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2021年6月8日Foreign Affairs文章The Forever Virus: A Strategy for the Long Fight Against COVID-19， 作者Larry Brilliant, Lisa Danzig, Karen Oppenheimer, Agastya Mondal, Rick Bright, and W. Ian Lipkin。
编译/凤凰网《风向》
▎来源：The Week
核心提要：
1.新冠病毒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寄生在十几种动物身上了。同时，病毒变种不可避免。每一个新变种都可能需要额外的加强针或新的疫苗才能对付，其他变种甚至可能躲过目前的检测手段。
2.全球群体免疫无法实现，大部分国家疫苗不够，即使疫苗充足，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接种。在疫苗分配上，一些国家垄断了疫苗市场，一些国家实施限制性出口法规，阻止疫苗在更大范围内生产销售。
3.新冠疫情暴发时，正逢地缘政治恶化时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盛。一些政府确实严肃地对待了这场危机，但国际对新冠肺炎的应对却十分消极。
4. 战胜疫情不仅取决于资金和资源，还与计划和策略有关。例如，预判新的感染链并给潜在病例接种疫苗，开发耐高温、起效更快、可以通过鼻腔喷雾、口服滴剂或透皮贴剂进行注射的疫苗，监测粪污中的病毒以发现未被报告的疫情，利用通知曝光系统警醒群众感染的可能性，建立“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将大流行病的防备和应对提高到联合国的最高级别。
是时候告诉大家了：新冠病毒不会消失。 2019新冠病毒（SARS-CoV-2）无法斩草除根，因为它已经寄生在十几种动物身上了。人们曾将全球群体免疫当作唯一解决方案推广，但这无法实现，因为大部分国家疫苗都不够，即使是少数疫苗充足的幸运国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接种。如此一来，一旦病毒传染性变强、令疫苗失效、甚至逃过目前的诊断检测手段，免疫人数不够多，我们就无法赶在危险变种出现前阻断病毒传播。这些超级变种会导致世界退回原点。2020年的悲剧可能重演。
未来数年，病毒不会灭绝，却很可能在全球此消彼长。昔日成就在疫情剧烈暴发时都岌岌可危，其中多地都通过严格边境管制和出色的检测、流调和隔离，阻止了疫情，但无法获得好疫苗。2021年5月以前，台湾地区和越南死亡率极低，然而因为疫苗接种不足，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极大转折。然而，即使是大规模接种疫苗的国家，面对某种毒株引起的暴发，同样不堪一击。智利、外蒙古、塞舌尔和英国一些重灾区就是例证。病毒长期存在，可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保证我们也打好这场持久战？
战胜疫情不仅取决于资金和资源，还与计划和策略有关。 1854年，当时细菌理论还没有定论，约翰·斯诺医生追溯到霍乱来自一口感染的水井，遏制了伦敦霍乱暴发；在他劝说社区领导人拆除井泵手柄后，大暴发就结束了。80年代天花肆虐非洲和印度。流行病学家威廉·佛吉当时在尼日利亚医院工作，他发现分配给他的少量疫苗无法让所有人都接种。于是他探索出一种使用疫苗的新方法，不针对志愿者或者豪门大户，而是最可能感染的人。这一策略起初称为“监测和控制”，后更名为“环带免疫”。多亏此策，80年代末天花被彻底消灭。如将这一策略用于21世纪，加之大规模接种速度更快，新冠肺炎也能成为历史。
对于本次疫情来说，流行病学同样有办法让世界回到相对正常的状态，我们可以与新冠病毒共存，就像我们能处理流感和麻疹等疾病一样。其中关键在于使疫苗成为流通资源，迅速到达最需要的地方——即感染率高、疫苗供应少的热点地区。美国疫苗充足，可以对天花控制策略进行现代化革新并利用，领导这项事业得天独厚。
同时，政府应当利用新技术，更好地开展检测并遏制疫情暴发，也就是说，要利用通知曝光系统警醒群众感染可能性。还意味着加强病毒基因组测序能力，一边研究人员迅速确定何处、何种疫苗对变异毒株最有效。这些工作均须尽快开展。接种速度越慢，传播风险越大。
应对大流行病的国际体系也必须完善 。当前危机暴露出该系统岌岌可危，资金不足、反应迟钝，还容易受政治干涉的问题。在民族主义抬头的时候，国家需要找到并肩合作的方式，对全球公共安全机构实施改革，再通过它们开展抗击疫情持久战。这些机构必须得到保护和授权，才能较之过去更快发挥作用。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场疫情就是一个讲魔幻思路的故事。2020年初，许多领导 人认为这场地区性暴发流行病不会大范围传播。数月过后，政府们幻 想着通过控制出入境遏制病毒传播，还幻想病毒传播速度会因气温升高而放缓。他们以为，体温检测可以找出所有病毒携带者，现有药物可以减轻病症，自然感染可以产生持续免疫——结果所有设想都被证伪。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许多领导人仍然一再否认。科技工作者们提倡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虽有理有据，却遭到无视。现在，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另一个棘手现状：很多人都希望疫情只是短暂的危机，实际上却成了长期缓慢对抗顽固病毒的持久战。
