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陈佳靖，编辑：黄月，原文标题：《社交媒体与作为用户的我们关系几何？既是剥削，也是赋权 | 专访》，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12月8日，微博正式挂牌港交所上市，总市值约600亿港元。作为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之一，微博自2009年诞生以来吸引了大量用户，通过关注机制，用户可以使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在此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和传播互动，而这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微博的成功离不开庞大用户群体的贡献，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不仅是这些平台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也是主要消费者和传播者。除了用户生成内容（UGC），用户的个人信息、社交圈子、后台数据，乃至每一次浏览、转发、点赞、评论，都成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和算法推荐的依据，源源不断为平台带来实际收益。
作为用户，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以“玩乐”和“分享”为名，却为资本创造了实际价值的“数字劳动”？究竟是用户获得的好处更多，还是平台赚取的利益更大？
就在前不久，不少豆瓣用户曾对此有过争论。豆瓣被罚款900万的消息传来，许多忠实用户担心豆瓣难以支撑，纷纷表示愿意花钱购买周边产品来支持这个共同的家园，但也有声音认为，用户不该有替平台交罚款的心理，因为平台本就是从用户那里获得了最多的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以UGC为主导的社交媒体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界限，也颠覆了我们对劳动概念的认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姚建华是国内较早关注数字劳动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中文学术专著《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已于近日出版，值此契机，我们与姚建华展开了对话，以期为大众理解中国当前纷繁复杂的数字劳动现象提供思路。
姚建华认为，以媒介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已经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行为和劳动行为。与其去比较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获得的东西和付出的劳动孰多孰少，不如去思考，为何我们在清楚可能被资本剥削的情况下，还愿意在网上耗费精力？
批判学者往往看到资本通过媒介技术逐利的一面，但姚建华提醒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到技术赋权的一面。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围绕剥削、控制、剩余价值等维度讨论劳资关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仍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但在很多国内新兴的数字生产领域，劳动者的情感因素也不容忽视，正是情感驱动着他们在网络上进行有偿或无偿、志愿或非志愿的劳动，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丰富性。
值得关注的是，今天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与控制并非直接进行的，而是透过媒介技术这一“管道”间接展开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分析数字劳动问题时不能只看到劳资之间的二元关系，而必须将媒介技术纳入考量。近年来，依托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在国内发展迅猛，平台算法对外卖骑手的精密化控制等现实问题一度备受关注，姚建华也与我们探讨了零工经济从业者面临的现实困境、解决途径以及未来发展。
一
谈理论研究：从剥削、控制的维度去讲劳动问题，可能足够深刻但并不丰富
界面文化：中国的数字劳动研究相对西方起步较晚，这本《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弥补了哪些本土研究中的空白或盲点？
姚建华：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理论都来自西方，那么这里就有关于理论本土化和在地化的问题。当我们把西方理论拿过来对本土经验进行分析与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本身也面临调适与发展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者必须积极应对的挑战。
我在书里也反复强调要去建构一种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问题与本土意识。今天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数字劳动现象时，如何去理解它？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所谓“在地经验”，其实都是我们周遭已经十分常见的经验现象与现实。就拿我长期关注的新闻生产来举例。书中第6章讲到“众包新闻”，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弹性用工制度在全球的快速发展，新闻生产（尤其是国际新闻的生产）已经大量采用众包的生产方式。如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很多关于里约奥运会的新闻报道来自当地的志愿者，而非来自专业的记者。
我们之前认为，技术的演进会淘汰产业工人，工厂实现半机器化或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后，大批流水线工人就会深陷失业的泥淖。但如今，我们发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野蛮扩张，不仅是产业工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知识劳动者也可能面临着随时被淘汰的威胁与风险，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去思考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工作世界的图景，以及人的主体性等核心问题。
界面文化：随着技术的演进，你认为在未来机器会逐渐取代人的工作吗？
姚建华：这个问题与我们对数字劳动和后工作世界未来的判断密切相关。在我看来，今天所有的人工智能发展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在这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可能实现“人机共存”。如智能协作机器人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美国Rethink Robotics公司早在2012年推出了Baxter，可以执行生产上下料、机器控制、包装和材料处理等多种重复性的任务。这些工作可以由Baxter独立负责，也可由它与工人同步协作完成。
又如我在书中的第7章讲到，在调研上海的一家使用自动化新闻进行新闻生产的媒体机构时，我发现：随着自动化新闻技术的引入，人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相互共存，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闻生产方式。自动化新闻的生产基于算法技术，但算法的训练离不开算法工程师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协调与沟通。但是如果人类社会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时，即机器能够自主学习而不需要人的时候，我并不确定“人机共存”是否会成为一种“乌托邦”。
界面文化：还有哪些研究方向是你认为在中国语境下需要关注的？
