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无论调查结果还是指标设置，彭博社这一调查都成为笑柄。本应潜身缩首，低调处事，避避风头，可没想到一个月后，彭博社居然顶风又发出一期“全球抗疫排名”，这次好歹没有“美国优先”，但美国在榜单上仍然高举第五，而中国的排名甚至还下滑了一位……
这脸皮为什么能这么厚？因为，美国人真吃这一套。
这不，“调查”一个接一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紧随其后，发布“中美在世界各国眼中形象”民调，结论是“中国国际形象依旧负面，美国形象出现反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不满程度接近历史高点”。
上周一，《华尔街日报》又引述美国和西方多个机构的报告称，由于采取不同的抗疫举措，美国今年第二季度增长率超过中国，且可能未来连续5个季度超过中国，“这将是自1990 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的第一个持续时期”。
正所谓要用魔法打败魔法，为了还原事实真相，CGTN智库北京时间8月10日18点开始，用英、西、法、阿、俄5种语言在优兔、推特、脸书、接触网等平台上，就全球新冠疫情进行了第三轮网络民意调查，网络投票持续了48小时。
同样是民意调查，同样是全球采样，CGTN得出的结果和彭博社、皮尤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CGTN民调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美国政府是否抗疫不力？”，81.7%的网民认为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许多网民还留下尖锐的评论，直斥美国政府抗疫失败。
CGTN智库第二个提问，在抗疫中，“您是否认为美国少数族裔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全球网民投出了77%的赞成票。其中阿拉伯语网民的反响最为强烈，在推特平台上认为不公平的阿语网民高达81%，优兔平台上更高达84%。
西班牙语和法语网民在优兔平台上也都有82%认为不公平。
关于民调的第三个问题，疫情暴发后，美国将成千上万感染新冠病毒的非法移民遣返回国，直接造成拉美许多国家疫情加剧，“《纽约时报》评论称美国这一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您是否赞成？”
全球英、西、法、阿、俄5种语言的网民给出了71%的赞成率，西语网民在优兔上对此问题的赞成率高达85%。
没有像彭博社那样的排行榜，但上述问题，显然对美国抗疫状况的描述更加直观和准确，也把用各种“定制指标”算出来的“全球抗疫第一”给扒了个干净。
那彭博社和皮尤的结论怎么来的呢？造出来的。
皮尤涉华民调号称覆盖数亿民众，但实际受访者仅有区区18850人。所谓的“世界各国”实际上是鹰酱各盟友，仅仅只有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16个欧美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这样调查的结果中国形象不负面才怪了。
另外，皮尤涉华民调设计的大多数问题都有很强的诱导性和对抗性，比如“你更倾向于同中国还是美国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对美国盟友问出这个问题，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再比如“你赞成促进中国人权、哪怕这将损害对华经济关系，还是优先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哪怕不利于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堂而皇之将“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作为预设前提。
咱们模仿一下这个套路：你赞成调查德特里克堡病毒泄露，哪怕这将损害对美经济关系，还是优先发展对美经济关系，哪怕放弃调查德特里克堡的罪行？
这样的问题设置，受调查者还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呢？
民调，理应调查的是受访者的主观判断，不是出题者的主观判断。上述美国这样的“民调”，莫不如直接出结论好了，何必多此一举？
而西方历史上所谓的民意调查，一旦包藏私信，就很容易不靠谱起来。
1
西方民调这不是头一次翻车，更拉胯的案例历史上还多得是，最出名的就是美国头等大事——总统大选。
1936年美国大选前夕，《文学文摘》杂志在民调中发放了1000万份问卷，回收230万份，预测共和党的兰登会击败民主党的小罗斯福当选总统。
而大选结果却是罗斯福拿下了46个州合计523张选票，以60.8%的超高得票率压倒性地击败兰登而大获全胜。此后，《文学文摘》声誉扫地，短短几个月后就倒闭了。
罗斯福vs兰登
1948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汤姆斯·杜威在民调中一路领先民主党人杜鲁门，《芝加哥论坛报》没等结果出来，就印刷了第二天报纸，头条为“杜威击败杜鲁门”。
民调不仅影响了新闻报道，也直接影响了候选人的策略。由于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杜威选择少露面、不冒险，遵循其幕僚的建言：“当你领先的时候，不要说话。”
