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dd Heisl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gan)心中，他本该在大楼底下。他本该有勇气进去。
里根是纽约市政府的老员工，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当上了市消防局第一副局长。他协调了数十场葬礼和追悼会，为数百个破碎的家庭提供了帮助。尽管如此，他仍无法摆脱一种内疚感。他本该在那里，在世贸中心大楼底下。
两个月后，里根终于和消防局的一位同事分享了自己的懊悔，让同事大吃一惊。那位同事告诉里根，他已经在那里了。他还帮忙将消防局第一副局长比尔·费汉(Bill Feehan)和消防队队长彼得·甘西(Peter Ganci)的遗体运往位于第一大道的太平间。
你不记得了吗？
里根说，回过头来看，他的心理障碍一定是应对数千人（包括许多亲密朋友）瞬间死亡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他说。“那天我看到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不想去仔细思考那些事情。”
二十年后，“永不忘记”的告诫仍保留着力量，每当我们在一顶帽子上、一面旗帜上，或一辆行驶在环城绿化大道(Belt Parkway)上的汽车后面看到这句话时，我们都会猛然想起那一天。这句口号式的短语虽然简单，但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词似乎充满了包括内疚、责任，甚至假定（好像我们居然会忘记）在内的复杂性。
但如今，那天之后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已经长大，以某种方式经历了9·11的所有人都可能面对提给里根的那个问题，只是版本不同。那天，两架被基地组织劫持的飞机撞穿了世贸中心的南北双塔。第三架飞机撞向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第四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郊外的旷野坠毁。所有这一切发生在90分钟之内。
确切地说，你还记得什么？当一次随意的谈话变成一次心理治疗时，你会讲些什么故事？哪些故事你不会讲给别人听？什么东西会让你瞬间回到那个看似阳光明媚的周二早晨？
“我把这些事放在脑子里的隔间里，”斯特恩说。“但隔间中有个永久的洞。”
对纽约警察局前副局长詹姆斯·卢昂戈(James Luongo)来说，是开车经过斯塔顿岛上现已不再使用的Fresh Kills垃圾填埋场。他在那个土堆上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本营里负责仔细检查世贸中心180万吨碎片的工作，寻找遗骸和个人物品。
问题是：卢昂戈就住在斯塔顿岛。
“你必须把它放在该放的地方，”他提起那些记忆时说。“不必要的时候，不轻易将其打开。”
永不忘记。
“每当我听到有关9·11的‘永不忘记’时，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永不忘记什么？’”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心理学副教授查尔斯·B·斯通(Charles B. Stone)说。
永不忘记使9·11成为可能的国际动态？永不忘记随之而来的本土不安全感，包括对美国公民的骚扰，仅仅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永不忘记好几个月来似乎没完没了的葬礼？永不忘记二十年的战争和流血？
“也许最接近的回答是：永不忘记它发生了，”斯通说。“但被忘记的将是小细节。”
我记得。
又一具尸体从废墟中拉出来运走时的寂静，以及人们致敬、将安全帽摘下放在胸口的情景。停尸房外冷藏卡车的嗡嗡声。死亡的刺鼻气味飘到上城区，从敞开的窗户进入新闻编辑室。垃圾填埋场。还有葬礼。
灰尘。
当然，“永不忘记”的号召也可以被理解为又一种值得钦佩的尝试，以此将那天许多情感的某种微弱感觉保留下来。这值得钦佩，但在岁月无休止的消磨和记忆的游移不定面前，这也许是徒劳的。
“被忘记的将是小的细节，”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心理学副教授查尔斯·B·斯通说。 Gabriela Bhaskar/The New York Times
在9·11袭击后的前几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组学者开始着手捕捉那一刻的“闪光灯”记忆，也就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比如珍珠港被炸或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出现在人们脑海里的生动、持久的画面。他们向3000多人提出了几个问题，包括：得知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
参与这项研究的研究生们在纽约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摆了桌子分发调查问卷。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天和几周里，上千人曾在这些广场聚集，只为了与他人在一起，这些共享的哀悼时刻如今也已从记忆中褪去。
一年后，研究人员向这些受访者中的许多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却发现40%的记忆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名现在说得知袭击发生时正在办公室里的男子，也许之前说的是他当时在火车上。
