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再次刊出题为《不能让“教协”继续荼毒香港教育》的评论，文中表示，香港教育亟待刮骨疗毒式的深刻变革，“教协”这颗最大毒瘤务必要铲除。
香港教协有接近10万会员，占全香港教师的逾八成，堪称一家独大的行业组织，1973年成立至今将近50年，在香港教育界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
被官媒点名后，港府教育局也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特首林郑月娥则表示，近年来，特别是“修例风波”期间，“教协”将政治立场凌驾教育本职，骑劫了香港教育界，令很多人对教育界有负面看法。她完全支持特区政府教育局终止与“教协”的工作关系。
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对于反中乱港势力的这种打击已经属于常态。不过，不同于其他组织总要叫嚷几句“政治打压”“言论自由”，教协这次的回应，画风却很独特。
他们在回应声明中表示，教协“一直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反对港独”。
好家伙跑这儿喊冤来了？这一副比官媒和政府还要“爱国”的标榜，到底有几分真？香港教协真像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这般，受委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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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协一直标榜自己是一支“爱国”力量。
打开教协的主页，经常能看到类似“秉承我国先贤有教无类之传统”“发扬爱国爱民精神”之类的表述。
在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事件的描述上，不少泛民政党都用的是“主权移交”这样的中性字眼，而教协一直使用“香港回归祖国”。
不止如此，每逢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或者钓鱼岛问题引爆舆论场时，香港教协都会发出声明，谴责日本篡改历史、侵占中国领土……
更让人瞠目的是，过去数年，与教协在舆论场上争斗最激烈的，正是激进“港独”势力。双方经常爆发争论，不时打出“狗咬狗，一嘴毛”的效果。
2013年12月，彼时的香港被讨论政改的氛围所包围，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采取普选制度已是各方共识，但实现路径意见却不统一。大家关注的重点在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方式。
中央与建制派提出必须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与时行的选举委员会相同，而且提名需要高门槛，例如在1200名提名委员中过半才能参选；泛民方面则要求扩大选举委员会的“民主代表性”，降低门槛，例如在1200人中占取得150个提名便可以参选。
教协中以张文光、叶建源、冯伟华等一系列政圈人士，纷纷为泛民方案站台。
但当时，激进“港独”势力正在崛起，他们连泛民的方案也不满意，主张推翻《基本法》，施行“公民提名”，这背后的希冀就是打破《基本法》的规定，以政改为名推动香港宪制秩序的改变，将香港变成一个完全自治的独立政治实体。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的黄之锋，正是青年“港独”势力的总盟主。
教协就直接同黄之锋等人开喷。当时黄之锋还是个高中生，而教协一众人都是教师身份，骂起学生来毫无心理负担。双方隔空驳火，教协说黄之锋“不知天高地厚”“不切实际”“扰乱香港民主进程”；而黄之锋一看就不是什么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反击教协是“自封民主代表”“霸占民主定义”。
通过报纸和网络媒体骂起来不过瘾，双方约战香港电台《左右大局》栏目，面对面来了一场交锋。
教协派出老将张文光，这位教协会长当了十几年议员，“德高望重”；“港独”这边则是黄之锋出阵。
双方就《基本法》有关提名委员会的规定展开辩论，黄之锋在这方面法理依据不足，很快败下阵来。尤其当张文光问出：“你们不想要提名委员会，是不是也不想要《基本法》？”这个问题之后，黄之锋支支吾吾，已然说不出话。
但黄之锋这厮一贯擅长强词夺理，胡说八道，讨论政治问题不是对手，他便开始进行人身攻击。毕竟他是个高中少年，对方年事已高，黄之锋开始攻击张文光语速太慢。张文光也拿出老师的款来，回了一句：“我说话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像你只会读稿！”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主持人名嘴李慧玲只能嘿嘿傻笑几声……
而这只是香港教协与“港独”本土派“领袖”之间激烈口水战的开始。
“港独”势力中有一人叫作卢斯达，这厮一贯擅长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煽动性极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教协是“中国安插在香港的内线”“阻碍香港独立的恶毒堡垒”。
