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题图来自Unsplash


大唐航海第一人杜环是个战俘,航海第一书《经行记》也残不忍睹。杜环从海路回国,可海路上,《经行记》里只提到一国——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只考了陆路,没考海路,所以,海归的行程尚不清楚。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另一本书。这本书据说出自一位名叫苏莱曼的大食商人,在中国有两个译本,一本译作《苏莱曼东游记》,题苏莱曼著,为刘半农、刘小慧父女合译本,另一个译本,书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未署著者,译者为穆根来等人。书中,附有一张九至十世纪阿拉伯人航海东来路线图,这张路线图,能为杜环海归行程,提供一个大致的路线参考,同时能为其行程展开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


阿拉伯人哪来的文明底气


谈起世界,《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一第二十四说,印度人和中国人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排在第一位的是阿拉伯人的国王,说他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宗教之主,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国王,第三位的是罗马国王,第四位国王,不说他是印度人国王,而说他是穿耳孔人的国王,用了鄙视的眼光。


这当然是阿拉伯人的观点,只是用了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口吻来说。印度人会怎么说,我们不好揣测,但印度人总不至于把自己说成“穿耳孔人”吧?中国人会怎么说,那就更不劳阿拉伯人来代言了,肯定也要自认为天下第一,否则,那就不是天朝上国了。


每一位国王,都拥有一个帝国,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统合起来,就形成了世界,前面三位,相应的有阿拉伯帝国、唐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而第四位印度,其时,已难称帝国,但它在欧亚大陆居于中心地位,从阿拉伯到中国去,无论陆地,或者海洋,它都是必由之路,即便不能成为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它也是绕不过去的世界地缘经济中心。


三个大帝国,阿拉伯居中,西与罗马为敌,东同中国贸易,连接东西方,表现出世界文明的样式,这大概是阿拉伯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所具有的文明底气的由来。


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知,郭筠在《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一书中作了综述,其中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将大地的形状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鸟头,印度是右翅,易萨是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可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以中国作为鸟头?


带着这样的蓝图,阿拉伯人纷纷前往中国,对于中国便格外关注起来,最先关注的,当然是商人,最早有关中国的书写,也出自商人之手,由苏莱曼开了个头。这个头,开的比马可·波罗早了400多年,可这两位,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商人,推动阿拉伯人去认识中国的,虽有圣训作为流传的口碑——“知识虽远在中国,当亦求之”,但第一推动力,显然并非求知,而是求利,是在求利过程中,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去求知。


他们的学者,跟在商人后面舞文弄墨,可最终,还是没有一人来到过中国,相比之下,可以说,那时的阿拉伯学者,还没有一人像杜环了解大食国那样真懂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拿“中国”来说,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库比(Yakubi)的历史地理学家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从海上去中国,需横渡七海”。


这“七海”,也就是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海,若按照那时的说法,便是从法尔斯海(Fars)到涨海,中间经过的海,出了波斯湾,就是阿拉伯海,那时称作拉尔海(Lara)。接下来的,是孟加拉湾,时称哈尔干海(Harkand)。再往东去,是安得曼海,那时叫箇罗海。由此而南,就到了石叻海(Salahit),石叻,为马来语Selat音译,意为海峡,此即马六甲海峡,石叻海,乃海峡附近海域。由此往东,至中南半岛,于湄公河口入海处,有昆仑岛,其所在海域,称军突弄海(Kundrang),亦马来语音译,中译为“昆仑”。再往东去,到达中国南海,阿拉伯人称“涨海”,即阿拉伯语Cankhay音译,涨海尽头为海南岛,由此入“中国之门”。


了解了阿拉伯人说的“七海”,我们就大略可知杜环的海归路线图了,其归路,当与苏莱曼的来路同为一路,但在时间上,两人前后相差约90年,分别处于中唐、晚唐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正是这两个阶段的差异,使得大唐与大食两个帝国此消彼长。