杜威竞选时的演讲也通常泛泛而谈，他当年的口头禅是“你们知道未来仍在前方”，由于缺乏实质内容，被记者和时评人视为笑谈。
当年的常凯申委员长也被美国民调骗得团团转，选择了押宝杜威，国民党《中央日报》甚至刊登漫画公开嘲笑杜鲁门。
杜威：还要我动手吗？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杜鲁门以4.5%的优势赢下了大选，《芝加哥论坛报》名声扫地，蒋委员长也被这位新总统骂成了狗。
获胜的杜鲁门手持印有《杜威击败杜鲁门》的芝加哥论坛报
在1980年，民调再次出现了关键偏差。
当时的民调显示在任民主党总统卡特与共和党人里根之间的差距十分接近，然而，里根最终以接近10%的巨大优势赢下大选。
当年美国的民调机构在大选数日前停止抽样。然而，在大选前最后一周的辩论中，里根关于伊朗人质危机的演讲重挫卡特，大幅扭转了选民的观感。
里根在竞选辩论前与对手卡特握手
民调机构们给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害羞的里根选民”，意思是这些人此前是中间选民或民主党支持者，在当年却选择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不过，基于社交压力等种种原因，这些人不方便对民调机构说实话，这才导致结果出了偏差。
2012年，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民调机构之一的盖洛普（Gallup），一路预测罗姆尼（Mitt Romney）将击败奥巴马，入主白宫。选前的最后一个盖洛普民调显示，罗姆尼以49%支持率领先奥巴马的48%。
然而最终，奥巴马以接近4%的差距赢下选举，盖洛普也算是体面人，自此滚出民调界，再也不做民调了。
盖洛普的大选民调黯然落幕，但另一家民调机构在2012年声名大噪，那就是奈特·西尔弗（Nate Silver）旗下的538民意调查网站。
他准确地预测出美国全部50个州的选举结果，随即被视为“民调之神”。
然而，包括西尔弗在内的绝大部分民调学家，都在2016年狠狠地栽了跟头。
全国民调依赖各州民调，而民调在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都错了。这些争持激烈的关键州分的错误民调结果，直接导致全国性的预测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民调机构故技重施，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叫做“害羞的特朗普选民”：大学生调查对象太多，支持特朗普的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而且，你好意思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吗？多丢脸啊。
2
为什么能做成这么离谱？因为西方这个“民调”，从产生开始就是一门生意。
民调最早可以追溯至1827年的美国。
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报社派出记者在民众中间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模拟投票，结果显示安德鲁·杰克逊得票数量最多，三个月后，杰克逊果然当选美国总统，和报社的预测完全一致，模拟投票就此名声大振，“草根民调”方式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安德鲁·杰克逊
随后，当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再次降临时，各州的报纸都开始刊登自己的民意调查，并对选情进行报道和预测。
而美国的相当一部分民调机构是有政治和财团背景的，他们搞统计，做民调，目的是通过制造数据为本集团的利益发声造势，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的。
这些民调机构里有大批科班出身的统计学专业人士，这些“专家”通过设计数据的统计方法，遴选数据的统计口径，加权不同的数据采样，从而引导统计数据的结果向着统计方希望达成的目标前进，以此为其政治和经济诉求提供理论依据。
1947年盖洛普的一份民调问卷
总之一句话：只要钱到位，你想要什么数据就给你做出来什么数据，而且保证程序合规合法，无懈可击。
这些五花八门的民调机构和统计组织，个个都声称自己理中客非盈利，实际上屁股没一个干净的。
我们以香港“民意研究所”为例。这个成立于港英时期，收过美国民主基金会黑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是民调机构收钱做账的典型代表。
由港独分子、港大退休助理教授钟庭耀主导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脱胎于1991年6月成立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钟庭耀为了恰上港独烂钱，花了二十年时间树立“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港独立场。
香港回归前，港大民研计划就已经开始以“台独”和“藏独”等为噱头，进行所谓的民意调查，并不断公布“结果”。
2007年，港大民研计划公布的“香港、台湾、澳门、冲绳民众文化与国家认同国际比较调查”中，首次直接加入了涉及“港独”的选项。