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数字劳动的时候，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出发点，也就是从劳动控制、剥削、剩余价值等问题切入，从政治、经济两个维度去讨论相关劳动现象与问题，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就像本书的推荐语所说，当你在互联网上每次点击、转发、点赞的时候，其实你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为你所转发的这些数据可能被后台使用，成为下一次精准推送的依据。
也就是说，当你在朋友圈转发信息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为商家或品牌方做免费的广告。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仍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和穿透力。但是，我觉得它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结合今天的中国经验现实可以进一步发展。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主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对劳动者情感面向的研究，不少学者关注数字时代新的情感劳动形成、情感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等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理出发，去研究和讨论虚拟恋人，一定会聚焦虚拟恋人被剥削的问题，Ta可能为平台创造的价值远大于其劳动所得。但是我们在访谈时发现，很多提供虚拟恋人服务的青年人，他们自己也有感情的需要，会把提供虚拟恋人服务作为和同龄人进行交流的好机会，对报酬和收入本身看得没有那么重。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例——字幕组的“为爱发电”。字幕组成员一般是没有收入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在知道自己被剥削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去“劳动”，那是为什么呢？他们是被情感驱动的。有一些字幕组成员跟我们说，在字幕组团队中，他们找到了一种陪伴的感觉，而且大家一起合作的精神也是他们所向往的，这就是数字劳动中的情感因素。
所以你会发现，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从剥削、控制的维度去讲劳动问题可能足够深刻，但并不丰富。中国本土经验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些理论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包括社会学、传播学的一些经典理论。
二
谈媒介技术：数字时代的资本不是直接剥削人，它需要一个“管道”
界面文化：与传统劳动相比，你认为数字劳动的特殊性体现在哪？
姚建华：和传统劳动相比，数字劳动的特殊性就在于数字技术或者媒介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与作用。以前马克思谈资本对人的剥削，今天我们看到，在数字时代，资本不是直接剥削人，它需要一个“管道”，而这个中介化的“管道”就是以媒介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
这也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信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即劳动的“媒介化”过程。当我们说骑手困在系统里，资本对于骑手的控制和剥削是通过平台实现的，而非“赤手空拳”地造成骑手的困境。
以前我们只讲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但今天我们讲这个二元张力的时候，必须把媒介技术的角度加进来。当前，媒介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谈到“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的人类社会之中”。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劳动的“媒介化”，请再讲讲媒介的“劳动化”这条路径是如何形成的。
姚建华：如果说，劳动的“媒介化”主要探究的是劳动控制如何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问题的话，那么媒介的“劳动化”主要是指：资本将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信息接受、社交关系、休闲娱乐等传播行为进行劳动化与商品化，从而吸纳他们成为“数字劳动”的过程。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叫“产消合一者”（prosumers），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他们劳动价值实现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他们生产的海量的用户生成内容（UGC），其二是他们生产的数据，涵盖人口数据、人际网络、个人嗜好、浏览网页记录等等。
界面文化：我们使用的许多社交媒体都具有媒介“劳动化”的特征，用户是“产消合一者”，一方面在网络平台上贡献大量UGC，另一方面也通过平台接收信息，参与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你认为社交媒体上的UGC算是“无酬劳动”吗？它的价值能否与用户获得的平台使用权和平台服务相抵？
姚建华：首先这里有一个理论难题：你的数据被收集与使用，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攫取，但此处的剩余价值是很难计算和衡量的。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比较自己在互联网上所获得东西的价值和我们所付出的劳动的价值。对我来说，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在知道自己被剥削后，很多人还是愿意付出劳动？
批判学者往往看到资本通过媒介技术逐利的一面，但在对经验现实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到“技术向善”的一面，也就是技术赋权（empowerment）的面向。以线上教学为例，大量教学资源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共享，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教育鸿沟。
界面文化：在特别容易被用户忽略的数据隐私和“数字痕迹”方面，企业和政府可以承担哪些责任？
姚建华：我们要想象一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这种想象有很多，包括对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想象。社交媒体在用户使用平台的过程中，收集相关数据，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政府是否可以向这些企业收税，将一部分税转化为全民基本收入，每人发放一定的补助，也是对用户生产数据劳动的报酬。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设计，是可以由政府来推动的，这可能会打破既有的结构。
三
谈零工经济：技术控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紧张的劳资关系
界面文化：近年来，依托于网络平台的零工经济发展迅猛，这种弹性雇佣关系起初得到了很多自由职业者的青睐，因为它让劳动者享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从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制中解放出来，但从实践结果来看，零工经济反而加大了从业者的职业疲劳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姚建华：为什么媒介技术进来以后，大家都觉得比以前更加困在“系统”中？媒介技术会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对工作和生活进行加速。在传统劳动中，工作和生活是可以彼此分割的，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车间工人而言，他们在下班时间就回到家中，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在此，车间与客厅是两个空间。但在数字劳动中，劳动场所或者工作地点借助媒介技术，彻底成为“流动的空间”。
