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要生存，有时意味着失去光亮甚至是生命。
飓风艾达带来的强降水所引发的洪水冲破了纽约地下室的门窗，将往日的生活场所变成了死亡陷阱。在纽约13名遇难者中，至少有11人死于地下室公寓，其中5人为华裔，他们分别为森林小丘（Forest Hill）的48岁女性、艾姆赫斯特（Elmhurst）86岁的老人以及法拉盛（Flushing）的一家三口。
“水从窗户里进来了”
居住在皇后区伍德赛德（Woodside）的黛博拉·托雷斯（Deborah Torres）回忆道，她听到了地下室一三口之家传来的绝望求救声，其中包括一名儿童。托雷斯说道，周三晚上10点左右，雨水涌入了该栋建筑物，随后她听到了这家人歇斯底里地向公寓的另一住户崔·斯莱奇（Choi Sledge）求助。
住在三楼的崔·斯莱奇声称，当时，她接到了居住在地下室公寓的一名女子打来的急救电话。该女子名为明玛·夏尔巴（Mingma Sherpa）。
“她叫喊道，‘水在不断地往里涌，’我答道，‘快出来！’上三楼来！”斯莱奇回忆道。
然而，由于洪涝来势汹汹，没有人有能力下去帮助他们。“没办法，”住在一楼的托雷斯说道。“地下室已经变成了水池。”
这家人最终未能幸免于难。
“我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水从窗户里进来了。’就这样。”斯莱奇确认，另外两名死者为明马·夏尔巴的伴侣昂·格鲁·拉马（Ang Gelu Lama）以及他们2岁的儿子洛桑·拉马(Lobsang Lama )。
而拉马家的邻居称，现场有八位身强力壮的警察，但他们拒绝救援，直到四个小时水退后，这一家三口的尸体才被从地下室“救”出来。（详细报道请见今日第三条）
拉马、明玛·谢尔巴和2岁的洛桑·拉马
“当别人向你求助时，而你却无能为力。”
现年48岁的达琳·李（Darlene Lee）居住在皇后区中央公园路一套合作公寓的一间地下室里。洪水冲破了公寓里的一扇玻璃推拉门，并很快把里面灌满了大约六英尺（约1.6米）深的浑浊积水。
洪水把达琳·李夹在了公寓的钢筋前门和门框之间，她被卡在里面，无法脱身。
物业经理帕特里夏·富恩特斯（Patricia Fuentes）刚下班就听到了李在喊救命，结果发现她被困住了。富恩特斯赶忙跑到大堂寻求救援，管理员助理杰森·乔丹（Jayson Jordan）和杂工安迪·塔皮亚（Andy Tapia）跳过已经破碎的玻璃门，来到李的身边。
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把她救出来。李被夹住了，塔皮亚试图把她拉到齐下巴深的水面上。乔丹说道，最终他们把她从门里拽了出来，但为时已晚，李遇难了。
居住在布鲁克林柏树山的里卡多·加西亚（Ricardo Garcia）晚上10点15分左右被一股汹涌的洪流惊醒了。他声称，这股水流冲破了他合租的地下室公寓的门，随后奔腾而入。不一会儿，他的膝盖被淹没了，然后是腰部，再然后是胸部。
现年50岁的加西亚撞击他隔壁的门，吵醒了另外一位室友奥利弗·德·拉·克鲁兹（Oliver De La Cruz）。时至周四上午，当他看到他那被损毁的天花板上的水渍时，德·拉·克鲁兹仍全身颤抖。
加西亚在整理被洪水淹过的房间
“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我差点就死了，伙计，”现年22岁的德·拉·克鲁兹说道。
德·拉·克鲁兹拆掉了卧室门，穿着拳击短裤就跑。加西亚说道，他和德·拉·克鲁兹顶着洪水艰难地爬到了一楼。
德·拉·克鲁兹在楼上找到了他的邻居罗克珊娜·弗洛伦蒂诺（Roxanna Florentino），此人已经在这栋楼里生活了18年。她说道，她听到了另外一名男子现年66岁的罗伯托·布拉沃（Roberto Bravo）从地下室公寓的后卧室里传来的呼救声。
弗洛伦蒂诺说道，布拉沃当时在用西班牙语请求帮助，邻居们曾试图找到他。但是洪涝冲破了前门和窗户。她这才意识到布拉沃的尖叫已经停止。
周四，布拉沃居住的地方水位上升得异常厉害，门被冲掉了，天花板也被损毁了，只留下潮湿的腐烂物。挂在墙上的厄瓜多尔国旗也因遭到浸泡沾满了泥土，地板上散落着碎片，以及一张被雨水弄脏的照片，照片上布拉沃身穿燕尾服，正参加一场正式的活动。
穿着燕尾服的布拉沃先生（第一排最右）
弗洛伦蒂诺晚上10点15分拨打了911，随后又拨打了三次。一个小时后，消防队员们赶到了现场，抬出了布拉沃的尸体。
弗洛伦蒂诺曾试图入睡，但每次睡着时，她都能听到布拉沃最后一次呼救声。
她说道：“当别人向你求助时，而你却无能为力，这真的太难受了。”
地下室，纽约穷人的避难所
在纽约，狭窄的地下室公寓长期以来构成其庞大的住宅体系的一部分，很受追捧。许多洪水受害者居住在地下室公寓里，其中一些公寓是在大房子里被非法隔断出来的，它们可能没有合法公寓所要求的紧急出口。地下室公寓的居住成本较低，是纽约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穷人的避难所，即便它们存在各种隐患。
人们对地下室公寓的安全隐患一直诟病，以往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火灾或一氧化碳中毒上，现今气候变化使得这些低洼的房屋变得愈加危险。致命的洪涝可能会堵住唯一的逃生路径。