杜环那时,新兴的巴格达作为“中国国王的礼物”,尚以大唐长安做榜样,到苏莱曼来华时,巴格达还在蒸蒸日上,而大唐长安却已是一副衰落的模样。所以,苏莱曼在他的见闻录里,将大食国王排在世界第一,并非其妄想。将大唐国王排在第二,那也是照顾了大唐的面子,借了中国的光,因为,丝、瓷、茶等美好之物,实在要比国王强。


失去了航海家的海通时代


如果杜环从巴格达出发,他先要到巴士拉,并在其附近,找到一个名叫斯拉夫(Siraf)的海港,在此,登上一艘装完货就要“抢路”,亦即正在扬帆起航的中国船。


为什么不直接在巴士拉下海呢?因为中国船大都在斯拉夫港装卸货。斯拉夫,是波斯湾最大港口,城里没有田野,没有牲畜,但人口密集,有的是豪华建筑和往来于印度和中国的商船,为什么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


由于两河流域出海口及其附近海域多浅滩,且风浪大,使得体积庞大的中国商船殊难航行,故将货物先载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小船转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至于阿拉伯本地物产,也是由小船先载运至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


那时,大唐虽已内乱,但繁荣尚在民间,那些中国民间商船,就像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商帆”,自由的往来于东洋和西洋之间,以其对海洋的征服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承担起海上物流的职能,只可惜那些商船的船长们,他们之中,应该不乏哥伦布那样的航海家,可他们的名字,一个也没留下,因为他们不入史官文化的视野。真正的航海家失踪了,一不留神,像杜环、杨良瑶那样的海客,便成了中国大航海的代表。


真正的航海家,是那些自己驾驶船只,自我指引航程,开辟航线的人。而杜环等人,只不过是海船上的一名过客,一个搭渡的海洋边缘人,可一部中国航海史,多半是由这样的海洋边缘人记录的,记录中,没有航海家的名字,更谈不上为他们立传了。


用史官文化来看,航海记录之海域,应当成为在王朝史观主导下的域外地理志的一部分,作为王朝中国天下观里的海国舆地之例示,王朝中国的海通,在思想上,最多也就通到了这里,从《汉书·地理志》到《海国图志》,都是有志没史,见地不见人,只留下一连串航海记录的地名,而看不到一个与这些地名有关的人——那些航海家们。


也许中国的航海家们,换了一种形式出现,非以历史形式,而以神话形式,非以历史人物,而是作为神仙,出现在方士传或神仙传,如秦汉徐福、安期生等。


王朝中国海通,在唐以前,除了朝贡,便是游仙,自唐设市舶司以后,海外贸易才上了国家利益的航船,派了朝廷官员,尤其太监来监管。但对于民间自发的航海活动,还是不闻不问,一部中华航海史,依然被海外奇谈充满,只留下了“海客谈瀛洲”。


没想到纷纷“海客”中,竟然有一位像杜环这样有来历的人,他有族父杜佑关照,虽不至于被“烟涛微茫”所埋没,但杜佑对他知根知底,也使他难有“传奇”。


若将他放在秦汉时,他或许能成为海外仙人,或位列海上方士,但隋唐以来,踏浪而至者,多是佛法僧人,接踵来的,亦多为传教士,来东土传法,来传有“大食法”——伊斯兰教,有“大秦法”——基督教,还有“寻寻法”,亦即波斯人的拜火教。他本人,显然不在僧人之列,似乎也不太可能作为传教士来华,即便入了伊斯兰教,他也不会以传教士的面目出现,我们从经过杜佑摘录的《经行记》里看到的杜环,依然是那个有着中国传统士人底色的杜环,是用中国式天下观来打量世界的杜环。


阿拉伯人的中国印度比较


杜环和苏莱曼一样,也是从波斯湾北部沿岸的斯拉夫港起航,然后,泛游七海,来到中国,苏莱曼写在游记里的那些海域见闻,想必杜环多少也会有所经历。


例如《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了“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对于这一点,杜环在巴格达时就已领略,那些中国工匠、画匠,若在本土长安很平常,可出现在巴格达,就出类拔萃了,以至于阿拉伯人认为“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阿拉伯人对于中国人的手艺,佩服之情,那可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一谈到宗教,就不以为然了,苏莱曼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他们的宗教来自印度”,这对一个宗教至上的民族而言,心理上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


