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贞颖在台北郊外。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耀眼的灯光下，要找到这名19岁的男孩很容易。他独自站在陶贞颖吩咐的地方。
收到那条消息时，陶贞颖正在办公室里。那是2019年7月一个炎热潮湿的周五下午，香港的一个朋友问她是否可以去一趟机场：一名年轻的反政府抗议者正在逃离那片半自治的中国领土，她能在这个人着陆后去接他吗？陶贞颖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但当她同意时，这名抗议者给她发了一条加密短信，里面有他的航班信息，于是她离开公司去接他。
陶贞颖身高近1米52，26岁，黑色的长发侧分，层次分明的头发勾勒出她的脸部轮廓。她很会打扮，经常穿色彩柔和的衣服，像心情变化那样改变衣服的风格。当陶贞颖走近他时，那个男孩似乎有些不安。高瘦的他与陶贞颖相比显得很突出，他紧抓着一个小背包，向她走来。他对陶贞颖说，虽然他带来了一些换洗衣服，但他带多少钱。“没关系，”陶贞颖告诉他，并带着他往地铁方向走。“我们先去台北吧。”
因为他们是通过共同朋友介绍认识的，陶贞颖以为自己是这个香港人在台湾唯一可以信任的人，甚至可能是他认识的唯一的台湾人，但在近一个小时的地铁进城路上，两人基本保持沉默。那个男孩没有开口说话，对陶贞颖的问题也不感兴趣。
“我该怎么称呼你？”她问道。
“叫我……”
“你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警察来抓我，搜查了我住的地方。”
陶贞颖没有追问更多细节；她熟悉他的故事的梗概。警方掌握了他参加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证据——可以被定罪的证据。他要么是交了保释金，要么是还未被起诉，他在48个小时内决定逃离。为了混入其他旅客中，他几乎没带什么东西。在过去的几周里，几十个同样版本的故事正在台湾上演。
好几个月前的2019年春天，香港行政长官提出了一项会允许香港人在大陆法庭受审的引渡法案，这会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这片半自治领土的控制。要求撤回该法案的大规模和平游行收到的回应是催泪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随着暴力升级，许多年轻抗议者担心他们会因暴乱指控被捕，该罪名最高可判10年监禁。由于对未来没有把握，他们独自或结成小团体逃往台湾。
将台湾与中国隔开的台湾海峡最窄之处只有130公里，70年来，台湾人一直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武力吞并台湾的威胁之下，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对香港的抗议运动表示支持。许多台湾普通民众被感动，纷纷向抗议前线捐钱或捐赠物资，如安全帽、防毒面具和护目镜等。台湾的民选政府也发表过支持抗议者言辞动听的声明，但当香港逃亡者开始到来时，这些政客却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台湾能在香港的情况中看到自己的某种未来，因此担心过于公开地支持香港抗议者会加速那种未来的到来。
反而是一个由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的松散网络试图为新来者提供所需的东西——他们需要住房、食物、资金和医疗。一些台湾人，比如陶贞颖，以前已与香港活动人士或政客有联系，所以有人要来台湾时会找他们。有的时候，香港人靠的是台北当地的网络。
陶贞颖接到了首名抗议者后，开始护送更多的人，有时一天跑三次机场。她在一家电视台做制片人，每天下班后会花几个小时帮助新来者适应台湾的新生活。许多新来者遭遇了严重的创伤，夜里无法入睡，不知如何处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带照片的证件，以及家人留在了香港。陶贞颖为他们来回跑机场、提供陪伴，这本身虽是一个小行动，但她相信，她做的事是一场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多年来，港台两地的年轻活动人士一直高呼着“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战斗口号，以唤起人们对两地密切相关命运的关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已严厉打压了中国大陆的自由，他肃清了政敌，加强了对西藏的强制同化，并在新疆开始了一场文化灭绝运动。这之后，中共将注意力转向了香港。许多人担心台湾会是下一个目标。
2019年8月，香港的抗议者。 An Rong Xu
中国一直否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不听话的省份，并利用自己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来逐渐消除台湾的存在。中国已成功地将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多个机构中排挤出去。“台湾”这个名称已在主要的美国和国际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和登机公告中被删去，人们只能订飞往“台北，台北”或“中国台北”的航班。台湾有2400万人口，比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都多，与得克萨斯州人口大致相当，但在地图上、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或联合国(United Nations)中，台湾都不存在。台湾政府只被14个国家和罗马教廷承认。
近年来，中国战机在台湾海峡中线上空轰鸣的次数大幅增加，中国军舰也经常绕着台湾航行。今年3月，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最高军事官员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他认为中国会在未来六年内入侵台湾。
