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杨虎城的妻子谢葆真与儿女们合影。左起：杨拯美、杨拯中、杨拯汉、杨拯英。
据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早前报道，杨拯英1934年2月6日生于西安，是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2016年4月8日，杨拯英在家中。张宏伟 摄
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1937年11月底被国民党诱至南昌囚禁。在此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38年，谢葆真携幼子杨拯中为营救杨虎城而入狱，1947年2月9日被害于监狱。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与次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等被特务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
杨虎城有过三次婚姻，育有十个子女，除儿子杨拯亚早亡，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与杨虎城同时遇难外，其余儿女皆事业有成。
杨拯英回忆说，西安事变时，她只两岁，之后父亲、母亲就出国了，接着被囚禁直到被杀害，她再没有见过父母。杨拯英对父母印象都是来源于仅存的照片：母亲特别漂亮，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服。
父母被囚禁后，杨拯英和姐姐杨拯美、妹妹杨拯汉、杨拯陆四人由外婆抚养，后来由养母张蕙兰(杨虎城第二任夫人)照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回到西安。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是杨虎城的后代，外婆害怕她们姊妹受到敌人的迫害，总是叮嘱她们不许跟任何人讲起自己的父母，也不允许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家世，“假如有人问起你们的妈妈在哪里，你们可以告诉他，你们的父母都在外国。”
小她1岁的妹妹杨拯汉就读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三年级，那年秋天，老师让学生填写学生手册，妹妹按外婆嘱咐，照旧在“父亲姓名”一栏写上叔叔的名字。班主任老师看了后把她叫到跟前，非常严肃地说：“拯汉，你的爸爸是在‘西安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爱国将领，是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你父亲的名字叫杨虎城，为什么你连自己的父亲都不敢承认?”小拯汉听完后泪流满面。
杨拯美、杨拯英所著《怀念母亲谢葆真》。
1950年6月杨拯英入党以后，西安市委组织部门原准备将她调出工作，但遭到当时的校长余达夫反对，他的理由是“学生就应该上学，学校也需要党员。”于是，杨拯英就作为西安市委文教党委驻西安高中专干。
在杨拯英的记忆里，当时西安市委文教党委派驻专干的学校共有三所，另两所分别是西北大学和西北医学院(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在市委工作了10年以后，杨拯英婉拒了党组织提拔的机会，主动要求去基层工作，于1959年担任西安市第19中党支部书记。“文革”前又随丈夫去宝鸡“支左”，在614厂子校担任校长。
20世纪70年代末，杨拯英从一篇文章《吴晴珍》看到有关母亲在狱中的情况，吴晴珍在贵州息烽监狱里侍候过母亲谢葆真，给监狱里生的妹妹杨拯贵当奶妈。杨拯英联系到作者后，作者建议她去贵州，可以把父母在贵州息烽玄天洞被囚禁的情况了解得更清楚。
1981年，为了更好地研究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经过，杨拯英正式调到陕西省政协文史办,1995年8月退休。她曾连续担任陕西省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及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1991年，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吕正操将军赴美参加美国西安事变研究会活动，回国后提出国内也应该成立西安事变研究会，这个任务落实到社科联社会科学院。研究历史需要更多的学者，而杨拯英在教育界比较熟悉，又是杨虎城的女儿，便顺理成章成为西安事变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从事西安事变研究过程中，杨拯英和同事们详细调查了父亲在狱中的历史，编辑出版了《回忆杨虎城将军》，后又和姐姐杨拯美一起撰写出版了《怀念母亲谢葆真》。
（本报道部分摘选自2016年4月19日《各界导报》《杨拯英：杨门虎女中学入党 博大宽容考证历史》一文，作者张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