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并不因此而小视中国并以中国的价值观为敌,那时,阿拉伯人早已在西域开始了用伊斯兰教来取代佛教的工作,苏莱曼等人前来中国,虽不能说没有传教企图,但其主要目的还在经商,对于商业利润的信仰可以量身打造天堂。


可不,那时的中国政府就专门为阿拉伯人搞了个伊斯兰贸易特区,以河流为界,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让穆斯林自治,苏莱曼在其见闻录里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的广州”,就有这么一处“蕃坊”,由“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来管理,授权他以伊斯兰法律“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还说“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


看来,苏莱曼对那位被中国官长任命的穆斯林还比较满意,因为“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还说“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他对这样的管理——将阿拉伯人的重商主义与其宗教伦理相结合的管理赞不绝口,其中亦含有对大唐政治文明的赞誉。


在宗教方面,印度人是中国人的老师,苏莱曼从中国人那里听说,“印度人给他们带来了佛陀,给他们讲经说法”,总之,印度人的佛教,已经在中国先入为主了,后来的,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来中国立足,但都难以为主,即便一神教来到中国以后,也不得不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在中国,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文明的冲突,形成了一个不同信仰都能各得其所的共和的大格局。


苏莱曼还说,他在印度和中国,“没有见到过一个伊斯兰教徒,也没有一个会讲阿拉伯话的人”,但他却没有什么违和感,那时,阿拉伯帝国还在上升时期,阿拉伯人的心态也很开放,要把各国好的文化都拿来为我所用,还没有出现那种经历过衰落之后的文明过敏症,因此,他们喜欢拿不同的文化来做比较,《中国印度见闻录》里,就有许多中印文化比较,这些比较的素材,可以拿到他们的“智慧之家”去提升,成为新文明。


在第一卷里,苏莱曼讲他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对于印度,他是这样看的:在印度,医学很兴旺,哲学也很发达,中国也有医学,主要是灸,中国也有天文科学,可印度更为发达。这样的看法,当然是片面的,由此可见那时阿拉伯人未将其目光投注在中国学术上,也就是说,吸引他们的不是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而是关于中国的“帝国想象”。


苏莱曼认为,大唐国土规划与制度安排以及衣冠人物等,都与大食相像,都有那么一副“帝国模样”,而印度,“国土面积比中国大两倍”,“有更多的国王”,但都是一副“小国寡民”的模样,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要多得多”,“在印度,很多地区是荒无人烟的,而在中国,所有土地均被耕种,全国各地人口密集”,因此,“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因为,“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城市,而中国人那里则到处是城墙围绕的城市”。


除了人口众多,苏莱曼还发现“中国人比印度人更为健康”,“中国人看上去较为健壮”,他告诉我们,“在中国,疾病较少”,很少见到一个残废人,而在印度则屡见不鲜,而且“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好看的不是长相,而是衣着,他说“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则“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


在制度安排上,印度比中国有更多国王,有更多军队,因为印度军队不用国王发军饷,“国王只是召唤他们去作战,战士们自己花钱去打仗”,而中国却不一样,对于军队必有军饷,还另有犒赏,阿拉伯军队也如此,反映了部落国王与帝国君王的差异。


最后,苏莱曼用了一个传说,来为他的中国想象结尾,他说:中国东部,面临大海,海上有锡拉诸岛,岛民是白色人种,每年向中国朝廷纳贡,他们对苏莱曼说,“如果不向中国君主纳贡,那么他们那里就不下雨”,而苏莱曼却表示“我们谁也没有去过这些岛上,因此也就不能谈有关岛上居民的情况”,苏莱曼同他们相遇,或于通往朝贡之路上,这本来是为了讨取赏赐的一句说辞,可说着说着,虽未能说成真理,却也说成了传奇。


杜环归来时,正是传奇盛行时。苏莱曼到来时,已快接近传奇的尾声了,再怎么传奇,到了“中国之门”的海域,都必须等待南风起,因为,只有在起南风时,方可在南海扬帆,乘风北上,直抵一条大江的喇叭形河口,从那河口上行,便到达了广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