一篇评论中，卢斯达甚至用了这样的语句：“那些支持教协的人，你们的人口和捐款，成就了支教民（支联会、教协、民主党），他日你们以为无伤大雅的爱国心，终将购买枪毙你们的子弹……”
可见“港独”与教协互相仇视，至少在明面上并非无稽之谈。
香港电台有一档栏目，叫作《城市论坛》，开办至今30余年，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政府官员，青年领袖，针对时下热点问题进行辩论。
而每次有“本土派领袖”登上城市论坛，节目就会同时邀请一位教协的代表。正是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夸张地展现了出来。
一次，本土派学生领袖正在台上大放厥词，说什么“我不关心中国！那是邻国的事情。”教协代表拍案而起：“你个扑街！你也是中国人！”
那么，跟“港独”不对付，就足以说得上“爱国”了吗？香港教协自有一套“爱国主义”逻辑：
教协首任主席司徒华曾总结道，我的爱国不是爱政权，是爱人民，也就是“爱国不爱党”。
这套逻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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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不爱党”这话说得好听，又表明自己的爱国情怀，又表示自己“不畏强权”。但实际做的事又如何呢？是真“爱国”，还是嘴上用所谓“爱国不爱党”为自己扯个大旗，替那些卖国行为打个掩护？
诸君别看教协与“港独”势力表面上“打成一片”，但是由于教协的所谓“爱国不爱党”，导致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反倒真的跟“港独”利益一致，打成一片。双方在台上骂得撕破面皮，但在台下行动时，竟然常常做出默契的配合。
就说上文中提到的黄之锋吧，2011年他因反国民教育科一战成名，成为了香港反对势力的青年明星。
但是当时黄之锋一个15岁的毛孩子，怎么有能量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学民思潮？怎么有时间、精力、金钱能够在全香港几百所中小学进行串联？又怎么有组织动员力量可以搞起几次10万人的大游行，甚至占领政府总部？
还不是教协帮了他！
2012年反国教风波中，教协先是发信到全港学校，要求老师签署所谓“良心约章”，变相逼老师进行政治站队。
之后教协又和黄之锋多次举行联合发布会，将黄之锋和学民思潮捧到了国际媒体面前。还利用自己在各个学校的网络，帮助黄之锋进行串联。
黄之锋的父亲黄伟明是香港公民党成员，而公民党又是与教协联络极深的主流泛民政党。教协通过公民党向学民思潮提供了不少资金与人脉，让这个青年学生组织得以存活。
更不要提黄之锋组织游行期间，各校老师（教协会员）为学生大开绿灯，教协甚至提供义工充当纠察队，为黄之锋和学民思潮组织游行队伍。
教协嘴上反对港独，行为上却和港独同流合污，如果有人问起这么干矛盾不矛盾，他们就会回答：我们是爱国不爱党啊，黄之锋虽然是港独，但是我们支持的不是他港独，而是他反对中央政权啊，我们又不爱这个政权。
您瞧瞧，是不是有内味儿了？
教协在“爱国不爱党”的这面大旗下，干出的事情可太多了。这些事情，说全都是叛国卖国也不冤枉。但只要有人质疑，教协就打出“爱国不爱党”的大旗，表示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谋求香港独立，只是反对政权。
嘴上把本土派的港独理念批得体无完肤，但他们干的事情，比如鼓动香港完全自治，勾结境外势力，这跟“港独”有什么两样？！
2013年，教协理事、通识科老师方景乐制作了一套关于“占中”的教材，上传到教协网站。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是这套教材的顾问。
2014年非法“占中”爆发，教协向教师派发“黄丝带”，呼吁教师及学生在课堂上佩戴，声称“唤醒学生关心社运”，更安排专车接送师生到罢课集会现场，将大量中学生送上街头。
2015年，由教协主办，号称推广阅读风气的中学生好书龙虎榜活动中，鼓吹“港独”的《香港城邦论Ⅱ光复本土》赫然列于60本候选书目榜上。
2019年，教协所属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访美期间公开表示，将争取“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尽快通过”，并且称希望法案能够实质制裁特区官员……
2020年，有港版高考之称的香港文凭试历史科爆出“日本侵华利多于弊”冷血试题，教育局点明该试题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教协的张文光反指教育局取消试题是“剥削考生的重要权益”，宣称“考题设置无问题”，极力为冷血试题“护航”。
相信各位到此已经看明白了，所谓“爱国不爱党”，其结果带来的一系列行为，就是要香港事实上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治，这从本质上来说，与港独派的独立建国诉求，毫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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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套奇诡的“爱国不爱党”主义是怎么来的，还得从司徒华——教协创始人说起。
