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年，
期间他做了7年的艺术家助理，
白天上班，晚上画画，
机械化的生活
一度让他感到焦虑、迷茫……
2014年，30岁出头的谢帆
选择回到家乡四川，
一边画画，一边吃遍家乡的各种美食。
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并不在于吃，
而是对盛放菜肴的器皿特别感兴趣。
于是他自学陶艺，
做出的盘子不仅好看，
还特别能衬托出中餐的美，
甚至激发厨师们的灵感，
研发出新的菜式。
喻波、王勇、林敏怡、陈波，
一众美食界的大咖
都争相想要他的盘子。
现在，谢帆在成都峨眉影厂附近
买下了一套60平米的老房子，
他会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
邀请美食界的朋友们一起煮大餐，
像画画一样，创作一件件美食艺术品。
谢帆说：“器皿是一个媒介，
需要激活另外一个人的创造力；
我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食材体现得更动人。”
撰文 陈稻稻 责编 邓凯蕾
我是谢帆，四川江油人，2005年从四川美院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发展。
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当了助理，一干就是7年。每天白天开着车去上班，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世界，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虽然有规律的工作，却没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那时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爆发时期，身边好多同学都已经签约了画廊，有的甚至已经小有名气，但我还是默默无闻，大家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有一次我回到川美，连我的专业课老师都问我：“谢帆，你是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当助理了？”
2011年，我决定慢慢独立出来做艺术家。习惯了原来那种每天规律上下班的状态，我感觉自己仿佛失业了，很焦虑。
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自己也已经30岁出头，我犹豫了许久，还是想回到家乡四川，算是回到了原点。
食物背后的器皿，是中国菜背后的魂
在朋友们眼里，我很会“找吃的”。我之前有一个工作室是在市中心的老小区，楼下全是各种串串，每次外地的朋友来我家玩，都会觉得我住在美食一条街上。
本地的朋友也觉得我挑的餐馆不错，于是我慢慢成了他们口中的“美食家”。
其实对于美食的兴趣，很可能是从小潜移默化的结果。我妈妈她们家就是做餐饮的，有一个很大厨房，给食客做药膳。记忆里，小时候一到过年就会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吃饭，就像电影《饮食男女》里面的画面一样。
我甚至一度想把药膳重新做起来，那是我心目中最高级的中餐，有很多功夫菜，能体现中餐的高级、精致。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做菜，反而对于盛放菜肴的器皿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好的器皿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帮助厨师研发新的菜肴。
我开始自学陶瓷知识，马上就去研究材料学。经历了很多次的实验，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让材料变得可控。
制作陶瓷的过程，很接近我以往的艺术经验，它像是铜版画和传统摄影的暗房阶段，都有人为不可直接干预的过程，需要的是人对材料的经验。
比如绿色的盘子，要用什么样的天然材料，结合配方、配比，才能烧出想要绿，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
食物与器皿的搭配，其实是有一个色彩的逻辑在里面的，菜与菜之间也有一个叠加的关系。
首先要判断菜肴的状态——是干的、湿的、带汤的还是半带汤的；有些需要保温、敞开，有些需要兜进去。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再去选择匹配的器皿、颜色。最后还要决定摆盘是否需要留白，以及留白的尺度。
比如糖醋排骨，我会把它骨头底下的一分部露出来，然后缠上绳子，绳子的出让这道菜更像一个装置，用手拿着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手感。
排骨的糖汁是比较鲜亮的颜色，比较透，像果冻一样，就会选一个奶白色的器皿去体现它的红亮。
