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士兵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有一支规模不大的和平时期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这点：美国领导人做出决定，一个承担着新的全球义务的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和平时期军队，包括拥有核武器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络。他们希望压倒性的军事能力能避免下一场世界大战、威慑对手，并鼓励外国遵循我们的意愿。
然而，这种军事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带来所承诺的优势。美国用20年的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投入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垮台，只是一长串失败故事中的最新挫折。
阿富汗战争远不止是一次失败的干预，它也是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对美国利益产生反作用的严酷证据。这种军事霸权带来的失败多于胜利，而且削弱了国内外的民主价值观。
历史表明：如果有更温和、更克制的军事和战略目标，我们的境况会更好。美国民意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我们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军事主导地位的价值。
对军事力量的依赖一再使美国卷入遥远、代价高昂、结果适得其反的长期冲突——在越南、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美国领导人始终如一地认为，军事优势可弥补外交和政治的局限性。我们的军队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一次又一次地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失败。
在越南，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身边“最优秀、最聪明”的专家们向他建议，美国的压倒性力量会粉碎武装起义，加强反共防御。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军事升级让武装起义更得民心，同时也使南越更加依赖美国。1975年北越发动进攻后，美国训练的南越盟友崩溃了，就像今年夏天在阿富汗一样。
错不在士兵，而在于使命。军事力量不能代替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效治理机构的艰苦工作。稳定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和平形式的贸易、教育和公民参与的基础。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记录显示，大规模的军事存在扭曲了政治发展，将其导向了战斗和治安，而不是社会发展。在外国士兵到来之前已经存在治理机构的地方（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美国的军事占领才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美国领导人非常依赖我们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力量规模庞大，易于部署。这是建立一支如此庞大军队的危险所在：美国军队的年度预算已增长到700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规模，我们更有可能去使用军队，而不太可能建造更好的替代品。
这意味着，有需要培训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等非军事性的海外工作时，美国军队会介入。其他机构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我们把士兵派到需要平民的地方，是因为士兵得到了资源。随着军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国会争取更多的资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糟。
在国内，武装力量的增长意味着，美国社会已变得更加军事化。警察部门现在配备的是战场用具和军事装备，其中一些是军队的剩余装备。退伍军人加入了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在过去10年里成倍增加。不到10%的美国人曾在军队服役，但因涉嫌1月6日攻击国会大厦而受指控的人中有12%有军事经验。
当然，美国军队是我们社会中最专业、最爱国的部分。我们穿制服的领导人们始终如一地捍卫法治，包括反对一名试图破坏选举的总统。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在的机构已变得多么臃肿，他们多么频繁地被滥用。
我们必须正视军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应该把资源分配给其他能使国家变得更有韧性、更繁荣、更安全的组织和机构。回归拥有一支小的和平时期军队的大国的历史，将使我们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