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9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中）与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左二）带领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游行。民阵称有103万人参加，这天普遍被视为“反送中“抗争的开始。
因主办香港“七一”反政府游行而知名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宣布解散，结束19年历史。成为继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之后，又一个因应《香港国安法》而结束的香港泛民主派组织。
“民阵”星期天（8月15日）发表声明说，因召集人陈皓桓已经入狱，秘书处已无法运作，且没有成员愿意参与来届秘书处工作，星期五（13日）一致议决解散。民阵称感谢香港市民与组织一直并肩同行。
自今年3月以来，香港官方和亲北京媒体接连指控民阵涉嫌收取美国官方组织资助等行为，意图危害中共政权，违反《香港国安法》，并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建制派政客促请香港警方作刑事查处。陈皓桓此前曾对BBC中文批评称，香港警察调查民阵是政治打压，旨在让其倒闭。
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官方报纸称，警方已搜集证据，将“随时执法”，“辞职也没用”。
民阵的声明说：“近一年多来，政府不断以疫情为由，拒绝民阵及不同团体的游行申请，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民阵本希望继续以原有的方式与大家迎难而上，可是，召集人陈皓桓已因多宗案件身陷囹圄，秘书处已无法维持运作，而在没有成员参与来届秘书处的情况下，只能在此无奈宣布解散。”
“民阵已于8月13日召开周年大会，出席成员团体一致议决由即日起解散。民阵约160万元（20.56万美元；133万元人民币）的资产，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
“虽然民阵今天不再存在，但我们相信，不同团体仍然会继续坚守理念，毋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
民阵曾经举足轻重的日子——反国安立法
2002年，香港主权移交五周年，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成功连任，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6月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提出，香港应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反颠覆国安立法，特区政府同年9月发表咨询文件，国安立法讨论转趋炽热。此时，香港基督徒学会总干事胡露茜博士发起成立民间人权阵线，表达反对“23条立法”意见。
2003年2月，《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正式公布并提交立法会审议，民主派阵营认为草案条文含糊苛刻，将严重侵害市民自由。3月，香港爆发SARS（又称萨斯、非典型肺炎、沙士、沙斯）疫情，最终共有299人染疫病逝。6月疫情结束之后，有关“23条立法”的讨论恢复，民阵宣布在7月1日发起游行，反对立法。
2003年7月1日，50万人响应民阵号召游行反对“23条”国家安全立法，民阵自此成为凝聚香港民主派的跨党派平台。
胡露茜是第一任民阵召集人。
胡露茜两周后在一场集会中说：“7月1日50万人上街不是民阵的功劳，而是香港人已经醒觉到，如果自己不站出来，为争取自己以及整体社会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可悲。”
代表亲建制商界利益的自由党继而宣布不再支持“23条立法”草案，叶刘淑仪辞职，董建华于9月初宣布撤回草案。
2004年，民阵再次举行“七一游行”，民阵方面称参与人数增加至53万人，警方称有20万人。2005年3月，董建华辞职，没能完成第二个任期。他稍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自此，民阵的“七一游行”与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并列为香港政治日历的两大活动，游行从单一议题抗议，逐渐演变成不同压力团体向政府表达不同诉求的“大熔炉”，除了争取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外，劳工权益、弱势社群、争取新闻自由、性小众团体、法论功等等，均参与其中。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到中环特区政府总部，与后来添马舰新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历经16年而不变。
与此同时，游行人数争议也成为了关注与争论焦点。香港大学社会行政兼统计学学者叶兆辉教授团队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也先后加入统计并发布游行人数
2014年的“七一游行”有51万人参加，警方数字则是9.86万人。当时香港正再次讨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而游行前不到一个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称北京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又强调要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些都被视为游行人数再创新高的导火索。
同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否定让港人参与提名行政长官参选人，民主派群众运动此起彼落。9月28日凌晨，“占领中环”抗议启动，演变成“雨伞运动”，但占领运动历经79日没能争取到港府或北京任何让步，以警方清场告终。这引发了年青一代对泛民主派主导政治活动的质疑，民阵“七一游行”此后数年的参与人数显著下降。
来到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案再次引起广泛争议，民阵多次发起游行集会，其中6月9日、6月16日与8月18日三场游行的大会估计人数均超过100万，完全刷新民阵纪录。同年“七一游行”则有55万人参加。
图表：香港民阵发起与《逃犯条例》相关的游行集会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