据参与9·11记忆研究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神经科学教授伊丽莎白·A·菲尔普斯(Elizabeth A. Phelps)说，这些改变了的记忆与其他历史事件的类似研究是一致的。与普通的自传式记忆相比，9·11记忆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对自己改变了的记忆有极高的信心，到一周年纪念日时，这种信心已开始固化。
“你有你的故事，你坚持那个故事，”菲尔普斯说。
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是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心理学教授，他也参与了9·11记忆研究。他说，“我认为，他们把自己的闪光灯记忆发展成一个叙事。成了他们的故事。”
赫斯特想知道，记忆的改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认同感有关。毕竟，如果你不知道你是怎么第一次听到9·11袭击的，那对于你作为一名纽约人——一名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你的个人叙事与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保持一致，也许是表明你是受影响社区的一员、你属于这个社区的一种方法。
不可避免的是，迟早有一天，拥有9·11事件个人叙事的人都将死去。不可避免的是，那天带给人的情感影响会逐渐减弱，然后越来越弱，因为时间总是把感人肺腑的亲身经历转变成枯燥的历史课。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问问任何一位高中历史老师，你就知道了。
但对许多人来说，至少现在，9·11仍然是一种亲身经历。我们有自己的故事——我们可能已经改变的记忆——在周年纪念日或一年中的任何一天与他人分享，或不分享。
我们也许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阻挡它被时间不可避免地抹去。我们也许会用故事来帮助我们对这个时刻进行加工，或者来解释为什么每当我们听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The Rising》时会变得安静。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许会把自己的故事锁在某个有洞的隔间里，因为害怕被人视为又一个9·11自恋者——是我们个人叙事里的英雄。或者，也许我们只不过是出于敬意才把故事藏在心里。
曾短暂失去记忆的里根现年64岁，是摩根大通(J. P. Morgan Chase)的一名高管。他有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故事。有些带有爱尔兰式应对方法的那种黑色幽默。有些如此之严肃，让听者只能做出沉默的反应。
曼哈顿下城9·11纪念博物馆的遇难者名单。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他回避周年纪念，不参加每年朗读死者名字的活动，不看所有的相关纪录片、书籍，以及继续受那天启发而写的散文。他永远不会参观9·11纪念博物馆，他说。“我不需要回到那里。”
现年63岁的卢昂戈已于今年3月退休，他在纽约警察局工作了40年，他辉煌生涯的一部分是在斯塔顿岛垃圾填埋场度过的那几个月。他们找到了4200多块遗骸和近6万件个人物品，包括照片和身份证件。
他负责的工作是一个建在悲剧上的村庄，夜晚灯火通明，有办公用的挂车、有害物质清除中心、食堂，以及等着接收从曼哈顿下城运来的残骸的传送带。一堆堆被压坏的车辆，包括警车和消防车，排列整齐，令人毛骨悚然。
所有这些都像世外桃源那样不复存在。那是真的吗？或者这也是一个记忆的错觉？
“我记得，”卢昂戈说。“所以早上起床，点上一支蜡烛，做个祈祷，然后才开始干别的事情。”
斯特恩后来写了两本纪实类书籍和四本小说，她也记得。她怎么会不记得？
她当时正在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不远的SuperFresh市场买鸡蛋，打算给丈夫做巧克力曲奇——“我做的曲奇是世界上最棒的”。她听到有人喊：“世贸中心被撞了！”
六个月后她被告知，吉姆的一块25美分硬币大小的遗骸得到了确认。她每天晚上都在悲痛中写、写、写，写下了超过15万个字，她永远不会让其他人看到她写的这些东西。
在过去20年里，斯特恩一直试图让她所说的“那种独特的痛苦”成为过去，并努力建设一些积极的东西。她参与了和平建设非营利组织“寻找共同点”(Search for Common Ground)，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记忆。
“我不希望任何人有这种经历，”斯特恩说。“但我也不想一辈子总对人说：‘你无法理解我经历了什么。’那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应该理解我的经历呀？”
雪茄的烟味。一辆自行车。在斯塔顿岛高速公路上开车。周年纪念日。
灰尘。
我记得恐怖袭击发生几天后，我和国民警卫队员一起露宿在炮台公园(Battery Park)。我记得我戴着安全头盔，拿着写字夹板，在世贸中心遗址禁区内四处走动，好像我属于那里，那里当时被称为“那个堆”，既是个墓地，也是个犯罪现场。
我还记得写于周围建筑沉淀的灰尘上，那些表达悲伤、愤怒和微小希望的信息。是用指尖涂写的。我记得我要在强力清洗机到来之前，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的决心。
“双子塔将重建”
“弗农·切里(Vernon Cherry)给家里打电话”
“愿上帝与你同在，德纳——爱你的妈妈”
我记得我不想过多地考虑灰尘的成分，也一点没想灰尘可能对从事救援和恢复工作的人员有多大危害。
我记得灰尘是香草色的，虽然我在笔记里写的是灰色。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到处都是灰尘。整个世界都被它覆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