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 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让拜登快速撤军寻求政绩、解开民众9.11心结的幻想破灭。媒体、学界、政界猛烈炮轰拜登政府的撤军行动，阿富汗危机让拜登支持率骤降到46%，达到上台以来的最低点。拜登正面临上台以来最严峻的内政和外交考验。
2.二十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它彻底打破了美国人的安全梦，给“高处不胜寒”的美国带来了强烈的集体不安全感。二十年后回头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缓和“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解决“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根本问题，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从阿富汗匆忙撤军、让一个“反美政权”取代“亲美政权”，所带来后果的很可能是美国国土安全形势和国际反恐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会加速针对美国的下一场“9.11”恐怖袭击的到来。
3.阿富汗战争及其取得的成果一直被西方视为9.11之后全球反恐合作的样板。美国从实践和理念上否定了这二十年的“劳动成果和价值”，美国国内及美国盟友无论是行动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接受，这也是拜登政府“阿富汗危机”产生的一大症结所在。
4. 阿富汗问题让我们想到的不应只是西贡时刻，更应该思考的是9.11时刻。事实上，阿富汗危机给中美提供了一个类似于9.11时刻的合作契机，但现在中美两国都有一种情绪化的舆论氛围，双方都应超越这种情绪，面对自身的内外困局，拜登政府也需要回到历史的原点——“9.11时刻”去重新思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去探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正确方法。
国内，拜登政府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政治危机
随着塔利班快速拿下首都喀布尔，阿富汗局势“一夜变天”，拜登政府在匆匆忙忙中策划的阿富汗撤军行动从臆想中的“喜剧”一下子变成了“悲剧”——本想着能够借着“9.11”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宣布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已经彻底结束，士兵们已经回到家中同家人团聚，美国已经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然而令拜登政府始料未及的是——美军所留下的“力量真空”几乎是被他们的老对手以“无缝衔接”的方式填补，还来不及运回去的大量辎重设备迅速成为塔利班的“战利品”。
阿富汗政府军还来不及消化适应这一新局面心理防线连带战场防线已全线崩溃，他们扶持的“模范生”加尼总统几乎连一点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就逃到了国外。
美使馆外交人员不得不在屋顶乘坐直升机狼狈逃离，很多本国和盟国的公民及为西方驻军长期服务的阿富汗人被无情地抛弃在了身后、跑道上或是半空中，机场外面的阿富汗政权状态已经回到了二十年前。
拜登政府遭遇了上任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危机。在国内，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媒体循环播放着美国驻阿使馆撤离的画面、喀布尔机场的惨剧和拜登7月信誓旦旦的那些承诺——“塔利班不可能占领整个阿富汗，你不会看到人们（乘直升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升起”。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用1975年“西贡时刻”和今天的“败局”作对比，言辞激烈地质疑拜登毫无计划的撤离行动。不少阿富汗战场阵亡将士的家属在节目中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们的死换来的就是这个结局吗？”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满怀担忧地预测“阿富汗会成为下一场针对美国9.11袭击的策源地”。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大西洋理事会等美国主流智库均发文预测阿富汗局势未来的灾难性后果，要求政府立即“纠正错误”。
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罕见地一致批评拜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耻辱，是国家荣誉的污点”；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表示“这是两党20年来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的顶峰”，由民主党主导的参院情报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将联合举行听证会，对拜登“失败的”撤军行动进行调查。
一度沉寂的特朗普也趁机浮出水面，发表声明呼吁民众“拯救美国”，认为拜登从一开始就不是美国的合法总统，“令美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要求拜登立即辞职。英国权威民调机构最新民调显示，阿富汗危机让拜登的支持率骤降了7个百分点至46%，达到了7个月来的最低点，给拜登执政地位亮出了“红色预警”。
国际，拜登政府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外交危机
在国际上，“如果西方盟友伙伴在7月还相信拜登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专家，那么现在，他已经彻底摧毁了这种信任”。
英国作为在阿富汗战场上投入最大、牺牲最多的美国盟友，却在拜登的撤军决定中毫无发言权，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担忧美国“失去了西方过去二十年共同在阿富汗取得的成就”，英国媒体痛批美国抛弃了盟友——“这次经历应该促使英国在未来的安全行动中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关系”。
17日，欧盟就阿富汗问题召开紧急外长会，与会外长们同样罕见一致批评拜登政府，称这一糟糕的计划使欧盟再次面临难民涌入边境的风险，并可能会让中亚的恐怖主义在欧洲卷土重来。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呼吁拜登政府“保护那些阿富汗女性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权利”。《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的国际形象再次跌入低谷，拜登政府一面用价值观团结盟友，一面又在行动中背离了这些价值观，这种做法会让自身失去信任。