与此同时，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我们之前对时间的界定可能停留在钟表时间。芒福德指出，钟表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
然而，媒介技术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现在，不管劳动者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
不少学者尖锐地揭示出：工作休闲一体化、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空间任意化已经成为现代工作的主要特征。因此，毫不夸张的说，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媒介技术对时空的改变与罗萨（Hartmut Rosa）讲的“加速社会”的形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大家普遍感到一种无力感，身体被掏空了。
界面文化：零工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去中介化，劳动者与雇主之间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但需要通过网络平台这一新的中介来完成供需匹配。《数字劳动》中提到，如今劳动控制也被数字技术所“中介”了，比如外卖平台通过算法来确定外卖员的送餐时长。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隐蔽的控制方式？
姚建华：斯万（Graham Swell）认为，工作场所的劳动控制方式经历了从直接控制到间接控制的演进历程，前者主要表现为监控者对被监控者“在场”的身体控制方式，后者主要以组织控制和技术控制为主。我们在传统的生产过程中会看到直接控制，比如《包身工》中工头对纱厂女工的控制就是直接控制，这是肉眼可见的。
这种控制方式如今并不多见。间接控制既包括通过官僚制体系和等级制结构来对劳动者进行控制，又包括技术控制，与直接控制相比，间接控制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紧张的劳资关系，对劳动者的控制也变得更加隐匿。
在谈技术与劳动控制的问题时，我也想从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视角出发，谈谈对新“卢德运动”是否会出现这一问题的看法，即关注劳动者对控制的回应问题。在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看来，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时代，在纺织厂，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是十分直接的——砸毁机器，英国历史上出现了非常有名的“卢德运动”。今天，新的“卢德运动”是否可能出现？
首先，我们必须警醒地意识到，今天作为一种“整体”的技术已经十分复杂，绝对不是“卢德运动”中被捣毁的织袜机可以比拟的。它涉及互联网硬件设施、应用软件、物联网、大数据存储和分析，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和消费终端，劳动者几乎没有可能了解和掌握整个生产流程的全部信息。如果今天的劳动者与“卢德运动”中的产业工人一样，砸毁机器，那么这种劳动抵制与抗争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劳动改善，因为他们破坏的任何一台机器只是当下复杂生产流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失业者不但无法从机器手中夺回工作，甚至可能需要依法赔偿企业的经济损失。
其次，对于很多数字劳动者来说，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已经与“卢德运动”中织袜工人和织袜机的关系截然不同：计算机或其他信息技术设备对他们来说，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不太可能再简单地被视为丢失饭碗的“元凶”，而遭到物理毁坏。
那么，劳动者将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保障自己的劳动者权益呢？很多学者在积极对劳动控制问题及其回应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开始日渐关注丰富多彩的劳动者的“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等。
界面文化：在解决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困境方面，传统的工会组织或者行业协会能够起到作用吗？
姚建华：工会可以发挥作用。我自己了解到，比如上海市总工会在2017年就特别关心外卖骑手的劳动状况，为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尤其是保险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工作。由谁来为外卖骑手购买保险一直是劳资双方交锋的关键点。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总工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积极推动劳动者和平台方之间的相互协商。
界面文化：你认为零工经济的前景如何？它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成为一种主流工作形式吗？
姚建华：我觉得零工经济一定会继续发展。
首先，零工经济有它的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它对生产条件或生产环境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此外，前面我们讲技术的赋能，零工经济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性节约生产成本，也使更多人进入到生产环节或是体系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当地的劳动就业率。
第二，零工经济更有助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与增值。零工经济中企业（或者平台）大多采用的是弹性工作制度，这就意味着资方不需要承担高昂的人力成本，它是一个不断给资本减负的过程。劳动力成为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生产要素。以前的国有企业要承担员工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而在零工经济中，这些都不需要企业考虑。
零工经济模式是资本的必然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不可逆的潮流之下，怎么保障零工经济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还与平台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平和公正等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
界面文化：听下来，其实劳动者还是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并且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姚建华：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悲观。我特别喜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一句话。在《狱中札记》里，他写道：The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the optimism of the will，翻译成中文为“知性的悲观和意志的乐观”。也许当我们在做政治经济批判研究的时候，时常会被无力感所包裹。
可能你会觉得今天在由资本宰制的世界中，我们难以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个人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也希望当下的相关研究或相关努力，能够为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希望大家能够永远保持乐观的意志，“用思想温暖学术、用学术关怀现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陈佳靖，编辑：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