他晚年说自己“爱国不爱党”说得如此顺嘴，但他年轻的时候，那可是又爱国又爱党。
1949年，18岁的司徒华在中共地下党人廖一原的介绍下，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青年学生中成立的重要组织学友社，直到今天都是香港爱国学生的堡垒组织，常常组织中学生来内地参观访问，了解国情。而司徒华正是学友社的创始人。
1958年，尽管司徒华在干事会改选中被排挤出学友社的领导层，但他仍在不少有中共背景的团体中做义务工作，例如在《儿童报》担任主编。据司徒华自传披露，自己当时向曾在学友社与他意见不合的地下党领导欧阳成潮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被拒。
虽然入党被拒绝，但司徒华仍然与新华社（中国中央政府在港代表机构，中联办前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司徒华组织教师工会初期，也一直得到新华社的支持。
新华社旧址，现为香港丽悦酒店
在司徒华的影响下，他的胞弟司徒强加入共产党，在新华社工作，官至新华社外联部副部长之职。
不只是司徒华，当时的香港的教育界与中央政府关系融洽的占大多数。除了与内地关系极深的爱国左校培侨中学与港岛中学外，甚至不少在英文学校任教的老师也和新华社有往来。据后来一些教师回忆，当时在老师中，参加过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港英政治部曾有调查指出，1970年代，超过1/3的香港教师有左派团体经历。
比如后来的教协总司库区伯权，他不仅在教协出任要职，还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副主席和香港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副主席。据他自己表示，年轻时曾加入过左翼学生团体。
所谓“爱国不爱党”，在那时的香港教育界，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感叹一句，香港的雷，十有八九都是英国埋的。
司徒华与香港教育界和中央政府决裂的开始，也就是他们被英国人收编的开始，也是他们这套“爱国不爱党”主义的发端。
1970年，港英政府宣布委任一个薪俸调查委员会（薪委会），负责检讨公务员薪级架构和薪俸制度。新入职教师的起薪点遭到调低，以最初级的三级教师为例，其起薪点由原来的1044港元大幅降至889港元。
司徒华任教学校
司徒华随即带领教师发起罢工行动，在罢工过程中，麦理浩就任港督。他一改之前港英政府只会简单粗暴将罢工教师视为“中共同路人”的保守态度，大胆接触罢工领导人司徒华。
双方几次沟通相谈甚欢，麦理浩不但答应了司徒华的请求，甚至还大大提升了教师的待遇。这不禁让司徒华喜出望外。
1973年，司徒华成立教协，麦理浩致电庆祝。
麦理浩
而且，在麦理浩的十年任期中，司徒华与教协对于教育界的建议，都被麦理浩照单全收，甚至在条件上格外宽厚。
1978年，教会学校宝血会金禧中学的财政混乱被曝光，引发教师与教会高层的激烈冲突。最终，也是司徒华晋见麦理浩之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些都让司徒华与教协声名鹊起，试想，只要教协主席司徒华一张纸条递到港督府，不管什么问题都立刻解决。久而久之，教育界对于司徒华的信任与日俱增。
个人层面来说，麦理浩的言听计从和重用信任，司徒华似乎也没有拒绝合作的理由。
其实，麦理浩对司徒华为代表的香港教育界人士，只是拉拢利用罢了。从教协庞大的组织度就可以看出，这是港英政府蓄意为之。
须知，香港对于工会的法律打压十分严酷，工会必须经过登记才可以运营，而且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工人也并不是十分信任工会。更有甚者，香港法律明文规定，工人想要罢工，必须经过雇主同意，才可以在非工作时间进行罢工。
工人罢工要过问雇主，这不现实版的与虎谋皮吗？
上无支持，下无热情，香港工会一般都是小打小闹做不大。
但就在这么一个堪称“工会地狱”的香港，教协这个工会竟然能有10万人的组织度，如果不是港英的有意放纵与扶持，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就此，司徒华为代表的的香港教育界，倒向了港英政府一边，在回归后也就成了反对派的堡垒。立法会功能组别自1985年起设立教育界功能组别，一直都是由教协成员担任，包括创会主席司徒华、监事会副主席张文光和副会长叶建源。
但毕竟之前几十年喊着“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一个个不是共青团员就是地下党员，这时候公然抽自己的嘴巴，从爱国人士变成港英走狗，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就发明出这么一个“爱国不爱党”主义，给自己打掩护找面子，但实际上，干的都是卖国的勾当。
你们，还是别糟践“爱国”这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