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与80后的中国大学生，经历了一个有光有热的上升时代。在这样的上升时代里，正应了1998年修订版的《新华词典》中那个著名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林建刚，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当高考帷幕落下，人们关注最多的，都是那些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亦或是985与211高校的学生，而那些普通二本高校的学生，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大学的读书情况与毕业之后的生活，很少有人关注。作为一个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飚语），从二本学生进校到毕业之后的10年作为观察时段，持续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为我们展示了诸多值得深思的人生故事。
在黄灯老师这本《我的二本学生》中，我们既看到了二本学生在求学时代的悲欢离合，又看到了他们在毕业之后的喜怒哀乐。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背景下决定二本学生命运的因素，又可以看到二本学生的哀伤与无奈、挣扎与彷徨。
90这一代
刚刚修订的《计划生育法》进一步放开了三胎的生育，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生育自由，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我的二本学生》中涉及到的学生，一部分是85后，另一部分是90后，这一时期，我们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这两部分学生的出生和成长，都与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
黄灯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这些学生们的真实人生。此前，我作为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想当然的认为计划生育仅仅对80后有影响。没想到，90后的人生也与计划生育息息相关，甚至影响更为深远。
1990年出生的许小冬，因为父母外出躲避计划生育处罚（其父母在他出生后的五年内，又陆续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自小与爷爷奶奶长大，与父母产生了很深的情感隔膜；1993年出生的王小西，由于父母此后又生了两个弟弟，罚了不少款，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1996年出生的刘小琴，在弟弟出生之后也被罚款，妈妈需要照顾刚出生的弟弟，无暇再打工挣钱，家庭收入也一落千丈……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对90后一代人影响至深，这种多子女的农家子弟，往往会迫使父母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孩子在童年长时间见不到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常常导致性格的自卑和性情的孤僻。
而这几个学生，都又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孤独的童年时期遇到了图书馆，为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一定程度上疗愈了童年时代爱与陪伴的缺失。许小冬小时候喜欢读《西游记》，总将自己想象成那个无所不能的孙悟空；王小西邂逅了简陋的图书馆之后，沉浸在《读者》与《青年文摘》的世界。高考过后的暑假，一边打着工，一边在老式诺基亚手机上读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小琴也是因为发现了村里的图书馆，小时候她和妹妹最快乐的事，就是去读金庸的小说。
这样真实的人生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在计划生育政策转向之后，每一所中小学都应该有一所小小的图书馆，供孩子们放飞自我、驰骋想象。
城中村
从《我的二本学生》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子弟，在大学毕业之后，为了留在城市，大都有居住在广州城中村的经历。具体到黄灯所在的广东F学院，那就是广州龙洞的城中村。可以说，这几乎是每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如何看待城市中的城中村呢？在地方眼里，城中村代表了城市中芜杂、混乱、无序的一面，因此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将其拆掉，然后修建摩天大楼。然而，黄灯通过调查发现，正是有了城中村的存在，才让那些寒门子弟——尤其是二本学生们，在大城市有了一席之地。这些城中村，让他们相对从容地在城市中寻求发展机会，也让他们在奋斗的岁月里有一间小屋。
城中村的存在类似于蓄水池，鼓舞了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城市谋求发展。这让人想起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在这本书中，道格·桑德斯将城中村定义为外来移民的最初落脚点，并认为这些落脚点不能轻易毁掉，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如果将人比喻成水，那么城中村就类似于储备人才的蓄水池。它通过低廉的房租，留下了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其实就是留下了丰富的人才储备，这既有利于青年人通过奋斗走出城中村，又可以让市民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属于双赢的局面。一旦拆除，城中村的蓄水池功能消失，梦想在城市奋斗的青年人被迫离开，就会导致双输的局面。
