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重演
阿富汗女足前任队长、现任经理哈莉达·波帕尔（Khalida Popal）曾表示，阿富汗女足成员踢球“是为了向全世界的人们传递一个信息，让他们看看，女人也能踢足球，也能学习和工作”。然而，在塔利班重新进入喀布尔之后，波帕尔也说道：“现在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结束了。”阿富汗女足守门员教练也称，“塔利班世界中没有适合女性的运动”。
1996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时，波帕尔不过9岁。塔利班关闭了女子学校，禁止妇女工作，要求妇女从头到脚穿硕大的蒙面罩袍，并禁止妇女在没有男性家属的陪伴下独自离开家。违反以上法令者会在公共场合被施以扔石头、鞭打或处决等刑罚。波帕尔回忆：“他们夺走了我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夺走了我作为女孩和孩子的权利。他们殴打了我的父亲，还有石头砸我的母亲，并勒令我母亲不能工作。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自由。”受到塔利班压迫的波帕尔不得不跟随父母一起逃离阿富汗，住在难民营里。
因此塔利班卷土重来后，波帕尔感到非常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鼓励阿富汗妇女发声，不要做“躲在后面的人”。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她突然改变方向，告诉阿富汗妇女“保持沉默，不要说话，不要与别人见面，忘记她们的身份”。她告诉《卫报》记者：“说出这些话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我还记得女孩们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的那一天，比赢了世界杯还让人兴奋。长时间的战斗后，我们最终穿上了国家队球衣，那一天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们感到高兴与自豪，我们是赢家。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告诉女孩们：烧掉球衣，删除照片。”
▲波帕尔。
人权观察组织主席明基·沃登（Minky Worden）也指出现在阿富汗的女运动员面临被极端迫害的风险，“塔利班有可能对女孩们实行基于性别的报复。” “仅仅因为参加体育运动就违反了伊斯兰教法。”前女子国家队主教练、前美国队球员凯利·林赛（Kelly Lindsey）说，“哪怕只有一次，这也严重触犯了法律，可能会导致死刑。每当我们的球员上场比赛时，都会被吐口水和扔石头。”
8月24日，阿富汗女足最终乘坐飞机离开喀布尔逃往澳大利亚。在这之前，波帕尔号召全世界为阿富汗妇女发声：“我想向每一个正在目睹阿富汗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呼吁：请你们大声地问一个问题‘阿富汗妇女怎么办？怀揣着那么多伟大梦想的年轻一代呢？他们怎么办？’所有的政客都没有提及‘民主’、‘人权’和‘妇女权利’。”
“阿富汗的女性感觉被世界抛弃和背叛了，这让我们很痛苦。”她说。
“女足永远和塔利班意识形态势不两立”
阿富汗女足诞生于一个美好的愿景之中。2001年塔利班被推翻后，波帕尔和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阿富汗，就在那时，波帕尔萌生了踢足球和组建女足队的想法，“一切都非常美好，充满希望。我们想要建设新的阿富汗，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阿富汗。我们会竭尽所能发展、壮大我们的国家。”
2007年，在阿富汗足协（the Afghan Football Association）的批准和支持下，波帕尔与朋友一起成立了女足联盟，并于2008年在巴基斯坦对阵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以5比0赢得了她们的第一场比赛。2010年12月，在孟加拉国举行的南亚女足锦标赛（SAFF Women's Championship）上，波帕尔带领阿富汗女足对阵尼泊尔队。虽然最终以13比0负于尼泊尔队，但也标示着阿富汗女足从此站上国际足球舞台，球队不断壮大并开始在足球领域取得成功。
波帕尔为阿富汗女性所做出的努力也让她成为了极端组织和反女性组织的目标。从2011年开始，波帕尔收到无数死亡威胁。她开始寻求别国的庇护：从印度、挪威到丹麦的难民营住了一年，最终波帕尔获得了丹麦的永久居留权。
2017年波帕尔接受《卫报》采访时非常沮丧，既是为了她到处流浪的命运，也是为了她膝盖严重受伤再也无法踢足球。“突然间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国家、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我的家庭。我不能再踢足球了。我就像悬在半空中的洋娃娃，既不能飞上天空，也无法落到地面上。”
2018年，阿富汗足协主席克拉姆丁·克拉姆（Keramuddin Keram）被曝对年轻女球员进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波帕尔积极曝光这一事情，并通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和国际足球运动员协会（FIFPro）呼吁要保护“女球员的人身安全”，最终在2019年，克拉姆被终身禁赛并处以约 100 万美元的罚款。
波帕尔表示阿富汗女足的建立“是为了反对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反对禁止妇女受教育、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捂住她们的嘴。成立女足是非常激进的，我们必须要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阿富汗妇女必须站起来，女足永远和塔利班意识形态势不两立。”
来源：iWeekly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