“如果说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需要解决这个地下室公寓问题，这个就是，”查亚社区发展公司（Chhay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执行董事安妮塔·西查兰（Annetta Seecharran）说道。该公司致力于为低收入的南亚和印度-加勒比纽约人解决住房问题。“我们将继续面临这些与气候相关的问题。”
周三的洪水让人们重新审视了纽约市对地下室公寓的监管。由于大多数都是非法的，所以没有可靠的统计，但数量可能过万。
目前尚不清楚艾达遇难者的住所是否都是非法的。但是在皇后区伍德赛德的一处住宅里，遇难的一家三口的入住证显示，地下室没有被批准用作住宅用途。
市政府的记录还显示了两份于2012年对皇后区另一处住宅非法地下室做出的投诉。在那里，一名86岁的女性遇难。由于城市建筑检查员无法进入地下室，投诉最终被终止。
美国楼宇局的一名发言人于周四表示，该部门正在调查这些人的死因，但“这些房子此前没有任何与非法改建有关的违规记录。”
地下室：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纽约，生存有时是以阳光为代价的。
这座城市欢迎贫穷的移民，但它的住房却不欢迎。大部分的租金远超像阿马多（Amado）这样的人的承受能力，他们来纽约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或者是赚钱寄回家。于是他们去了皇后区的地下室——暗无天日的非法公寓。
阿马多(右)
房主们把地下室分割成了临时宿舍，非法建造的狭窄走廊、没有窗户的卧室、摇摇欲坠的墙壁，以及像鞋带一样绑在一起的电线。这样的地下室公寓有多少？目前尚无准确统计，但估计数量过万。
地下室公寓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们是成千上万的在餐厅厨房、外卖单车、小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的人的避风港。他们独居在这些狭窄的房间里，或与陌生人共享狭窄的空间，又甚至是轮班睡觉。
这些公寓无疑是存在安全隐患的。但它们却另有一种安全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无论是无证件的还是有证件的，都能在皇后区找到这样的避难所。在那里面，他们分享着自己的语言、饮食和文化。
阿马多居住的那间又小又暗的房间每月的租金是650美元，其中他承担325美元。他的室友没有合法身份，他室友的弟弟也没有，今年早些时候，他常在那里过夜，共睡一张单人床。兄弟俩分睡两头，背对着背，而阿马多则躺在他的单人床上，静静地读着《旧约》。
在他房间的角落里，一台小电视机的播放着新闻和肥皂剧，能给他带来些许光亮。
即使戴着眼镜，他也得眯着眼睛。
皇后区是纽约市最多元化的一个区，这里的居民操着800种语言。上班族上班下班络绎不绝，小贩们常工作到深夜。
皇后区的小商贩
随处可见的“出租”标识点缀着窗户，覆盖了电线杆。没有规则的监管，也没有危险警告。地下室公寓在大小、质量和合法性方面也千差万别。
电线杆上的西语租房广告
今年夏天，移民当局的突袭威胁让居民们感到惴惴不安。但他们表示，在皇后区，他们仍能感受到极大的保护。在这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免费法律援助，以帮助他们处理自己的案件。
在这里，他们还可以找到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房子，即使房子不符合城市建筑标准。皇后区的8个地区一直位列纽约市非法房屋改装投诉最多的地区。这些改装可能会导致悲剧，包括居民无法逃离迅速蔓延吞噬地下室的火灾或者水灾。
在关注南亚居民住房需求宣传组织Chhaya等的推动下，纽约此前曾启动了一项试点项目，它将为房主们提供贷款，用以安装窗户、一氧化碳和烟雾探测器，以及单独的出口。但在布鲁克林只有40名房主可以从中受益。
纽约市法律规定，地下室的天花板必须至少有7英尺6英寸高。生活空间必须有一扇窗户。在出租前，必须持有由政府批准的入住证。
这样的规定使得皇后区几乎所有的地下室全部都成了非法之地，包括阿马多的家。他居住的公寓天花板不到7英尺高，也没有可见的烟雾探测器。公寓一半以上位于地下，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就是一个地窖。而在纽约，地窖用作住所是非法的。
阿马多的房间和他隔壁的房间共用一扇窗户。在紧急情况下，他无法把它当做出口使用。它太小了。如果他打开或关闭窗户，则会影响到另一个房间，这就像是飞机上两排座位之间的窗户。
阿马多房间的一半窗户
多年前，该住宅曾因非法改建和非法入住被提起诉讼。但根据纽约市的记录，自2003年11月以来，没有巡视员来过这里。
地下室的公寓最终还是住满了。几年前，阿马多在看到一个窗户上的标识后便搬了进来。大多数时候，他和室友都很安静。唯一可见的生命迹象是从男人们紧闭的卧室门下的缝隙中透进来的光线。