与自己在香港和台湾的许多同辈人一样，陶贞颖已经历了一场渐进的、不情愿的政治觉醒，引发这场觉醒的部分原因是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对该地区的威胁。这些处于中华帝国边缘的各方角逐的政体曾在北京的直接控制之外蓬勃发展，这里的年轻人已联合起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与完全不承认大卫(David)存在的歌利亚(Goliath)斗争？对陶贞颖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个事关生存的问题。来自中国的挑战，将决定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生活的未来。
陶贞颖从小时候起就是一名逆反者——不怕反抗她认为愚蠢或不公平的事情，比如老师似乎会偏爱成绩好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与班上其他人一样调皮捣蛋。她在台北长大的时候，有许多在她看来是说不通的事情。她的教科书上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中华民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首都是南京，这似乎没有道理。南京是陶贞颖从未去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会被列为她的国家的首都？当她对老师提出挑战时，老师告诉她，只需向其他学生那样写出正确答案，别的都不用管。
这的确令人困惑。中华民国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台湾；它基本不被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被许多媒体机构——包括本报——称为一个“民主自治政体”。但这个群岛（台湾是其中最大的）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和立法机构。自1992年——陶贞颖出生的前一年起，台湾公民一直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他们的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军队服役，旅行时持绿色封面的中华民国护照，但在他们抱怨了中华民国经常被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混淆后，2003年，政府在护照封面上的“中华民国”外，添加了“台湾”两字。
台湾身份的难解之结是一段角逐史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台湾一直受殖民者、移居者、军阀和独裁者的摆布。早在1544年，自从一艘葡萄牙船只从这里经过时，船上有人惊叫“福尔摩沙岛”（Ilha Formosa，意思是“美丽岛”）以来，外来者一直在决定这个岛上的事务，甚至岛名。虽然南岛民族是岛上最初的原住民，但随着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在内的欧洲商人的到来，来自中国的汉族移民越来越多。清朝在1683年控制了岛屿，但在1895年耻辱地败给日本人后，将福尔摩沙割让给了胜利者。为了证明自己能与欧洲的白人帝国相匹敌，日本人把该岛作为自己的模范殖民地对待，在岛上建了日本学校和大部分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在革命者推翻了大清帝国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在遥远的南京成立。但日本的入侵，以及执政的国民党与对手共产党的内战，使中华民国四分五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盟军把福尔摩沙裁定给了中华民国，没有征求当地居民们的意见。但在被日本人控制了50年后，岛上许多人曾对他们的中国解放者充满了真诚的热情。但他们说自己的语言、践行自己的文化，以及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国民党以铁拳统治台湾，视当地居民为与日本通敌的人，并为维持大陆的内战掠夺岛上资源。
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残余势力逃到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合法统治者。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150万流亡大军在岛上制造了两个社会阶层：台湾本省人和来自台湾以外的外省人。陶贞颖的祖母是在日本统治下长大的，她目睹了新来者抢走最好的工作和资源。后来，她嫁给了一名外省人，但丈夫欠下赌债后跑回了大陆，留下她帮忙还债。她卖掉了他们的房子，举家搬到台北，靠在街头卖切片水果和刨冰（一种传统的甜品）来养活陶贞颖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
国民党在岛上开始了一场强制的汉化运动——将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而不是陶贞颖的祖母和600万当地人中绝大多数人使用的闽南语。台北的街道被重新以中国城市的名字命名，教科书里讲授的是大陆地理和中华民国历史。本省人的存在从书中消失了。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确保了无人敢越雷池。
1987年，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的儿子和继任者蒋经国解除了已经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台湾经济在石化、轻工制造业和对科技行业日益重视的推动下大幅增长。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李登辉成了政府领导人，他加速了台湾向民主的过渡，李登辉后来也成为第一位担任总统的本省人。1992年，台湾首次举行议会的直接选举；第一次总统选举是在1996年。为了试图建立国家认同，李登辉提出了一种新的国民身份：人们不再是外省人或本省人，而是“新台湾人”。
