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南越平民爬上美国大使馆的围墙，绝望地试图乘坐从西贡起飞的疏散飞机离开越南。 NEAL ULEVICH/ASSOCIATED PRESS
西贡沦陷时我才四岁，所以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那场战争结束后，许多幸存下来的越南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1975年3月，美国支持的南方政权在我的家乡，中部高地的邦美蜀开始崩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南越向北越投降。士兵们混在平民当中混乱地撤退。我的母亲、兄弟和我也在其中。我们撇下了我那个被收养的姊妹。为了躲避北越军队的进攻，我们三个人步行了近200公里，到达了海滨城市芽庄，在那里设法找到了一条船把我们带到西贡，我父亲就在那里。
我们很幸运；许多人则不然。我的兄弟还记得被吊死在树上的南越伞兵。在芽庄，一些人在试图爬上船的时候堕海身亡。在岘港，绝望的士兵们挤进一架飞机的货舱，被抛下的士兵则向飞机投掷手榴弹并开火。
尸体坠落、人们拼命奔跑的画面如今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一次是来自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在阿富汗这场不幸遭遇的早期，人们就开始将其与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这是典型的任务缓慢演变，一个泥潭，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这种悲观情绪是有根据的。20年过去了，花费了千万亿美元，数十万人死亡，塔利班武装力量如今来到喀布尔，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控制了这个国家。尽管一些美国领导人极力反对，但是这个类比又一次出现，西贡的沦陷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预示着成千上万阿富汗人可能的命运。拜登政府对这一说法不感兴趣。“这不是西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周末表示。
诚然，塔利班不是越南的人民军，而且美国在西贡的撤离尽管混乱，但比在喀布尔的最后行动计划得更好。但是与西贡的类比很重要，因为二者的紧迫性和人道主义灾难是相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扮演类似的角色，从而塑造阿富汗人的命运。因此，拜登总统周一为其阿富汗政策的辩护令人们感到失望，他把重点放在两个选择上——要么留下并战斗，要么撤军——并把主要责任推给阿富汗政府及其军队。对阿富汗人的指责掩盖了美国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开始的误判历史，也让拜登可以把撤离阿富汗盟友视为事后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当务之急。
对这些平民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且很多年都不会结束。他们的未来——以及拜登在决定这是一个重新安置和崭新的开始，还是一个恐惧和痛苦的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决定美国是否仍然可以声称它将永远支持它的盟友。
作为一个研究记忆的学者和一个写过越南战争的小说作者，我经常想起1975年及其后果。我在一个越南难民社区长大，这个社区深受西贡沦陷的影响，他们把这个月称为“黑色4月”，每年都会纪念它。因此，当读到一位匿名阿富汗记者在最近被塔利班占领的领土上的报道时，我想起了我从越南难民那里听到的所有故事：“我的整个生活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毁灭了。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还能回家吗？我还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吗？我要去哪里？公路的两个方向都被封锁了。我该怎么活下去？”
当电视里充斥着阿富汗人试图逃命、拥挤在喀布尔机场的画面时，她的问题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她的问题可能和我父母和许多其他越南难民问自己的问题差不多。
我们再次成了幸运儿：我们一家试图乘飞机逃离，但没能到达西贡机场。我们试着到美国大使馆去，但是挤不进去。最后，我们在码头找到一艘驳船离开了西贡，最终到了美国，在那里我们重新开始生活。我们是平民，但这是一个战争故事。
塔利班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人们拼命越过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边界墙逃离阿富汗。 EPA, VIA SHUTTERSTOCK
美国人喜欢想象以他们英勇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为主角的战争故事。现实是，难民的故事也是战争故事。然而，尽管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却很难放弃它的战争习性，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为战争而生的军工综合体，也因为即使是以军队为主角的反战故事，也仍然以火力、武器、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的诱人魅力为核心。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老兵安东尼·斯沃福德(Anthony Swofford)在他的回忆录《锅盖头》(Jarhead)中回忆，他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同伴们观看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的战斗场景时，甚至看到那些描述美国士兵被杀的场景也会有一种近乎性愉悦的感觉。
