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分数线“进逼”清华、北大，碾压一众“985”、“211”，哪家高校这么狂？
在天津，华中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比北大、清华低13分；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普遍超过以前高高在上的上海财经和同济大学；就连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分数线都超过了浙江大学、南开大学。
在安徽，想要读华东师范的公费师范生，全省文科排位最低538名！
在浙江，连一向较冷的定向师范生，也被一位考分661、位次3886的浙江考生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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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师范专业受到极度追捧，天津、云南、浙江、安徽等地区，师范类高校录取分数线狂飙。
在疫情叠加“双减”政策的时代背景下，难道“宇宙的尽头”真的是教师编吗？
然而，师范专业这么热，全国多地却在闹“教师荒”，究竟是怎么回事？
师范有多热？
真是有趣的今昔对比，数十年前，师范专业还是“天坑”专业，不少地方师范学校需要降分录取，甚至一度被大家认为“穷人家孩子的选择”。
曾经有多让人瞧不起，如今就有多让普通人高攀不起。
这不，今年高校录取的最大赢家，师范院校录取分数一骑绝尘，连金融、IT都得靠边站。
2021年天津提前批A段部分院校投档线中，华中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的最低分为692，仅比北京大学低13分。
在浙江，就连地方本科师范院校的师范类专业也受到热捧。640分以上的考生，不少人弃选985、211高校，转而报考既非985也非211的浙江师范大学。
今年，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高校——湖州师范学院的小学教育（胡媛班）的录取分数线，居然比浙江财经大学录取分最高的专业法学类还高了2分。实在是奇闻。
在安徽，师范类院校(尤其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计划)竞争激烈，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文科投档最低分排名竟然是538位。要知道今年安徽省可是有有54.3万名考生！
在山东，除了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录取分数在飙升外，省属师范录取分也跟着水涨船高。比如曲阜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为55009名，比去年高出7300多名。
在吉林，今年一本线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分数和省排名强劲提升。东北师范大学的文科、理科录取线与一本线分差，在历史上首次突破50分、100分，录取线省排名文科首次进入前1000位、理科首次进入前3500位。可喜可贺。
在云南，提前批次投档的教育部六所高校，最高录取分数直逼全国排名前10的综合类院校。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例外。在河南省，去年和今年的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都“遇冷”。去年，河南省5所师范院校总共招录2000个公费师范生，缺额达到776人。
今年河南的地方公费师范生再次遇冷，9所院校全部缺档，招生计划2500人，共缺档418人。无奈之下，河南省教育厅决定，农村学校公费师范生降20分备档征集志愿，才勉强招满。
（图片来源网络）
局部的“遇冷”，也不能掩盖全国普遍的师范热。
今年教育部发布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高考成绩前30%的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由2018年的18.3%提高到2019年的33.4%。
对此，网友们也乐见其成，毕竟祖国的花朵，未来就可以托付给优秀的高校毕业生了。
“宇宙尽头”是教师编？
师范热背后，是安稳压倒一切。
高校毕业生规模年年创新高，疫情影响下就业难度更大，但师范生有些例外。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公费师范生的就业率（100.00%）比非师范生就业率（60.45%）高39.55%。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评价师范专业的受欢迎度，更应该看的是各地招录教师的具体情况。这是最直接的市场反应，可以判断教师职业受高校毕业生的欢迎程度。
从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大军看，就相当壮观。
根据教育部统计，2019年教资报名人数约为900万，比2018年增长了38.5%。有机构预测，今年教资报考人数超千万，而全国高校的毕业生也不到千万。
从各地教育局的招聘情况看，考教师编竞争激烈程度也是吓掉筷子。
最近，河南郑州某区教育局共招聘200多个教师岗位，报名人数达到了近两万。竞争之激烈，不亚于公务员考试。
今年上半年，南京全市12个区共招聘2760个老师，一共吸引了7万人报名。江北新区的竞争最为惨烈，部分岗位竞争比甚至达到了300:1，中奖率堪比考清华北大。
（图源自微博）
去年，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单位公开招聘教师，163个招聘职位吸引了6166人报名，特别是初中英语（女），6个岗位报名人数超千人。
光从人数看，就已经够吓人的了。如果从学历和毕业学校看，估计屏幕前许多人会说一声：“对不起，打扰了！”
深圳中学的“豪华教师天团”大家是领教过的。光是北大、清华毕业的教师就有100余人，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海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教师50余人，博士教师80余人……深中的孩子们，目标就在身边啊！
教师学历内卷，在东部城市尤为明显。
看看杭州，英国的海归硕士组团进入拱墅区幼儿园、小学、初中老师，就连世界排名20位的爱丁堡大学，都输送了两名毕业生。
一线城市示范性实验性中学的录用标准正往博士方向挺进，四五线城市都敢公开吆喝——我们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老师。
比如广东粤北的韶关某区招聘教师，除非是全日制本科（学士）师范类专业，否则只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了，真是刷新了我对韶关的认知。
难道，“宇宙尽头”真的是教师编？