到陶贞颖出生的时候，她的祖母已经投资了一小块地，把它变成了停车场。祖母买下了三套公寓，包括陶贞颖和父母、姐姐和弟弟住的那套。祖母把自己所有的孩子都送进了学校，包括她的女儿，那在当时很不寻常。陶贞颖把祖母当作女权主义的楷模来崇拜，祖母也很喜欢她。陶贞颖每天放学后都去祖母的公寓。
陶贞颖在祖母家得到了公主般的对待——吃的要啥有啥，受宠爱，甚至被娇惯——但在家里，情况就不同了，而且常常很麻烦。排行老二的陶贞颖既渴望得到关注，又对家人感到失望。她的父亲是台商（即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企业家），经常很长时间不在家。（天安门屠杀发生后，西方对中国实施了制裁，许多台商为了发财利用这个机会前往中国。台资工厂和本地劳动力后来成为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陶贞颖的父亲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和父亲一样来自江西的外省人。他在家的时候，情绪反复无常。陶贞颖讨厌这样，也讨厌他。
十几岁的时候，陶贞颖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包括学校和政治。她一向倔强、任性且独立。她逃掉课外补习班，和男友出去玩，学习成绩不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只是因为妈妈和姐姐揪着她来到考场门口。她妈妈非常担心陶贞颖不会被任何大学录取，所以拿着陶贞颖的准考证去了多个寺庙祈福。陶贞颖勉强被台北以外的一所私立大学录取后，家里人都欣喜若狂。
台湾民主化后，国民党开始在自由选举中与民进党竞争。民进党是由许多在国民党近40年的军事统治期间受镇压的异见人士组成的。两党以与其有关的颜色闻名——蓝色代表国民党，绿色代表民进党。仍没有真正的全民和解。
在陶贞颖的整个童年时期，总统的职位由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交替担任。两党对台湾曾经和未来的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曾经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国民党，已开始提倡与中共合作——深蓝阵营声称这种经济合作最终将使中国民主化，并能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实现统一。而且，这将有利于台湾的经济。
民进党的观点恰恰相反。深绿阵营主张去掉“中华民国”这个过时的标签，以“台湾”的国名宣布彻底独立。他们将停止对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任何主权要求，绿营从未对这些地方有亲近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与中国合作，但要以平等的地位。
所以，有关台湾未来的争论总是与“独立”或“统一”这样令人心烦意乱的概念交织在一起。但大多数台湾人的观点处于两者之间。多数人赞成维持现状，即“中华民国（台湾）”的事实独立。这比冒下与更大的邻居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好得多。
乘船抵达台湾的抗议者。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鼓励蓝绿分裂，在愿意合作的国民党执政期间与其一起工作，在更具自主思维的民进党执政期间将其孤立起来。1992年，国共两党在英属香港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后，双方达成协议，认为台湾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部分。国民党后来告诉台湾公众，这个协议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也有两岸都属于中华民国的可能性。这个协议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九二共识”。北京方面认为“九二共识”受到轻视时，会进行报复。
在深受选民喜爱的李登辉总统1995年访问了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后，中共对台湾要保持自己与美国的关系感到愤怒，在台湾岛附近进行了多次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一直持续到1996年。作为回应，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编队派往台湾海峡附近。2005年，北京通过了一项《反分裂国家法》，誓言如果中华民国“分裂出去”——放弃中华民国的称号，正式改称“台湾”——将使用武力。
2012年底，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13年，他还获得了基本属于虚位的国家主席头衔。虽然他加速了对大陆自由的打压，但习近平还是大受欢迎，他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获得了厌倦官僚干部越轨行为的民众的爱戴。在2013年的一篇著名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话的确切含义很模糊——但习近平誓要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完成这一目标。这将消除中国百年来遭受列强压迫的国耻。这一大业只有将地图恢复到清帝国的疆界才算完成，要包括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不论清帝国在那里的统治多么短暂松散。
