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徐天
煤电矛盾正在尖锐化。近日，一份《请示书》在网络流传，11家燃煤发电企业联名给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城管委）上书，向主管部门“哭穷”。
流传的文件指出，随着全国燃煤价格大幅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部分企业已出现资金链断裂。根据《请示书》的落款、公章，11家企业包括大唐发电、国电电力、京能电力、华能集团、华电集团与华润电力等电力行业的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及其分公司。
这份《请示书》的核心诉求是——上浮交易价格。其中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网上流传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上书至今，此事并无太大的进展。
煤与电这两个行业的矛盾由来已久。今年因煤价高企，博弈更是分外激烈。
“面粉比面包贵”
《请示书》描述的现状可谓触目惊心：“京津唐电网燃煤厂成本已超过盈亏平衡点（仅考虑燃料成本情况），与基准电价严重倒挂，燃煤厂亏损面达到100%，煤炭库存普遍偏低，煤量煤质无法保障，发电能力受阻，严重影响电力交易的正常开展和电力稳定供应，企业经营状况极度困难，部分企业已出现了资金链断裂。”
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资料也证实了上述现状。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的五家发电企业，分别是岱海发电、京隆发电、涿州热电、秦皇岛热电以及三河发电。截至7月底，五家发电企业亏损面100%。涿州热电、三河发电是其中亏得较少的，七个月分别亏损了0.2亿元和0.3亿元。亏损最多的是京隆发电，七个月累计亏损1.92亿元。
亏损是因为发电燃料成本与基准电价倒挂，可谓是“面粉比面包贵”。以京隆发电来说，7月，该发电厂单位燃料成本是334.99元/兆瓦时，而基准电价是326.88元/兆瓦时，发电燃料成本比基准电价还高出8.1元/兆瓦时。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发电厂除了燃料成本，还有水费、排污费、资本折旧、维修费以及人员工资等其他成本。据他测算，按照目前的煤价水平，这些燃煤电厂每发一度电，大约要亏一毛五分钱。
在京津唐的煤电企业中，中长期交易电量约占全年发电量的60%左右。袁家海说，签订长期合同时发电厂通常会让利，披露的数据是每度电再降八分到一毛钱左右。因此，履行“长协”的话，发电厂每发一度电，会亏约两毛五分钱。
造成“面粉比面包贵”的局面，煤价持续数月上涨是直接原因。对燃煤发电厂来说，燃煤成本是最大的成本支出，占比六七成。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因煤价不断攀升，燃煤成本占比越来越高，当前甚至占总成本的八九成之多。
以上文提到的1至7月亏损最为显著的京隆发电来说，7月，该厂的入厂标煤单价是825元/吨，去年同期的价格是410.42元/吨，涨幅翻了一倍多。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指出，其余的四个发电企业，7月标煤单价最少也比去年同期涨了45%。
煤价站上历史高位，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长江学者、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重要因素有二：一是经济，二是季节。通常来说，煤价的高企，是二者叠加所致。
从经济因素看，今年国内经济持续恢复，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社会用电量超出预期。2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今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将增长6%～7%。而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1到7月的全社会用电量，已同比增长15.6%，远远超出中电联的预计。
另一个因素是季节性因素，夏季、冬季是用电高峰，电力行业有个说法，叫“迎峰度夏”。而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降雨偏北，导致水电发达的南方省份水电出力较弱。因此许多发电需求集中在了火电上。
此外，今年的大宗商品涨价、内蒙古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等因素，都共同叠加，形成了助推煤价上涨的合力。生意社的数据显示，9月6日，唐山曹妃甸动力煤报价1160元/吨。三个月前，该数据是925元/吨，涨幅为25.4%。
如果随着煤价的上涨、发电成本的提高，电力行业的电价也一并提高，燃煤发电企业不会陷入当前的困境。但根据最新一轮电价改革的精神，上网电价原先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已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
新机制自2020年1月实施，基准价按当地当时的燃煤发电标杆电价确定，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该机制在执行之初便规定，2020年，电价暂不上浮，特别要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林伯强指出，到目前为止，上网电价下浮较为容易，但上浮很难。
如果此时仍然在执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在煤价涨幅达到一定区间之后，政府应当调整标杆电价，因为基准数字是2019年确定的，已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但因电价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袁家海指出，如果此时政府出面调整基准价，市场层面恐会出现不利预期，担心电价市场又重回政府定价时代。因此，基准价的调与不调，是两难局面。
此次11家发电企业上书，就没有提及基准价调整一事，而是希望北京市城管委能为他们开一个口子，允许他们在现行基准价的前提之下，行使“上浮交易电价”的权利。
涨电价还是降煤价？
针对大面积亏损情况，11家发电企业联名上书，提出在煤价突涨且持续高位运行等市场发生严重异常的情况下，京津唐燃煤电厂已无力完成2020年12月签约的北京地区2021年10～12月电力直接交易和2021年3月签约的北京地区2021年10～12月电力直接交易。