▎2021年三月，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处疫苗接种中心。来源：佐拉娜·耶夫蒂奇（Zorana Jevtic）/ 路透社
我们何以至此
新冠疫情暴发时，正逢地缘政治恶化时刻。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盛的时代，共同应对全球疫情，难度令人沮丧。 巴西总统雅伊尔·波索纳罗（Jair Bolsonaro），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人都表现出狭隘主义和政治不安全，导致他们轻视危机，无视科学，并且拒绝全球合作。
中美两国都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新型疾病演变成重大疫情，两国责无旁贷。
美国无视数十名流行病学预警，否认当前危机严重性。特朗普政府仅把新冠肺炎视作抽象威胁，认为它并不是当前显而易见的危险，也未能举国上下共同应对。美国政府限制了一部分中国游客，却没有禁止全部来旅游的中国人，到控制欧洲游客入境为时已晚；它不仅拒绝了国外研发的诊断检测试剂盒，还搞砸了本国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它未能给一线工作人员和民众采购分发所需个人防护设备，只让各州相互竞争关键物资。政客们将戴口罩上升到政治身份问题。所有的混乱、耽搁和愚昧都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疫情传播失控和死亡人数增加。美国是一个富裕且教育良好的国家，拥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机构，人口仅稍多于全球4%。然而，在这场全球疫情的第一年，它的新冠确诊人数占全球的25%，死亡人数占20%，令人震惊。
许多人希望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却成了对抗顽固病毒的持久战。
一些政府确实严肃地对待了这场危机。 相比之下，国际对新冠肺炎的应对却十分消极，特别是与以往遏制流行病或消灭疾病的运动相比，令人咋舌。 比如天花和小儿麻痹症，政府和国际组织曾经同心协力，研制出严谨的策略并为之投入资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应对小组。然而，对待新冠疫情却有不同。在全球危机中，政策对公共卫生的破坏远超意料。美国疾控中心（CDC）是一家倍受尊敬的疾病预防机构，全世界都期望它能在此时力挽狂澜，美国总统却要求该机构可靠的公共卫生领袖三缄其口，并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WHO）。全球合作才是我们迫切的需要。在特朗普（Trump）的鼓动下，其他领导人也变得自私自利，在政策上否认疾病事实，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痛苦，扩大了死亡人数。
疫苗研发是这次疫情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与政府携手合作，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发出强大的新型疫苗。 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均为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它们的研发速度快如闪电。2019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公布两个月后，莫德纳疫苗就开始了第一期临床试验，不久后开始了第二期。与此同时，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卫组织以及许多政府、公司和慈善机构都在积极行动，大规模投资疫苗生产。因此，这两个疫苗生产企业得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4-6月就进行了第三期试验。试验表明，莫德纳和辉瑞疫苗不仅安全，而且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有效得多，到2020年底，它们就获得了世界各监管机构的紧急使用授权。重组腺病毒疫苗也一样进展迅速。2020年12月，英国批准使用牛津-阿斯利康疫苗；2021年2月，美国批准使用单剂量强生疫苗。
▎2021年5月，印度斯利那加新冠死者火化现场。来源：丹尼斯·伊斯梅尔（Danish Ismail ）/路透社各国在疫苗生产上相互合作，但在疫苗分配上却不是这样。为了对冲风险，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从好几家制造商那购买疫苗，购买数量要超过他们需求的好几倍，他们把疫苗当成一种商品，基本上垄断了疫苗市场。更糟的是，一些国家实施限制性出口法规，阻止疫苗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和销售。5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盖布雷耶苏斯指出，到目前为止，75%的疫苗只流向了10个国家，他义正言辞地表示，“正是这种不公让疫情持续蔓延”。