平民在战争中被杀害、致残、被迫逃离或成为孤儿，这样的故事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荣耀。正是在平民的经历中，就像许多阿富汗人现在所经历的那样，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战争故事。我们一直听到美国人受战争疲劳困扰——但与美国士兵在战争中的故事相比，我们读到、听到，或看到了多少美国领导的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的故事？我们认为无休止的战争是美国人毋庸置疑的特权，平民的战争故事打破了我们这种思维模式。
美国人还喜欢认为，当他们宣布战争结束时，战争就结束了。但是战争的后遗症却会持续数年。在越南，获胜的越南人将数不清的南越士兵、政治人士、牧师、性工作者和其他一些人关进再教育营，许多人死于疾病、饥饿和过度劳累。还有人被处决。入狱的刑期从几个月到十多年不等。
这些囚犯中的许多人可能会和那位变成难民、任由塔利班摆布的阿富汗记者描述的一样困惑。“我还记得尖叫和哭泣，我周围的妇女和儿童四散奔跑。我感觉我们都被困在一艘船上，被一场大风暴环绕。”她是在打比方，但在西贡沦陷后的几十年里，有近百万越南人从海上逃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绝望的尝试中丧生。真正幸运的人逃到了难民营，然后又来到了收容国。不太幸运的人则在这些难民营中待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他们是战争正式结束后多年来持续增长的人员伤亡的一部分。这就是阿富汗人民面临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塔利班夺取喀布尔，那些与美国结盟的人将有可能受到可怕的清算。
人们希望，当我们看到周末阿富汗人越来越绝望的恳求时，与西贡沦陷的比较会激起拜登政府更大的紧迫感，以履行其职责，并帮助他们的阿富汗盟友逃离这个国家。
然而，将阿富汗比喻为西贡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也可能让美国人把阿富汗的悲剧视为一个奇观，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就像许多人对越南南部政权终结的看法一样。
事实上，西贡的沦陷给战败方带来了更多的恐惧和绝望。在阿富汗问题上，拜登承诺将数量不详的、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也许是为了回应国内的反移民情绪，美国也在努力为许多阿富汗难民在其他国家寻找家园。这还不够。“阿富汗人民不该受到这种待遇，”小说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在Twitter上说。“美国有道义上的义务。应该尽可能多地接纳阿富汗难民。”
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美国狂妄自大的结果，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政治代价。但在每个案例中，越南人（以及老挝人、柬埔寨人和苗族人）和阿富汗人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5年4月，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道义责任，疏散了大约13万越南人民，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又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接收了数十万人。这就是现在必须发生的事情，任何缺乏这种责任感和热情的愿景都会加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
1975年担任参议员的乔·拜登(Joe Biden)肯定记得，多数美国人不愿意接收东南亚难民。尽管如此，国会还是做了正确的事情，随后东南亚裔美国人社区在全美蓬勃发展也显示了这个道义决定的明智之处。虽然在美国有缺陷的战争中，这两个时刻的政治情况不同，但道义却是一致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相信美国带来自由、民主和开放宽容的社会的承诺。现在，他们被困住了。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战争并没有因为我们美国宣布战争结束而结束。
1975年4月1日，越南芽庄，一名美国官员在一架满载难民的飞机的门口用力殴打一名男子，试图将他推下飞机。 BETTMANN, VIA REUTERS
一名美国军人用枪指着一名阿富汗男子，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被塔利班占领的阿富汗。 WAKIL KOHSA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最后一批美国人离开后，阿富汗人的噩梦也不会结束。我们有义务帮助处于致命危险中的阿富汗人，这一义务将延续到这之后的许多年。美国现在必须带头疏散和欢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盟友。否则，另一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在考虑她国家的未来时所说的话将成为痛苦的事实：“我们微不足道，因为我们出生在阿富汗……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将在历史中慢慢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