2016年，我受南京四方美术馆的邀请，在附近的寺庙做了一场斋饭。我先是在寺庙周围考察了一周，掌握了方丈主持的“用餐作息”，随后邀请了建筑系的学生跟我一起用火锅纸做了餐盘。
有将近200人参加了那次聚餐。通过在寺庙置办斋饭的行为方式，去探讨人群与信仰、形式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食物被放置这么特别的“盘子”里，不仅食物的意义被改变，连“吃饭”这个动作，以及人与寺庙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多义。这顿饭竟让不少当时参加的朋友回味了三年。
“我是川菜大师这么多年等待的人”
2016年，我回到成都之后，在一个签售会上认识了扶霞。扶霞·邓罗普是英国知名的美食作家，90后年代初为了研究中餐来到中国，曾经在四川大学上学。
认识扶霞之后，她第一时间把我介绍给了喻波。喻波是一位非常有国际影响力的川菜大师，国外很多明星主厨都非常关注他。
当时他邀请了我去他家吃饭，原本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很传统的中餐厨师，去到他家之后才发现，他是那种很文人气的厨师，家里收拾得特别规规矩矩，也很朴实。
之后我们就开始聊美食，我发现他一直在寻找适合中餐的器皿，甚至去日本收过一批陶艺家做的东西，但他始终认为，中国菜应该有中国魂，只有中国人自己做的器皿才和中国菜最配，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但在中国，我们能找到的器皿，无非就是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它们本身也很美，但却无法衬托食物的美。比如把一块红烧肉放在青花瓷的盘子里，酱色很青花瓷的颜色就不太搭。
饭局散了之后，我根据对喻波的了解，重新梳理了一套器皿单子，拍了照片给他看。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来到我的工作室，看到实物之后非常激动、满足。她太太对我说：“喻波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么一个人出现。”
有了喻波之后，陆陆续续深入合作的已经有11位主厨了。像杭州明星主厨王勇，另外还有不少年轻的主厨，像出生餐饮世家的陈波，曾就职于哥本哈根著名餐厅Noma的Toto等。
跟这些主厨在一起，不光要一起吃，还要一起玩，这样才能充分了解这个人，做出适合他菜肴的器皿。器皿是一个媒介，是要激发另一个人的创造力。
慢慢的，我发现大厨们在与我合作前后，菜肴的风格也有了变化。在国内，大部分的厨师认为，用他们自己的食材和烹饪方式做一道菜，味道就代表了他的风格。
但其实中国人说的“色香味”，色是排在香与味前面的，同样的食材、烹饪工艺，需要一个特别的元素，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你做的菜。
买下成都的老房子，
请大厨来破厨房里做大餐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室画画。工作室位于成都南边的一个新区。200多平米的大空间，我把一部分划分为画室，另一部分正在改造中，准备把江油老家的陶艺工作室搬到成都，这样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做一些陶瓷创作。
墙上挂了几幅画，是我待在四川这几年画的，来做客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画，感受到我的生活状态。
在成都，随处可见一种叶子很大、低矮的植物，叫滴水观音。它们不是野蛮生长，却又无处不在，很容易被人忘记和忽略，我喜欢画一些大家日常并不太关注的事物。
现在，我一周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会待在这里工作，其余休息的时间会在峨眉影厂生活区的老房子。
老房子是上一年疫情期间买的，我想在这里真正融入成都。一层，带有一个很舒服的小院子，屋里面堆了很多器皿。我会邀请一些厨师的朋友过来，在破破烂烂的厨房里面做大餐。
最近还做了一个新的美食空间，与几个固定的主厨朋友合作，研究美食、菜品，还会带他们逛逛菜市场，吃一些非常地道的成都小吃、餐馆。
我有两个小孩，姐姐9岁，弟弟6岁，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是纯陪他们玩。对于小孩的教育，我其实没有太多标准。
但我会观察他们的性格适合哪些方向，像姐姐就比较适合有创造性的行业，因为她不会因为外人对她的评价感到不开心。弟弟比较适合社会性的工作，医生或者律师。
在北京你只能看到艺术家，回到四川以后，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打开世界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艺术不只是绘画，做美食其实就是做艺术。器皿是一个媒介，需要激活另外一个人的创造力，我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食材体现得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