由于全球在疫苗购买和分配上缺乏统一调度，部分政府之间签订了双边交易协定，剩下那些运气不好的国家就只能使用效果较差或未经测试的疫苗。例 如，中国出口了四种国产疫苗，数量超过2亿剂，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关于中国疫苗安全性的透明数据较少。巴西、智利和塞舌尔甚至流传着质疑其疫苗效果的报告。同时，印度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其国产疫苗出口随即减少，如此一 来，不丹、肯尼亚、尼泊尔和卢旺达等依赖印度疫苗的国家便面临供应不足的状况。美国在这方面做出过很多承诺，但截至5月底，它只向其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了400万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并且还未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授权。
为了缓解相对贫穷国家的疫苗短缺问题，帮助世卫组织进行全球疫苗分配，各大组织联盟创建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这一特色项目。该计划主张建立 “预先市场承诺”机制，各国政府须以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大量疫苗。COVAX的目标是筹集足够资金，向92个无力自行购买疫苗的国家提供近10亿剂疫苗，使每个国家能够满足其20%的疫苗需求。然而，截至5月看来，要在2021年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有点困难。
获得疫苗的途径实在过于艰难，其实在未来两年内，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仅给高危人群接种疫苗都不够用。这种差距导致了一种天堂地狱般的强烈对比。美国人正摘下口罩准备避暑度假，印度人却面对着葬礼上熊熊燃烧的火堆，该国14亿居民中只有3%接种完了疫苗。
▎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0日，斯里兰卡，当地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据斯里兰卡卫生当局称，8月9日斯里兰卡报告了111例新冠死亡病例。这个印度洋岛国目前正处于第三波新冠疫情中，病例数量与日俱增。来源：IC photo
新冠病毒的转折点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半时间，我们很清楚，与病毒的抗争既是短跑也是马拉松。的确，我们需要尽快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减缓病毒传播速度。但是，即使明天世界上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病毒仍然会在猴子、猫和鹿等各种动物体内生存。丹麦就有200多人从水貂身上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会从人传到动物身上，再传回给人，但已经在这么多物种身上发现了新冠病毒，就意味着这个理论不仅可信，而且极有可能是真的。
群体免疫的梦想也已破灭。 就在一年前，一些新晋专家还认为，应该让病毒自由流通，让各国尽快达到群体免疫。众所周知，瑞典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不出所料，该国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高于周围的丹麦、芬兰和挪威等国（这些国家遭受的经济损失都差不多）。在全球发生了几十万起不必要死亡之后，群体免疫这个错误战略才被摒弃。
最近，流行病学家们在争论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达到群体免疫，以及何时能建立起这一屏障。但现在我们很清楚，抗击新冠疫情不能干等着群体免疫一方面，疫苗接种进行得太慢。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疫苗需要太长时间，而且全球掀起一场相当大的反疫苗运动，抑制了人们打疫苗的意愿。另一方面，病毒新变种不断涌现，我们在疫苗和医学诊断上已经取得的进展受到威胁。
病毒变种是疫情快速蔓延不可避免的产物。 目前每天新增报告病例超过50万个。每个感染者都携带着数千亿病毒颗粒，且还在不断繁殖。每个病毒颗粒繁殖一轮平均产生30个变异毒株。绝大多数变异并不会增强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或致命性。但是，由于全球每天都有大量病毒变异发生，出现更危险病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就是流行病学家所说的 "令人担忧的变种"。像2020年3月纽约、2021年3月巴西和2021年5月印度这种大规模疫情暴发只会加大这个风险。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更容易传播、能引发更严重疾病或能降低药物及疫苗效果的变种，如B.1.1.7变种（首次在英国发现）、B.1.351（南非）、B.1.429（加利福尼亚）、P.1（巴西）和B.1.617.2（印度）。尽管病毒变种通常以它们首次被发现的地方命名，但它们应该被视为全球威胁。（事实上，考虑到每个变种出现地点、而不是首次报告地点的不确定性，最好完全放弃这种地理命名法。）
迄今为止，美国授权的莫德纳、辉瑞和强生三种疫苗对现有的变种都很有效。但有迹象表明，B.1.351和B.1.617.2这两个变种能够降低其他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的功效。每一个新的、抗药性或传播力更强的变种都可能要额外的加强针，或者新的疫苗才能对付，为近200个国家的数十亿人接种疫苗的挑战变得难上加难。其他变种甚至可能躲过目前的检测手段，更难追踪和控制。简而言之，疫情还没有进入最后的阵痛期。
