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美国仍沉浸在悼念9/11二十周年的肃穆氛围，匹兹堡警局在这天上午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的匿名男子警告他将在盐水街的圣约翰拜占庭天主教堂发动自杀式袭击，并称自己携带了多个武器。十万火急中，警队迅速启动反恐预案赶到现场，疏散了正在祷告的30名信徒，并将周围地区进行封锁，万幸地是，警队并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疑人物和物体，虚惊一场。
警队的敏捷反应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好评，其实，他们早就预料到类似的袭击并提前做好了准备。今年8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最新的《国家恐怖威胁评估报告》，警告全美当前日益加剧的恐怖威胁。报告称，在 2021 年剩余的时间里特别是在9/11二十周年之际，因种族或族裔而激发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及反政府、反建制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将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这些极端主义者可能会寻求利用新冠病毒变种的出现，以可能施行的强制规定或疫苗接种为反对的理由发动攻击。
报告指出，随着机构组织的重新开门，包括学校，以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到来的几个具有宗教意义的节日，都可能为暴力活动提供更多的目标。由意识形态激发的暴力极端分子（坚信大选舞弊以及川普复职的阴谋论），正在获取关于简易爆炸装置和小型武器的使用信息。他们号召暴力攻击被选举的官员、政治代表、政府设施、执法机构、宗教社区或商业场所，以及反对其意识形态的个人。
反恐战争二十年，美国并没有变安全，反恐前线反而从国外转到了国内，这的确令人唏嘘不已。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关于国内极右翼恐怖袭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2015年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堂枪击案导致了9人死亡，白人凶手在作案时大叫“你们都得消失”；2016年堪萨斯州一个号称“十字军”的民兵组织密谋用炸药毁灭附近的索马里裔社区。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在法庭辩护时，其中一位成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开始对蟑螂下手，请确保在射杀它们之前将它们浸入猪血中。”；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犹太教堂的屠杀案，白人男子在高喊“犹太人都得死”后开枪杀害11人。
类似这样的极右翼恐怖袭击还有很多，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大部分袭击因为规模较小而未受到当局和媒体的关注，发动袭击的人通常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他们是在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实施恐怖主义。
白人极右翼恐怖主义由来已久
今天被认为是右翼的激进思想——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反政府自由主义、基督教极端主义，并非新事物，从美国建国初始他们就如影随形地存在着。根据维基百科的统计，美国历史上成规模体系的恐怖极端组织有15个，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3K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极右翼大多处于地下，沦为美国社会的边缘，当然它从未消失。
越战结束后，一批规模不大但不甘寂寞的越战退伍老兵出于对当时政府背叛自己的不满，打算建立一个白人分裂主义分子的新国家，他们为此设立新兵训练营来打造自己的准军事部队。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随着攻击性武器和战术装备在美国的普及，这些民兵组织建立了惊人的武器库，并在对抗当局时变得更加大胆。
在1990 年代初期，沉寂许久的极右翼势力展开攻势，反政府民兵和宗教极端分子与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对抗——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 1995 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反政府极端主义者在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制造的恐怖爆炸事件，那次袭击造成 168 人丧生。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爆炸后，救援人员站在联邦大楼前。
然而，当人们展开双臂准备迎接新千年的曙光，这些威胁似乎都被抛诸脑后。在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令人担忧的右翼暴力浪潮并未出现。美国大学极化和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的主任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说：“事实上，那次事件似乎进一步边缘化了极右翼势力，打击极右翼恐怖主义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紧迫的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美国极右翼势力迫于形势再次转入地下，非法民兵的成员减少。民兵组织领导人痛斥俄克拉荷马的袭击者，因为这次事件将他们暴露在执法部门的枪口下。随着威胁的减弱，极右翼逐渐从公众意识中消失。在 1990 年代后期经济蓬勃发展、技术进步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背景下，恐怖主义逐渐被美国公众遗忘。
9/11后再掀波澜
这一切都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了变化。当整个国家陷入恐怖袭击的恐惧中不知所措时，极右翼团体看到了机会并抓住了它。辛西娅说：“他们迅速调整战略，因时制宜地利用恐惧排外心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凭借丰富的资源，他们建立起一个反伊斯兰的生态系统，利用各种渠道捕风捉影，不放过任何一个制造恐慌的机会，达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
当然，煽风点火的不只是极右翼团体，反穆斯林情绪高涨的推手还包括美国政府，9/11后，美国数十个州通过了反穆斯林立法，旨在禁止穆斯林迫使当地居民遵守伊斯兰教法，而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理由。布什总统向“神出鬼没的敌人”发动“Crusade”（十字军讨伐），并称这个敌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此外，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也分散了对国内极右翼团体的关注，所有相关的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都将焦点放在应对伊斯兰圣战分子的威胁上，无暇顾及右翼极端主义，为其恣意蔓延提供了空间。
辛西娅说：“在极右翼活动激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仍然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消灭圣战恐怖主义，为此建立新机构并投入数十亿美元。而右翼极端主义几乎被忽视，或被视为个别偶发性的事件，而不是系统性、持续性威胁”。
在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时任 FBI 反恐部门助理主任的迈克尔·麦加里蒂 (Michael McGarrity) 表示，该局只有 20% 的反恐特工负责国内恐怖主义，其余的则专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资源分配不当产生了恶果：9/11后，与国际恐怖分子相比，国内恐怖分子发动了更多袭击，杀死了更多的美国人。
根据位于华盛顿的新美国智库2020年的一份报告，自9/11以来，极右翼恐怖分子夺去了114个美国人的生命，而圣战恐怖分子造成的死亡人数略低为107人。与国际恐怖分子的大规模袭击相比，国内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通常较为“低调”，大多数只造成1人死亡，也因此很少被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关注。