他们向北京城管委提出了3条建议，包括允许市场主体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中的上浮交易电价；重新签约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年度长协合同，上浮交易价格；京津唐电网统调电厂优先发电权计划中“保量竞价”未能成交部分，执行各区域基准价。
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截至记者采访的9月6日，此次上书并无太大的后续进展。
事实上，如果拉长时间跨度来看，在过去十多年间，因煤价上涨，发电企业曾多次上书。发电要燃煤，产煤要用电，煤与电这两个行业，已博弈多年。
2004年年底，中国出台了“煤电联动”政策，如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则电价也相应地做调整。之后的两年里，两次启动煤电联动政策。
2007年，因粮食、猪肉等物价大幅上涨，CPI达33个月来新高，国家因此迟迟没有调整电价。大唐、华能、华电、中电投、国电这五大发电行业的龙头企业，就集体上书国家发改委，恳请尽快在煤炭价格涨幅大的重点区域启动煤电联动。
四年后，五大发电集团再次联合上书，向国务院、发改委、国资委汇报，希望煤电联动政策出台。甚至在当年的两会上，五大发电集团的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都在呼吁煤电联动。
当时，华能集团给出了一个具体数据，自2004年开始“煤电联动”，因政策不到位，集团公司电煤价格涨幅超过130%，而电价涨幅仅为29%，远远不能弥补煤价上涨造成的亏空，年影响经济效益200亿元以上。据媒体报道，当时相关领导表示，中央层面一直在关注电价问题，但考虑到宏观环境，以及通胀的压力，时机不好，并未同意电价的调整。
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因产能过剩，煤炭的黄金时代结束，行业进入长久的低谷期，发电集团的上书也因此停止。直到2016年，去产能在煤炭行业显效，行业产量迅速下降，而因当年高温少雨因素的影响，水电发电量减少，火电用煤需求大增，煤炭供应偏紧，煤价大幅上涨，媒体甚至称其为“煤超疯”。当年11月，华能、华电、大唐、国电四大发电集团联合向陕西省政府提交报告，表示现在的电煤价格超出企业成本，要求政府对电价进行上调。
之后的几年里，随着煤价的起伏，几大发电集团又有过几次联合上书。比如2017年，上述四大发电集团的宁夏分公司，联合另外几家火电企业，上书宁夏自治区经信委，建议政府协调神华宁煤集团降低已多次上涨的煤价；2018年1月，这四大发电集团联名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报告，恳请发改委对煤价进行调控，当时，京津唐、东北、内蒙等区域的部分发电厂，煤炭库存量都低于最低标准。
11家发电企业此次联合上书北京城管委，并无新意，但在煤价站上历史新高之时，北京城管委的态度备受关注。
林伯强指出，过去这些年的上书，政府或有回应，或无回应，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环境。但总体而言，相较于涨电价，政府更愿意降煤价。毕竟，电价的大幅上涨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明显的成本上升。尤其在今年，大宗商品涨价，本已对中下游企业造成影响。如果电价也按照煤价的涨幅上涨，对这些企业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以承受的。
7月以来，国家发改委采取多种措施打击炒作，保供并抑制煤价。《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要求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对区域内的马泰壕煤矿、王家塔煤矿、高家梁煤矿、尔林兔煤矿的带头涨价行为予以核查纠正。
另外，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允许联合试运转到期煤矿延期，延长期限原则上是一年。目前，有30多座露天煤矿取得了接续用地的批复，9月中旬，还有产能接近5000万吨/年露天煤矿将陆续取得接续用地批复。
林伯强认为，在政府一系列措施之下，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已过，从往年的经验看，预期煤价会下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城管委恐怕不会回应11家企业的涨电价需求。但因为碳交易已开启，电价机制应进一步完善，电价还是应该有上涨的预期。
不过，袁家海指出，因供暖季即将来临，煤价的下行空间恐怕不大，政府还是需要移除不允许基准电价上浮的限制。上浮电价的多少，由市场博弈，“让下游的企业承担一部分（煤价）上涨的压力”。
事实上，7月下旬以来，已有部分省份允许燃煤发电交易价格的上浮。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工信厅指出，因煤价大幅上扬并维持高位运营，火电行业陷入成本倒挂、全线亏损的状态，因此，自8月起，蒙西地区电力交易市场燃煤发电电量成交价格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可以上浮不超过10%。8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也发布了类似的通知。
袁家海指出，电价涨得过多，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都承受不了。但也不能只让燃煤发电企业单独承受冲击，影响其生存能力，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煤电企业甚至在未来几年都缓不过来。“对于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来说，这种冲击太大了，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寻平衡。”
他指出，目前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水期、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关键期，今年以来煤价的高企已远超各方预期，政府应积极有为。不过，即使此次中长期合同交易重签、交易价格上浮，受影响的主要是向电厂购电的工业大用户，居民电价并不会直接受影响。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11家发电企业上书之后，9月2日，北京市电力行业协会发电分会也接力上书北京市城管委，为发电企业所提的三条建议背书。但它们目前还未得到明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