黄灯的观察与道格·桑德斯的论断不谋而合，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十多年前的“蛋屋”事件。当时，一位北漂青年无力承担房租，于是订制了一个“蛋屋”，解决了居住问题。此事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于是“蛋屋”很快消失了。毫无疑问，媒体报道的初衷是希望对高房租进行反思，帮助这些北漂青年。然而，新闻报道出来后，当事人其实更加艰难。差不多前后的时间，学者廉思经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出版了《蚁族》一书，披露北京唐家岭一带有大量大学生聚居，他将这些大学生命名为蚁族。毫无疑问，廉思在呈现事实的同时，也希望引起关注，帮助这些大学生摆脱困境。《蚁族》确实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后来唐家岭也被改造了。不过，北漂的大学生们此后是否更容易落脚了呢？
黄灯的二本学生们，很多都曾是城中村的租客。如果我们确信城市的发展需要人才，鼓励通过个人奋斗来实现梦想，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观念，重新审视与估量城市城中村的蓄水池功能，不应该将城中村一拆了事，而是应该想方设法改善城中村，为青年人、为这些二本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分化
通过对2006级学生的跟踪调查，黄灯还发现一个现象：这一级的学生，在毕业8年之后，已经出现严重的分化。有学生如贺小环，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庭的帮助，在广州拥有了8套房；也有学生如段小林，因为有经商才能，在广州的核心地段也买了3套房。而更多的学生如赵小勇、周小兵，几乎还处于“月光族”的状态。
为何如此呢？在黄灯看来，2006级的学生，在毕业几年之后，能不能通过家族的帮助，及时在广州买房，成为了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一步。对比分化严重的两组学生后发现，两位差不多实现财务自由的学生，其家庭状况本来就不错，在选择职业时也有一定自由度。当发现第一份工作不尽如人意时，他们会果断选择辞职，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最终找到一个相对适合的工作。而那些家庭状况本就不佳的学生，由于经济的压力，即便工作不顺心也往往不敢辞职，因为一旦辞职，就会陷入断炊的窘境。这样，越是犹豫不决，越容易错失机会……对此，黄灯论断说：对那一班的学生而言，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这些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由原生家庭决定。
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的论断：“年轻人群能否成功地就职，不仅反映了其本人的实力，还折射出其家庭所属的阶层……因此，并非因为成功就所以是‘胜组’，而是因其本来就是‘胜组’，所以才能够成功地就职。”这里所谈到“胜组”，所指向的也是原生家庭。
作为70后的黄灯，比较了她们那一代人与她的学生这两代人的奋斗史。70后的黄灯那一代，在当时还是精英教育的时代，考上大学基本不愁找工作，读书改变命运是确凿无疑的，即使是没能考上大学，只要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前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打工、经商，只要吃苦耐劳，大概率也能获得财富的增长与人生的转机。
到了黄灯所担任导师的2006级学生，也就是1985年后出生的二本学生这一代，在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后，有的学生通过奋斗也在城市买了房，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些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城市扎下根来，不得不回到乡村。对他们而言，时代给予的更多的是夹缝中的光芒……而到了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15级的学生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等到这些95后的学生毕业后，房价已经完全飙升了上去，似乎夹缝中的光芒也消失无踪，要想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扎根，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我们也更容易理解当下“佛系”、“丧”、“内卷”和“躺平”等词汇风靡一时的原因。时代的机遇，留给95后的青年人或许真是太少太少了。同样在《下流社会》中，三浦展这样写道：“当整个社会形成一股上升气流时，即使个人缺乏上升意欲，也可以在不知不觉间随大气流一同上升，而当整个社会不再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只有上升意欲极其强烈并且拥有一定能力的人，才能最终上升，不具备上述动力的人便只有跌落了。”
据此可以说，70后与80后的中国大学生，经历了一个有光有热的上升时代。在这样的上升时代里，正应了1998年修订版的《新华词典》中那个著名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从1998年的历史语境出发，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不过，在当下的90后甚至00后看来，这句话就带有了浓厚的反讽意味了，当你努力奋斗但面对高房价依然望洋兴叹时，或许很难再有昔日那种乐观主义精神了。
换句话说，当人们处于上升时代，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人们对此有亲身体会，故而才会洋溢着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果时代真的反转了，人们处于下沉时代时，任凭你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带给你的桎梏时，人们就会怀疑读书的价值，质疑奋斗的意义。
（文中涉及的学生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