哈佛大学比较政治学讲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圣战主义）以及华盛顿对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内极右翼的复兴。在 9/11 袭击之后，圣战恐怖主义带来的恐惧心理重塑了美国政治，为右翼极端主义创造了肥沃的土壤。9/11恐袭为兜售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极右翼团体提供了极佳的宣传工具：黑皮肤的穆斯林外国人一心要杀害美国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成全了美国极右翼一直以来鼓吹的狂热梦想，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社会上下充满了恐惧氛围，而这是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
2008年奥巴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上台后，仇恨团体在全美如雨后春笋，数量达到破纪录的水平。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报告，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仇恨团体数量增长了755%，背后的原因涉及金融危机、对政府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种族敌意。
随着贫富差距加剧和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极端右翼思想也开始登堂入室，成为美国政治的一支生力军，2016年川普的成功当选既助长了这一趋势，也是其结果。辛西娅表示，川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和他在白宫的任期充斥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言论，极右翼认为这是对他们观点的合法化肯定。当川普发起“停止偷窃”运动试图推翻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合法结果时，极端主义思想已占据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对极右翼暴力活动的纵容和右翼极端主义思想的正常化共同导致了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若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国会暴乱可能会成为打开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魔盒的标志性事件。
2021年1月，支持川普的抗议者在华盛顿特区。
在过去的二十年，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川普任期内，极右翼暴力事件频繁发生，驱动它的极端主义思想也被正常化。2019 年，美国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造成 48 人死亡，其中 39 人死在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成为该国自 1995 年以来白人恐怖袭击导致伤亡最多的一年。2020 年，美国国内恐怖阴谋和袭击数量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三分之二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翼极端分子造成的，当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人数几乎是2017 年的三倍。去年，反诽谤联盟收到的有关白人至上主义的举报——以传单、海报、横幅和贴纸的形式在公园或大学校园等地点张贴——创下历史新高，超过 5000次，几乎是前一年举报数量的两倍。拜登的当选和川普对选举结果的攻击进一步激怒了极右翼分子，截止今年 3 月，联邦调查局接手的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案件的调查就已达到2000 多项，大约是 2017 年同期的两倍。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科尔伯特·金（Colbert I. King）说：“近年来，美国的右翼激进分子已经明确表明，他们愿意并且能够采取恐怖主义的策略，他们变得更暴力，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已沦为自己鄙视的圣战者的镜像。更为糟糕的是，在川普及其支持者，乃至大部分共和党人的眼里，破坏国会大厦的国内恐怖分子被美化为挺身而出的爱国者”。
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老兵或成最大隐患
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推动了现役部队和退伍军人中的反穆斯林情绪。在为退伍军人服务的网站上，各种仇视伊斯兰的商品一直很热销，这些退伍老兵把在前线培养的反伊斯兰情绪带入国内的日常生活，他们会在汽车保险杠上贴纸或穿上特制的 T 恤自豪地标榜自己是“伊斯兰异教徒”，并用阿拉伯文字写道“后退 100 米，否则你会被枪杀”。
在此背景下，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运动中非法民兵的数量迅速增长——其中包括从现役部队和退伍军人群体招募的非法民兵。辛西娅说：“就像1970年代发起白人分裂主义运动的越战老兵一样，这些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带着愤怒和背叛感回家，他们还要与创伤后压力综合症作斗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很多退伍老兵选择加入极端主义组织”。
辛西娅还分析，作为一种作战策略，这些老兵当年在战场上都会接受将军事目标甚至无辜平民不当人看的训练，在重新回归和平生活后，他们仍很难摆脱自己作为“战争机器”的角色。极右翼极端主义团体在招募成员时使用的宣传口号——呼吁兄弟情谊、英雄主义、捍卫自己的人民，以及有机会成为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和当初吸引老兵去参军时的美军征兵广告几乎如出一辙。
显然，这种招募策略产生了效果，在因为国会暴乱被起诉的176人中就有22人具有军队服役的背景。
不能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方法应对国内极右翼恐怖主义
从去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并采取了应对措施。2020 年 10 月，国土安全部的年度威胁评估最终宣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是该国面临的最紧迫和最致命的威胁。几个月后，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暴乱让威胁进一步升级。今年 6 月，拜登政府发布了该国首个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强调通过加强媒体素养技能和建立对在线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来遏制极端化运动，并强调需要解决助长国内极端主义的潜在条件，比如种族主义和枪支管制不足。
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 政治学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 (Harriman Institute) 的主任亚历山大·库利 (Alexander Cooley）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但是，随着美国从前一个恐怖主义的时代转向，用原有的手段方式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势必遇到重大挑战。这里存在结构性的矛盾：旨在打击圣战恐怖主义的战略——监视和侦查等级分明的领导团队和小组的活动——并不适合拿来对付极右翼极端组织。极右翼主义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来招募组织成员和推动极端化运动，他们更多地是在推广一个宣传极端思想和虚假信息的在线生态系统。”2002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导致至少 1 人死亡的极右翼恐怖袭击中，只有 13% 可归因于特定组织。库利认为，今天的极右翼极端组织不太可能去找一个隐秘角落举办入会仪式或设立窝点发动攻击，他们现在更多的是采取自我培训和单独行动，同时向全球观众直播。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耐克森（Daniel H. Nexon）说：“打击这些威胁并不太需要全球反圣战恐怖战争中的标志性策略——侦查和监视，而是需要增强社会对极端宣传和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有些国家采取了全面的方法，涉及健保和人性化服务、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各方面。”然而，美国的资源仍然集中在安全和执法机构，当然，拜登的新国家战略标志着一种转变，设法通过跨机构协调合作来减少两极分化、限制枪支和打击种族主义，但是在美国波谲云诡的政治气氛下，美国能否免于下一次恐怖袭击，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