先从钱看，这国家可是有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十五条就写得明明白白——“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2019年的时候，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就说，教师工资由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国民经济各行业排行倒数三位，上升到目前全国19大行业排名第7位。据说教育行业年平均工资是107175元。
网上还爆出过不少教师工资单。广东深圳宝安小学班主任，年收入33万，羡煞网友。
上海某高级中学的老师，扣除几险几金后到手还有1.17万。综合各项年薪过30万应该没有悬念。
难怪在父母眼里，没有什么是比编制工作更好的了，既稳定待遇又好，有寒暑假和周末，比“996”、“007”的打工人强太多。
在“躺平”观念流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以编制带来的“现世安稳”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
最鲜活的例子，就是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后，K12校外教培机构一夜团灭，数百万教培老师，不论是清华还是北大出身的，说再就业便再就业。还是体制内最香啊。
全国都闹“教师荒”然而，选学校就是选城市，选专业就是选未来职业，无论是师范热还是考教师编热，都有个共同特点——热闹是属于大城市的优质学校的。
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乡村，教师缺口非常大，教师岗位“招不满”的事也时有发生。
教师帮一篇文章提到，在中南某省某县，7月7日公布的2021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笔试成绩，中小学教师职位报考人数6859人，缺考人数3123人，缺考率高达45.53%。真是大写的“尴尬”。
为此，国家2006年开始实施“特岗计划”，15年来，累计招聘95万名特岗教师，为中西部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补充教师力量。
光是2020年公布的特岗教师的招人计划，人数就达到了10.5万人，可见缺口有多大了。
教育部等九部门还提出，今年开始，每年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本以为只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会缺老师，没想到连经济实力强的城市也出现了“教师荒”。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学教育教师”“小学教育教师”赫然在榜上。
具体稀缺城市的城市共有15个，包括南宁、泉州、呼和浩特、杭州、济南、佛山、乌鲁木齐等市。
就连一线城市广州，都面临教师资源供给问题。今年广州两会期间，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集体提案《松绑编制“紧箍咒”，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指出，参考2018年的生师比（12:1）计算，2019年广州市初中在校生增加16277人，应该增加教师1346人，实际只增加707位教师，缺口639人。
整个广东省的小学科教师缺额问题就更普遍了，比如2019年小学体育、音乐和美术教师缺额率分别达到了12.21%，12.95%，19.06%。
师范如此热，为何还缺老师？
这几年师范年年热，年年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诞”的一幕？
可能与以下几个原因相关。一是“人口收割机”城市，人口大量涌入后，学位和教师需求激增。不少地方面临“盖学校易，招老师难”的局面。
（图片来源：搜狐城市）
正在疯狂建学校的深圳便是典型代表。2020-2025年，要新增基础教育学位90.8万个，可以预见相应需要增加的教师数量将以万计。
2018年的时候，“非常缺老师，深圳多所学校面向全国招聘1062人”就曾登上热搜。从最近深圳发布的下半年教师招聘公告看，缺口仍然明显，这次深圳一口气要招聘1112名公办中小学教师。
除了深圳，今年还有不少城市招聘教师规模超千人，比如上海和合肥。
但教师编制紧缺问题突出。为了达到生师比，学校只能靠“外援”——编外教师来补充。比如广东，2019年公办中小学共有5.6万名编外教师，占公办中小学在编在岗教职员总数的6.84%。
二是国家消除“大班额”政策，班级数量增加，自然需要更多的老师。
2016年，国务院提出将消除大班额作为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特别是解决“城镇挤”突出矛盾的重要任务。
比如山东，2019年的义务教育大班额比例，从2014学年度的19.77%降至6.69%，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这背后是短短3年内全省补充了11.51万名教师。
当前仍然有一些地方存在大班额，补充教师仍任重道远。
三是随着二孩和三孩政策的开放，适龄幼儿也在增加，第一波入学潮到来。
2015年二孩政策放开，这几年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此前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预测，预计2021年，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人。
2016年2017年是二孩出生的高峰年，这也就意味着2022年和2023年将成为二孩入学的高峰年，这对各地的学位和教师资源发起了挑战。
比如青岛，2016年二孩出生6.44万人，2017年共出生7.2万个二孩，二孩入学潮来袭，最近出多所小学发布学位预警。
需要关注的是，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性别失衡突出，以女教师为主。此前媒体多次报道，女老师扎堆生孩子，不少学校遭遇“教师荒”。
羊城晚报2017年曾报道，广州的女教师中有60%可能准备或正在生二孩。为弥补教师缺口，学校只能找来临聘老师代替，但由于临聘教师待遇较低，流动性很大。
四是欠发达地区和乡村生活条件差，优秀师资流失严重，薄弱学科专任教师稀缺。
在深圳、杭州的学校博士生老师云集的时候，全国很多乡村小学教师的学历连本科都达不到。
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2006—2019年，全国乡村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从5%提高到49%。英语、信息技术、音体美等乡村薄弱学科，专任教师的比例到2019年还只有17%。
显然，“一线热”也需要进一步传导到“乡村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公平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