅子，比如电视机只能挂在房间的斜上方某个角落。后来偶尔再回到那附近，除了后海的那些大杂院还在（许多都被有钱人买走重新装潢了），剩下的散落在爱民街上的、教场胡同里的四合院早就消失了，那些胡同也都拓宽了，偶尔我也好奇，那些同学都搬到哪里去了？他们过得还好吗？
陈佳靖：“北京太大了！”很多从外地来到北京生活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反而是听到外地人的抱怨后才意识到北京之大。我家在丰台区，位于四五环之间，从这里无论去市中心哪个地方总要花上至少一个小时（不仅因为远，而且道路经常拥堵）。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提前规划时间，出门吃饭逛街从来不是说走就走，都是提前和人约好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过来要花多少时间。
有趣的是，我虽然是原住民，却也有“进城”一说。由于我不住在商业区附近，也就远离了百货大楼和大型购物中心。小时候父母想带我去市中心购物，就会说“我们进城吧”。进城就是购物，很长时间里我把这两者画上了等号。长大后才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明明就住在城区里，为什么要说“进城”呢？后来我听到一种解释说，有些老北京人认为，只有二环以内才叫北京（也就是过去的四九城），谁要是住在四五环以外，那就不算是北京人了！这当然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内部依然有潜藏的“中心-边缘”鄙视链。
如今看来，消费的确成了城市生活的代名词，那些想要融入城市的人也不得不拥有与之匹配的消费力。很多从外地县城努力拼搏到北京的人很快习得了城里人的现代与时尚、体面与从容，每天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做一份白领工作，表面上看不出与原住民有什么区别。但当夜晚降临，他们可能要回到五环之外的出租屋里卸下一天的光鲜，第二天再早早起来上班，没有时间真正留给自己。他们每天的通勤何尝不是另一种“进城”与“返乡”呢？然而真正的“乡”也是回不去的——城市的生活太快了。我想除了消费，城市的效率与秩序也在重塑着每一个人，它们不仅存在于早晚高峰的地铁线和24小时便利店里，而且深深嵌入到办公室的格子间、手机App上的Todolist、戒不掉的外卖和网购，并一路蔓延至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乃至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中。
从二三线流向一线，从北上广流向纽约巴黎？
黄月：我是一个需求比较低的人，到现在生活也是“得过且过”（非原意），或许也因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城市所象征的物质极大丰富和灯红酒绿生活有些隔绝。无论是初来城市住在大学宿舍里时，还是毕业工作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三十多岁了依然没觉得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无论房子或车子，只不过这里恰好有我还算喜欢和擅长做的事情，姑且能够糊口不必奔波（这一点物质基础可能是与马大帅的区别），人就居在此处。我大部分时候不会意识到自己住在北京，或者说不会意识到此地有何特别，有时坐公交车经过天安门甚至会心下一惊——原来我在这里！我无意定居这个城市，不会用这个城市的人的身份来指称自己，对大城市的爱和乡愁一样稀薄，几乎随时做好去下一个地方过生活的准备，有一个苹果吃一个苹果，有两个苹果吃两个苹果。
赵蕴娴：如今底层劳动者的进城是否还会有马大帅那样的感叹，我觉得不一定。杀马特“教父”罗福星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讲过，城市高楼林立的景观没有对最初进城的他造成过多大冲击，他也不会抬头去看，去留意，因为他很清楚这些都与他无关。我想，能让人抬头看看的城市，还是要给人一些机遇和希望，即便抬头的动作会被城里人嘲为“乡巴佬”。
黄月：东北可能有些特殊，我之前看学者刘岩的一本书很受启发。他从春晚东北小品讲到东北这一地区的特殊性——东北虽然最早成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高的地区，却因象征着旧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荣光不再的时代，而在后来蓬勃的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被视为一股小农的、落后的、不进步的甚至是“反动”的力量。这种复杂的身份使春晚舞台上的东北人形象（土里土气，冒冒失失，啥也不懂，和城市格格不入）深入人心，并且一再刺激大多数人的同一个笑点，反复被冲击，反复被嘲讽。与其说这其中是城与乡的交锋，不如说是旧体制和新体制的一次次话语争夺。
就算有那一纸城镇户口，很多人在某些语境里也是作为对照组代表乡土存在的，或者说代表着城市的对立面。这一点大概更值得人们注意。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之外，不仅仅是乡，也是其他的城，是与此地不同的城，是并非占尽优势的城，是发展红利耗尽的城，是资源枯竭的城，是人口流失的城。它们只是或近或远的异地，多样极了，丰富极了，辽阔极了，它们既不应被视作大城市的反面，更不应被框进一模一样的城市化模板之中。
赵蕴娴：佳靖提到从外地县城到大城市打工的人，让我有一个疑问，对于这些人而言，“城”到底在哪里？如果格子间外的繁华和市井都不能亲身舒展地去享受，消费通过零碎时间的网络购物来完成，那么城市是否已经退居为背景板？相对于农村，他们的故乡也是城，或许同样是更偏远地区人眼里的香饽饽，但大城市的光环把这些小城遮蔽掉了。几乎每个中国城市的郊区都有在建的工地，宣传语上动辄对标纽约东京巴黎，要建成“国际大都市”。虽然不可能再建出一个上海，但城市建设的雄心还是今天削平了一座山，明天拔了一座楼，如果进城描述的是一种陌生的遭遇，那么这些人每次返乡，其实都如同一场进城。
林子人：我觉得，“进城”不仅是当代中国人的个体生命经验，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发展的一种隐喻，即整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人们从田野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所谓的城市生活，是与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匹配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原子社会，从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商品化中建立自己的生活。在另外一个层面，“进城”也指从边缘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的过程，这个过程名曰“现代化”。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总是充满了竞争和比较，二三线城市力争上游，一线城市将自己对标其他全球城市。
前段时间读《中国后浪》，里面给出的一组数据挺惊人的：1990年-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从26%上升至56%，约4.5亿人进城。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70%，也就是还有2.5亿人要成为城市居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也势必会为很多新城市居民带来很多新奇的，甚至有些困窘的生命经验。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以感受应该会格外深刻。我们的父母辈是经历城市化的第一代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或许会对马大帅的经历感同身受；我们这辈人很多已经在城市出生长大，但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前往大城市求学工作，所以我们时代的进城故事就变成了《我在他乡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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