▎当地时间2021年8月9日，法国巴黎，法国正式开始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以应对当前的第四波新冠疫情，火车站要求出示“健康通行证”。来源：IC photo
美国的角色
作为一个富裕、强大、科技发达的国家，美国最适合领跑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马拉松。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恢复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当前国内外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美国需要压制住分裂势头，团结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卫生合作。
首先，美国必须继续争取在国内实现零病例。 一个国家要是自己都不行，肯定无法再帮助别人。强有效的疫苗，加上美国各州浩浩荡荡的疫苗接种运动，已经大大降低了感染人数。现在，流行病学家再也看不到疫情遍布全美国，只能看到零星的暴发。这意味着他们能够摸清疫情传播链，这在疫情防控战略上是关键一招。
美国疫苗接种计划中缺失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快速、有针对性的分配部署。 应该把疫苗重新分配到感染率高的地区，保护最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群，遏制疫情传播。多角度来看，这一战略其实还是回到了疾病控制的基本原则上。20世纪70年代，为消灭天花，流行病学家鼓励公共卫生部门报告潜在病例，在大型集会上寻找有症状的人，进行“谣言登记”以预知新的暴发，并向发现潜在病例的人提供现金奖励。他们调查了所有病例，追溯感染源，找到可能被传染的接触者。天花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都被迅速隔离并接种。通过这种“恰如其分”的接种，流行病学家遏制了新的传播链，迅速控制疾病，与进行大规模接种相比，可节省多达四分之三的疫苗剂量。
▎ 2021年5月，纽约，人们在户外用餐。来源：凯特琳·奥克斯（Caitlin Ochs）/路透社
当然，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疫苗，不同的时代。新冠病毒之所以如此难以防治，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空气传播的疾病，有很多无症状感染。但今天，流行病学家有了别的利器——检测疾病暴发和研发疫苗的新工具。在抗击疫情攻坚战中，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新工具来建立21世纪版本的防控机制。不论是使用老式还是现代的方法，美国和其他感染率中等的国家应采取“恰如其分”的精准接种策略，优先为已知的感染者（接种疫苗仍然可以预防或减轻他们的症状）及其接触者和社区居民进行免疫接种。
如果美国能解决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难题，那它将能为全世界提供一份计划蓝图。美国确实应该如此——领导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疾病控制运动。为此，美国应该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新冠疫苗制造能力，并着手向世界各国分配充足的疫苗，解决“最后一英里”难题——同时还必须赶在超级变种毒株出现前完成。
美国国内还有一些其他任务亟待完成。国会在3月份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拨款480亿美元用于控制疫情，包括诊断检测和增加公共卫生人员的开支。随着疫苗接种需求放缓，此类措施变得更加重要。截至5月，全国尚有半数人口未完成接种。除去那些因先前感染而获得免疫的人外，仍有大约1.25亿人面临着感染新冠的风险。因此，我们更应提高保护能力，让这些人免遭不可避免的病毒输入带来的影响，并加倍努力监测、管控和遏制所有可能暴发的疫情。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疾病监测系统。医院、检测实验室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目前已经在定期向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报告有关新冠疫情的数据，但疾控中心必须继续研发更多的创新方法，以尽早监测到疫情的暴发。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学家已经在尝试数字疾病监测：整理药品采购数据、溯源社交媒体和在线新闻报道，以寻找新的疫情暴发线索。通过利用电子医疗记录，流行病学家们正在实时跟踪急诊室病人的症状。他们还创建了参与式监测系统，比如美国的Outbreaks Near Me和泰国的DoctorMe等手机程序，人们可以在这些程序上自行披露自己的症状。
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框架已被打破。