阿马多想要的是几米阳光，这是他在上班途中可以轻松得到的。他在餐厅工作了11年，每周工作6天。
现年50多岁的阿马多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29年，他借助一名走私者穿过加州，乘公共汽车先是去了布鲁克林，然后又去了皇后区。他现在合法居住在美国，可以往返于墨西哥。
“我是家里第一个来这里的人，”他用西班牙语说道。“对我来说，在这个城市生活很艰难。我十分害怕电梯。”阿马多自嘲道。
他在纽约没有多少社交生活。每周三，他都会去“纽约大道”（Make the Road New Yor），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罗斯福大道一家门店外运营。他说道，他欠他们太多了。两年前，他的绿卡出现了问题，是这个组织向他提供了法律援助。他几乎会在每一个抗议活动中现身，向一切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他便呆在地下室里，手机发出的光会提供一点额外的光亮，这是他联系墨西哥家人的生命线。
阿马多房间的一面墙反映了他所做的牺牲：钉在墙上的收据显示着他寄回给她墨西哥科琴哥妻子的银行存款和汇票。
阿马多很是想念科特津戈，这是他的故乡和家人居住的村庄。可他一年只能回去两次。
那里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在科特津戈，阿马多把棒球帽换成了牛仔帽，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便出现了。他在村里很受人尊敬，有妻子，两个继女，一大家子人，还有朋友。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有钱。他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他沐浴着阳光，在凉爽、天然的游泳池里游着泳，照料家里的玉米田和几棵椴树。他拥抱着妻子贾丝蒂娜（Justina），他能够触摸她，而不仅仅是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听她的声音。
他跑腿，付账单，照顾家人，这些平凡的工作让他感到自豪。他在纽约的地下室里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用这些钱，他成为了家人和小镇的恩人，并且购买小型奢侈品，比如一台大型平板电视。
这就是他来纽约的原因。如果阿马多留在科特津戈，他很有点可能就找不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了。家庭农场作物的即便丰收也赚不了多少钱。
他计划在纽约至少再呆5年。他认为，到那时自己已经攒够了钱在墨西哥过上安稳的生活，并可以让女儿们选择在美国生活，去追求她们可能拥有的任何梦想。
而在那之前，他只能呆在黑暗中。
“你只需一首歌”
在索西莫（Sosimo）和达利亚(Dalilia)家门口处，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线，就像是一盘凌乱的意大利面在被扔到墙上后粘在了一起。
索西莫和达利亚
这对已婚夫妇在干洗店工作，他们和另外两名男子共住在地下深处一个镶木板的地下室里。
在他们现年27岁的女儿杰西卡（Jessica）上大学时，他们就搬到了这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帮女儿付学费了。此前，他们租一套公寓每月得支付1600美元。现在他们每月只需付500美元。
狭窄的厨房里有一个连着丙烷罐的炉子，这个丙烷罐是为户外做饭而设计的。但在夏天，他们不能使用这种装置，因为它会把公寓加热到令人不适的温度。
在公共休息室里，索西莫录制他的业余广播节目，吸引了来自纽约、洛杉矶和他的家乡墨西哥瓦哈卡圣·安德烈斯·索拉加的听众。索西莫大约是两年前开始主持广播节目的。
一些居民已经能够找到结构健全的地下室了，其中有76岁的吉他手伊塔玛·比斯波（Itamar Bispo），他居住的公寓每个房间都有窗户，还有两个便利出口。
伊塔玛·比斯波
在既是厨房又是客厅的房间一角，他一边制作音乐，一边架设麦克风，唱着曲子。“你只需一首歌，”他说道，内心仍然希望能制作出年轻时没能实现的热门唱片。
目前，他的退休福利和偶尔的录音演出只够支付每月850美元的房租。
入住地下室即意味着黑暗和孤独，但也有例外。65岁的奥克苏·宋（Oksoon Son）两年前搬进了她女儿和女婿租住的地下室，渴望帮助他们养育自己外孙女。
宋是一名退休的美甲技师，1980年她从韩国来到了皇后区。在入住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一段时间后，宋在皇后大桥公共住房养育了子女。
“我喜欢这个地方，”一天下午，当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时，她用韩语说道：“（这里有）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