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会月刊（ID：CKYK1980），原文标题《支撑ESG的三大理论支柱》，作者：黄世忠，头图来自Unsplash
任何一种方法论，若缺乏理论支持，都难以令人信服且不可持续。
ESG（Environmental ，Social，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和治理）作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不例外。近年来，ESG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且有可能改变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因此，探究其理论基础意义重大。
尽管ESG直至2005年才由联合国发起的研究项目正式提出（黄世忠，2021），但支撑ESG的基础理论可谓源远流长，相关著述更是浩如烟海。本文在研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支撑ESG的三大理论支柱进行综述，分析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对ESG的启示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对ESG的启示意义
ESG报告之所以经常被冠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名称，除了因为ESG报告旨在提供可用于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信息，还因为ESG报告的诸多理念源自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萌芽于20世纪60 ~ 70年代，正式成形于1987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日臻成熟，现已获得广泛的认可并为世人所接受。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缘起和核心思想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们在观念上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思维模式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不断反思，在行动上对过度工业化的警醒而逐渐形成的。在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上，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高于自然，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神圣权利。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又被称为主宰论（Domination Theory）。
人类中心主义最早可追溯至基督教义，该教义要求人类将其意志力施加于自然界并降伏之。这种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思想后来与世俗的科学理性主义（Scientific Rationalism）相互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以培根、牛顿和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理性主义者认为，地球这个星球就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开发而存在的（Baker et al.，1997）。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西方国家步入了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里，民众普遍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在工业化国家中，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成为消费者和政治家的主要追求，非工业化国家则将努力赶上工业化国家取得的成就作为经济和政治诉求。按GDP规模或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成为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导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淡水缺乏和物种灭绝等严重环境问题。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尔森（Rachel Carson）女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这部环境科普著作讲述DDT这种杀虫剂对鸟类和生态环境的极大危害，引起了社会公众对环境资源问题的关注，促使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对企业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性进行干预，并催生了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的思维模式。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并不高于自然，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组成生命共同体①。
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部分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主宰整体。恰恰相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试图将人类的主宰地位施加于自然界并降伏之，不仅不自量力，而且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有害行为。生态中心主义还认为，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将导致生态环境失衡、生物多样性减少，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②。
过度的工业化、过快的人口增长、过分追求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将耗竭地球环境的承载力。对地球环境负荷极限的关注，促使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了“罗马俱乐部”，并于1972年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数学模型，预测未来一个世纪，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需求的急剧膨胀，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将不可避免，唯一的出路是抑制人类的贪婪，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甚至零增长。
《增长的极限》具有浓厚的生态主义色彩，其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视为水火不相容的学术观点以及将环境保护置于比经济增长更优先地位的政策主张，招致广泛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辅以市场机制和管制措施，两者可以转化为相互兼容的共存关系。这种观点孕育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IUCN）1980年发布的《世界保护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IUCN提出的保护策略旨在通过对生物资源（Living Resources）的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目标。美中不足的是，《世界保护策略》将主要关注点放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上，并没有将可持续性与社会和经济问题有机联系在一起。
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由联合国正式提出的。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经济问题，探寻破解之道，联合国于1983年12月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委员会主席由挪威首相布兰特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担任。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和世界各国的鼎力相助，WCED于1987年3月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的共同未来》（Our Common Future），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辩论通过，1987年4月正式出版。《我们的共同未来》（亦称“布兰特报告”）一经发布，便在世界上产生热烈反响，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诞生。该报告由“共同关注”“共同挑战”和“共同努力”等三部分组成，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其中。
作为一种政治妥协，WCED的报告虽然在总体上秉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提出了需要的概念（Concept of Needs），主张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特别是世界上穷人的需要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但也继承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分，提出了极限的概念（Concept of Limits），承认受限于技术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效率，环境难以满足当下和未来的需要，人类必须改变消费习惯以减小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WCED在报告的第二章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WCED，1987）。可以看出，WCED是从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义的。
虽然WCED的定义获得广泛认可并被经常引用，但这不代表世界各国已经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达成高度共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还可以从代内公平（Intragenerational Equity）的角度，或者从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定义。后面这两个角度的定义，在WCED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论述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WCED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具体阐述主要包括十个方面：
（1）满足人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为人类向往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机会；
（2）可持续发展倡导将消费水平控制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的价值观；
（3）经济增长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且不对他人进行剥削，可持续发展要求提高生产潜能和确保公平机会以满足人类需要；
（4）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发展与日益变化的生态环境产出潜能保持和谐；
（5）可持续发展要求遏制对资源过度开采从而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行为；
（6）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不可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包括大气、水、土壤和生物；
（7）可持续发展要求世界各国确保公平获取有限的资源并通过技术手段缓解资源压力；
（8）可持续发展要求合理使用可再生资源，防止过度开发和利用，要控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率，以免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9）可持续发展要求对植物和动物加以保护，避免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影响后代人的选择余地；