这些报告系统共同作用，能够检测到绝大多数的有症状病例。为了发现遗漏的病例，流行病学家们可以监测粪污中的病毒，以发现未被报告的疫情。监测无症状感染病例是切断新冠病毒传播的极重要任务，而暴露通知系统将是完成任务的关键。有了这些系统，如果手机用户与病毒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他们就会得到手机提醒，并且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泄露——因此可用于提醒那些无症状的人：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感染病毒。在收到可能被感染的通知同时，用户还可以得到关于检测和接种疫苗的建议，或了解政府对隔离的政策支持。尽管此类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据最早采用此系统的国家爱尔兰和英国的早前报告，结果令人鼓舞。
通过在传统的报告系统中加入较新形式的疾病监测系统，公共卫生官员将能像战场指挥官和公司首席执行官一样敏锐地掌握局势 。进而，这将使他们能够更迅速地采取行动，遏制疫情的暴发。速度更快、价格更低廉的病毒测序可以让科学家快速识别感染和病毒变种，从而同样达到遏制疫情的作用。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更新诊断检测，以确保监测的准确性；同时还能改良疫苗以保持其功效。如果发现某种变种毒株易受到某一特定疫苗的影响，那么就可以立即将具有特效的疫苗投入该变种泛滥的地区。随着针对新变种的新疫苗不断研发，这种对症下药的方式将变得更加重要，而这些疫苗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短缺。
所有人都应该对研发出的第一批优秀疫苗怀有感激之情。 尽管如此，美国等其他富裕国家仍必须投资于下一代新冠疫苗，即制造成本更低、无需冷藏、未经培训人员也能使用的单剂疫苗。这并非不切实际：研究人员已经在着手开发耐高温、起效更快、可以通过鼻腔喷雾、口服滴剂或透皮贴剂进行注射的疫苗。由于这些创新技术，一些实用的疫苗将会很快问世，届时即使是在印度或津巴布韦的农村地区，打疫苗也能如同在伦敦或东京一样便利。
系统重启
尽管美国必须在控制新冠大流行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如果不改进全球大流行病应对框架，美国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目前这一系统已经崩溃。对于所有“应该由谁做出哪些不同决定”的争论而言，一个简单的事实仍然存在：这场新冠病毒暴发本可以得到控制，即使它已经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流行病。在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由两位前国家元首——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新西兰的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领导的一个独立小组并未对遏制疫情暴发的失败问责，但该小组确实就如何防止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提出了建议。
该小组的首要建议是建立一个“全球健康威胁委员会”，将大流行病的防备和应对提高到联合国的最高级别。该委员会将独立于世卫组织，由各国元首领导，并要求各国承担遏制疫情的责任。为了重建公众对全球卫生机构的信任，该组织必须免于政治干扰。报告设想，该委员会将支持和监督一个拥有更多资源、自主权和权威的世卫组织。该委员会能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确定哪些诊断检测、药物和新冠疫苗最值得投资，并相应地分配资源，以便能够迅速开发和有效分配医疗资源。尽管许多细节仍待商榷，但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建议代表了在全球疫情泛滥时改革大流行病管理方式的一次勇敢尝试——就犹如在飞行中重建飞机。
全球公共卫生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提高速度。 对于病毒性流行病，可以说时间就是一切。疫情发现得越早，就越有可能得到遏制。就新冠病毒而言，早期、快速的监测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决策者知道应该在哪里适当增加疫苗投入，哪些病毒变种正在传播，以及如何根据风险分配资源。幸运的是，当下一个新型病原体出现时，科学进步将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响应速度，而新型病原体的出现不过是时间问题。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GOARN）的科学家们在汇编数据流以快速了解新疫情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20年以前，检测一种病毒是否可能发展成为大流行病需要6个月的时间；今天，这一过程只需几周就能完成。
新冠病毒尚未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但我们不应掉以轻心。
▎当地时间2021年8月9日，日本东京，当地新冠疫情严峻，民众在街头行走。来源：IC photo