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称：美国不再愿意为盟友伙伴付出安全成本，不再愿意在全球反恐合作中承担责任，这是阿富汗危机的症结所在。
阿富汗问题让我们想到的不应只是西贡时刻，更应该思考的是9.11时刻
“阿富汗危机”发生后，舆论的关注点大都聚焦于“西贡时刻”，然而，若要究其根本，我们更需要关注与思考的是“9.11时刻”。与“糟糕的撤军安排”相比，拜登政府更需要向民众和盟友们回答的是：二十年之后，美国能够和阿塔“化干戈为玉帛”吗？阿富汗不会再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了吗？美国及其盟国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降低了吗？9.11给美国带来的安全阴影消除了吗？
然而遗憾的是，近期无论是拜登的讲话还是布林肯、沙利文的一系列言论都并不愿意过多地提及“9.11时刻”，也没有回答上述问题。
二十年前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它直接导致近3000人丧生，世贸大厦被夷为平地，五角大楼也遭受了重创，这是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其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冲击不亚于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
由于“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强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在9.11发生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对国家安全充满信心，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敢向美国发起挑战，但9.11无异于在美国本土的一次“战争行动”，它彻底打破了美国人的安全梦，给“高处不胜寒”的美国带来了强烈的集体不安全感。
受此驱动，美国迅速通过了《爱国者法案》，于2002年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整合了联邦8个部门的22个机构，人数编制17万，成为仅次于国防部的第二大行政部门，美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也迅速增加，虽然9.11之后美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来恐怖袭击，但9.11事件给美国国土安全带来的不安全感一直存在，眼下的“阿富汗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感。
9.11后，利用国际社会对美国空前的道义支持，美国迅速组织起了国际反恐联盟，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与美国假借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阿富汗战争获得美国盟友伙伴更广泛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迅速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被扶持起的新政府不仅更好地实现了西方的利益诉求，也更好地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诉求，所以阿富汗战争及其取得的成果一直被西方视为9.11之后全球反恐合作的样板。
如今，在阿富汗经营了长达20年之后，美军的快速撤出让阿富汗政权状态一下子回到了9.11之前的历史原点，既有的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地缘战略利益、按照西方模式培育出的几乎整整一代人都被拜登政府抛弃了，美国的战略转向和政策“突袭”，等同于让一台持续运转了二十年的机器猛然熄火。同时，从理念层次上否定了这二十年的“劳动价值”，美国国内及美国盟友无论是行动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接受，这也是拜登政府“阿富汗危机”产生的一大症结所在。
历史地看，9.11之所以发生，和冷战之后美国独霸世界的心态息息相关。美国高调宣扬“历史终结论”，以“十字军东征”的方式“改造”中东，企图重新规划中东政治版图、掌控阿拉伯世界，主导该地区的石油财富，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这些都成为9.11悲剧发生的种子。
二十年后回头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缓和“文明的冲突”，并没有解决“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根本问题，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从阿富汗匆忙撤军、让一个“反美政权”取代“亲美政权”，所带来后果的很可能是美国国土安全形势和国际反恐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会加速针对美国的下一场“9.11”恐怖袭击的到来。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恐怖主义受害国，国际恐怖主义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敌人，9.11之后，美国将反恐确立为国际主要议题，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中美关系因为美国的反恐需求而获得了一个新的合作契机，而在国际反恐议题上两国的密切合作也使中美关系夯实了战略基础。
这种利用非传统安全议题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氛围从小布什时期一直延伸到了奥巴马时代。受中美合作带动，和平与发展一直是21世纪头一个十年国际关系的主流，全球反恐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安全治理的一大亮点。
当前，两国舆论炒作“西贡时刻”，较少地提及“9.11时刻”，其背后隐藏是现阶段中美合作动力不足的现实，而这种舆论氛围又对中美两国开展类似9.11之后的反恐合作形成了制约。
中美两国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负有重要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和亟待解决的地区热点问题，中美理应展开协调合作，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面对自身的内外困局，拜登政府也需要回到历史的原点——“9.11时刻”去重新思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去探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正确方法。历史也许会重复上演，危机也许会重复出现，但善于从历史中学习的人往往能够给老问题写出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