（10）可持续发展要求将人类活动对空气、水和自然要素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WCED的政策主张，得到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组织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广泛认可，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石。得益于WCED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联合国2015年9月在纽约总部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峰会，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旨在指导各成员国解决2015 ~ 2030年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③，如图1所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主流，其核心思想体现了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理念，要求统筹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图2所示。
包容性发展理念要求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秉承人类中心主义观，主张公平性既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即致力于构建旨在消除贫困和饥饿、创造教育和工作机会、抵制种族和性别歧视、提供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平社会环境。包容性发展理念要求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既要倡导人类中心主义观，也要吸纳生态中心主义观，强调不得以环境保护为由无视经济增长，也不得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这样才能永葆经济发展的活力。
此外，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一种低碳、绿色的发展模式，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方法应当适当改变，把耗能、排放和污染等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包容性发展理念要求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采纳改良的生态主义观，呼吁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应当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必须抵制罔顾环境资源承载力的过度经济社会发展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鼓励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反哺生态环境，加大对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投入。
弗里曼等利益攸关者主义学派认为，企业是不同攸关者的利益集合体，企业的管理层应当同时兼顾股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仅应当对资本的主要提供者股东负责，而且应当对其他要素提供者和产品消费者等利益攸关者负责。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攸关者承担的责任，理应纳入企业管理层的总体受托责任，构成广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既是企业的道义责任，也是企业吸引和维护战略资源的内在需要，只有股东的资本投入，没有其他利益攸关者的要素投入和消费者的倾力支持，企业是不可能以持续经营的方式为股东创造价值的。
随着政府对环境的监管加强以及公众对股东至上主义的态度发生变化，利益攸关者主义日益成为主流，企业界也被迫改变立场，宣称对企业社会责任予以支持。这可以从“商业圆桌会议”1997年对股东至上主义的拥抱到2019年转向对利益攸关者主义的接纳看出端倪。1997年“商业圆桌会议”在声明中指出，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首要职责是为股东服务，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只是衍生责任。而在2019年8月“商业圆桌会议”上，200多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五项承诺（为客户创造价值；投资于我们的员工；以公平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与供应商打交道；支持我们工作的社区；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中却将对股东的责任放在最后，态度转变之大耐人寻味。
利益攸关者主义虽然主张企业也应当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但并没有触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问题，即企业具体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庆幸的是，其他学者的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在企业社会责任边界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1991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理论和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2004年提出的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理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四个方面：赚取利润的经济责任；守法经营的法律责任；合乎伦理的伦理责任；乐善好施的慈善责任（Carroll，1991），如图4所示。
三重底线分别代表Profit（利润，即财务业绩）、People（人类，即人力资本）和Planet（星球，即生态环境）。传统上，企业的管理层只关心经营利润这条底线，对人类福祉和星球保护这两条底线关心不够，这种做法既不合乎伦理规范，也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三重底线理论认为财务业绩、人力资本和生态环境都应成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同时关注这三重底线，才能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Elkington，2004）。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ESG的启示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ESG极具启示意义。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思潮从股东至上主义转向利益攸关者主义，为ESG理念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促使企业更加重视环境议题、社会议题和治理议题，为ESG报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企业统筹兼顾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力争成为好企业公民。其次，利益攸关者主义日益盛行，促使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以前所未有的态度统筹兼顾股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的诉求，有可能催生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将来企业董事会将会有更多的成员来自非股东的利益攸关者，如员工代表、环保人士和消费者保护主义者等。最后，利益攸关者主义的崛起，迫使企业除提供财务报告外，还必须编制和提供以利益攸关者为中心的ESG报告，以满足利益攸关者评价企业是否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企业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因此，ESG报告既应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反映企业的社会贡献，但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必须超越财务报告中狭隘的收益确定模式。传统上评价企业经营业绩采用的是“收入-成本-工资-利息-税收=利润”的微观利润表公式，这种带有浓厚股东至上主义色彩的收益确定模式，旨在最大化归属于股东的利润，有可能会牺牲其他要素提供者的利益。以利益攸关者为导向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要求企业以更加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创造及其分配。
笔者在《解码华为的“知本主义”——基于财务分析的视角》一文中指出，利润表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前者反映企业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后者反映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将微观利润表公式移项，便可推导出能够反映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宏观利润表公式：收入-成本=工资费用+利息费用+税收费用+税后利润。该公式的左边，即收入减去除工资费用、利息费用和税收费用外的所有成本和费用，代表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该公式的右边代表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总量如何在人力资本提供者、债权资本提供者、公共服务提供者、股权资本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黄世忠，2020）。
笔者的这一看法与WEF的四大支柱报告框架异曲同工。WEF在“创造繁荣”支柱中，要求在ESG报告中反映企业的净经济贡献，净经济贡献被界定为直接和间接创造的价值及其分配，如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雇员工资福利、支付给资本提供者的利息和分红、上缴政府的税收减去政府补助。
总之，ESG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方法，要确保其可持续性发展，既需要技术层面上的应用研究，也需要学术层面上的理论建构。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倡导商业向善、资本向善的ESG理念相契合，是ESG可以从中汲取丰富思想养分的理论基础。当务之急是加速制定一套逻辑自洽的ESG报告概念框架，用于指导ESG报告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从长远看，则需要从博大精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学科中吸纳新思想、新思维，努力构建一套适合ESG的理论体系。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②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30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
③2021年8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④譬如，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之所以引领全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拥有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从而大幅降低从业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为了享受较低生产经营成本，全国各地的电子信息企业就有更强烈的意愿到深圳投资设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可见，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存在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
⑤科斯本人也承认，科斯定理并非由他提出，而是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E.Stiglitz根据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等著述总结提炼形成的。
⑥原文为：a nexus for a set of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s.
⑦这个问题在新经济时代尤其突出。与重资产和财务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企业不同，新经济企业具有轻资产和智慧资本密集的显著特征，人力资本对新经济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远甚于财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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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会月刊（ID：CKYK1980），作者：黄世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