尽管如此，全球疾病监测系统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最新的监测技术——数字疾病监测、参与式监测系统和暴露通知系统——应该全球普及，而非仅最富裕国家可以使用。病毒测序技术也是如此。现在是时候摒弃旧的全球卫生模式了，即把病原体样本从穷国送到富国进行测序，而提供样本的国家很少能获得这种模式促进开发的测试工具、疫苗和治疗方法。这不仅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流行病学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越能精准监测到新疫情的起源地，全球就越能更快做出反应。
即使一种新型病原体跨国传播，我们仍有时间将其控制在某一地区里。各国政府应该鼓励邻国之间分享新出现疾病的数据。为此，政府应该支持“区域疾病监测联系组织”（CORDS），该组织促进30多个国家、几个联合国机构（包括世卫组织）和一些基金会之间的合作，共同分享传染病的早期预警信号并协调应对措施。本着同样的精神，世卫组织应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将匿名的病例级人口统计学数据、流行病学数据和测序数据全都放入一个数据库。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卫生情报网络，使科学家们能够收集、分析和分享所需数据，为诊断检测、药物和疫苗的开发提供信息，并帮助决策哪些地区需要增加疫苗投入以控制疫情。
完成任务
新冠疫情尚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但我们不应该掉以轻心。过去一年半的时间揭示了全球化、航空旅行以及人与动物间日益密切的关系——即现代性——如何让人类更易受到传染病的影响。因此，想要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深刻改变我们与自然的互动方式、探讨预防措施的方式以及应对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的方式。这要求即使是民粹主义领导人也要具备全球思维。当一种致命传染病如同搭载飞机一般迅速在全球蔓延并以指数级速度传播时，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行不通；在大流行病蔓延时，各国内外都面临着同样的当务之急。
世界上大多数人仍在悼念自这场疫情以来我们所失去的一切。这场大流行病至少造成了350万人死亡，且还有更多人正在遭受新冠疫情带来的长久影响。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0万亿美元，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一些悲痛或损失。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来这场漫长恶梦的结局，但在多数地方，结局还没有到来。巨大的差异导致出现了类似狄更斯笔下的“双世记”：一些国家正在从疫情中恢复过来，而在另一些国家疫情仍在肆虐。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列出了著名而又富有争议的人类感知悲伤的阶段。在人们学习如何面对失去的东西时，会经历以下阶段：否认、愤怒、纠结、忧郁和接受。在这场全球疫情中，几乎所有人都至少经历了其中一个阶段，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仍停留在第一阶段，即否认和拒绝接受疫情远未结束的事实。在这五个阶段的基础上，生命伦理学家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又增加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寻求意义。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摧残以后，全世界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持久系统来减轻疫情影响并防止下一次疫情。找到完成这一目标的方法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挑战。
（全文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Larry Brilliant，流行病学家、Pandefense Advisory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尔基金会高级顾问。
Lisa Danzig，传染病医生、疫苗专家、Pandefense Advisory公司顾问。
Karen Oppenheimer，全球健康战略和运营顾问，Pandefense Advisory公司负责人。
Agastya Mondal，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流行病学和计算生物学专业博士。
Rick Bright，洛克菲勒基金会高级副总裁，曾担任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该机构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防控疫情和疫苗研发等工作。
W. Ian Lipkin，被称为“病毒猎手”，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约翰·斯诺传染病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全球预防流行病联盟的创始主任、Pandefense Advisory公司顾问。
编译/凤凰网《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