2011年，港大民研计划在“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的问卷中，设置了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的选项，开始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的港独立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钟庭耀的港独民调成功吸引了港独分子的注意。2013年4月，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给了钟庭耀一笔80万港元的“秘密捐款”，供后者进行“占中公投”之用。
第二年，钟庭耀就发起了臭名昭著的“占中公投”，该民调极具煽动性，比如夸大参与人数，又将香港人和内地人对立起来，以带有偏见的政治分类，制造出挑拨两地关系的结果。
民调虽然是一次糟糕的民调，但这次民调让钟庭耀声名鹊起，因为一些势力要的就是这种不公正、不客观、不要脸的假民调。
比如香港反对派，反对派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大把大把给钟庭耀送钞票。
为了讨好香港反对派金主，钟庭耀“扑心扑命”，屡屡故技重施，甚至配合出动“高科技”，公然侵犯选民的个人隐私。
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他就配合反对派用新式手段操纵选票的“雷动计划”，误导选民，从而疯狂“配票”，把指定人物送入立法会。
钟庭耀把做民调时收集的大量选民手机号码提供给反对派，然后利用从美国搞来的新手机软件，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实时监控选民行踪，谁去了投票站，谁去给对手投了票，全都一清二楚，在投票当日发挥巨大的作用。
除了提供数据支持，在立法会选举期间，“钟氏民调”还进行滚动播报，每日公布立法会候选人的支持率，企图向香港的选民说明谁有机会当选，谁的选情告急，以便紧急“配票”给落后的人。
在“雷动计划”的“配票”下，罗冠聪、刘小丽、梁颂恒等六位反对派的选举状况实现了戏剧性的转变，突然进入了当选的名单，“钟氏民调”可谓功不可没。
朱凯迪、罗冠聪、梁颂恒、郑松泰、刘小丽和游蕙祯
钟庭耀恰的烂钱还有一部分来自臭名昭著的“美国民主基金会”。
2004年立法会选举期间，钟庭耀亲口承认其“民意”调查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NED）及下属“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 （NDI）的资助。钟庭耀当时还向港媒承认，曾于2003年12月月接受NDI赞助，进行政党发展调查。
2018年，香港《大公报》爆料NDI于2014年拨款给香港泛民派组织“民主动力”，用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活动，包括由钟庭耀负责做港大民调。
连别国的民调美国都能任意干涉，自己家的民调岂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3
有人就不明白了，民调结果不靠谱的情况不断，西方为什么还这么热衷于搞五花八门的民调，钱多了烧的？
不，对西方政客来说，真实的民意并不重要，他们想要的“民意”才重要，民调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映政客们的诉求，然后让现实向民调靠拢。
比如竞选民调，目的是营造利于自己的氛围，打击竞选对手。
一般选民都会有“从众心理”或“投胜利者票”等心态，这种心态也让一些民调机构有机可乘，一些服务于某竞选团队的民调机构就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开展“有倾向性的民意调查”，并在新闻媒体上大造获胜声势。
民调结果也让竞选团队在面对不同人群时可以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当面对支持者时，竞选团队往往会在推送民调中设置一些诱导性问题或标语来加强认同感，进而巩固自身的票仓。
当民调对象为对方支持者时，竞选团队会努力展示自己比竞争对手更加亲民务实的一面，最好能策反一部分对方支持者，以达到削弱对方票仓的目的。
仍以2016年大选为例，众多周知，美国主流媒体大部分都亲民主党，当时几乎所有传统的主流媒体都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也多次抨击美国主流媒体不中立。
在如此强烈的舆论倾向下，民调机构便通过“精心”设置问题来左右更多选民的投票倾向，同时也给希拉里造势。
当某选民看到问题是“特朗普肆意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你支持他吗？”“特朗普多次性骚扰女性，你支持他吗？”如此，受访者即便内心支持特朗普，也很难在这样的民调反馈中选择赞成。
针对假想敌国家的民调更加“好用”，对内可以转移矛盾，凝聚人心，对外可以打击对手的国际声誉，什么真实度可信度都不重要，黑就完了。
所以，明面上是美国的自嗨，实际上目的明确。
美国当年侵略伊拉克前，发起了大规模的对伊宣传战，以至于鲍威尔到联合国掏出一瓶洗衣粉都让人相信美国的谎言，当年美国的民调反映，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支持侵略伊拉克的，似乎侵略有理。
幸好我们不是伊拉克，当美国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美国人的民调结果再“统一”，也只能隔岸口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