陶贞颖并不是唯一一个无视这些笼统威胁的人；大多数台湾年轻人都对政治漠不关心。虽然年轻一代默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没得到太多讨论——如果你出生在这个叫做台湾的地方，那你就是台湾人，而不是像你父母那样流亡多代的中国人。陶贞颖也不太在意习近平说了什么。相较于吸引她全部注意力的高中恋情或是《绯闻女孩》(Gossip Girl)的重播，那个世界离她太遥远了。
陶贞颖第一次去中国，是飞去探望在上海留学的男友。她在海关走的是外籍人员通道，填写外籍人员入境表。当边检官员查看她的护照时，告诉她台湾人要去本国公民通道。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陶贞颖愤慨道。“我为什么要选国民通道？”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那位官员告诉她。“去那条通道。”
“我现在都站在这里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过关呢？”她问道，回头望向本国公民通道那里长长的队伍。
“不行，”那位官员说。
2014年陶贞颖大三时，在一个周五的夜晚，一位朋友告诉她，台北市中心的立法院出事了。人群在聚集，他们需要人手。陶贞颖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那是周末，而她正因一次闹得很大的分手伤心欲绝，于是她决定和他一起去看看。
他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在立法院朴素的白色砖楼外，年轻人聚集在宽阔的林荫道上，高声呼喊着口号。人群开始移动，每个人都在推搡，然后跑了起来，于是陶贞颖决定跟着跑。她身边的人开始攀爬围墙，她也开始爬。他们来到围墙另一侧后，就冲进了大楼。起初，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挪动家具，破坏室内的东西。陶贞颖也画了一些涂鸦；觉得挺好玩。事态逐渐平息后，那数百名年轻人，大部分是大学生，在当晚就开始策划占领行动。
陶贞颖了解到，他们是在反对一项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协议，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试图在不经过正常审查的情况下推动该协议通过。国民党在上海与共产党谈判达成的这份协议将开放台湾60多个服务业部门，包括旅游、电影和建筑业，以引入中国投资。自2008年国民党赢回总统大选以来，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而这些年轻的台湾抗议者对此并不信任，在他们看来，这是企图收买他们国家的行为。这感觉像是两岸统一的更广泛计划的第一步。北京对他们的经济控制越多，也就越能控制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生活。
这场持续24天的占领后来被称为“太阳花学运”，这个名字来源于花店老板送给学生的礼物。在政府承诺对该法案进行适当审查后，学生们才离开，成功让贸易协定搁浅。对陶贞颖和许多与她同龄的台湾人来说，“太阳花学运”标志着他们的政治觉醒。她被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迷住了——人民真的用他们的力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那之后，陶贞颖开始阅读更多关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在1947年2月28日对本省人暴动的镇压（即“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政府在数周时间里杀害了多达2.8万人。它逮捕公务员、医生、律师和其他任何被视为对国民党控制台湾构成威胁的人，用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将他们绑在一起，带到沟渠或水边，然后将他们射杀。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两年后，随着国民党全面退至台湾，戒严法宣布，一段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时期开始了。超过十万人遭到监禁，数千人被处决。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外省人也同样遭殃，被怀疑为共产党特务或同情者而受到迫害。
陶贞颖知晓了1980年被监禁的异见者林义雄的母亲和七岁双胞胎女儿的谋杀案，大多数人都怀疑是安全部门所为。她读到了郑南榕在1989年为倡议《台湾共和国宪法》而自焚。陶贞颖想，真难想象他会在已经成家的情况下，会为了国家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发现，自己以前对历史的理解是如此狭隘——台湾新生的民主原来浸染了那么多人的鲜血。
当她试图对家人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场面并不好看。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这样的深蓝与她逐渐迸发的浅绿水火不容。陶贞颖觉得他并不尊重自己的选择，经常将她的政治观点斥为年轻人的叛逆。她的母亲只会服从她那态度蛮横的父亲。这都是威权主义者的伎俩，陶贞颖气愤地告诉自己。强人压迫少数派，并要你服从他们的意志。她想，如果她的家庭就是压迫的缩影，那真正的威权统治该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呢。
陶贞颖开始参加当地的抗议活动，并思考起更为广泛的议题：婚姻平等、核能和环境。“太阳花学运”结束六个月后，她在新闻上看到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占领了主干道，那就是后来所谓的“雨伞运动”，抗议者要求直接选举他们的行政长官，而不是靠一个由1200人组成、被公认受操纵支持北京的委员会选出。出于一时兴起，她买了周末飞往香港的机票，并联系了一位住在当地的大学校友。她没有订酒店，而是与抗议者一起露宿街头。她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当17岁的黄之锋站在主舞台上对人群讲话时，陶贞颖就在现场。朋友把他的粤语演讲翻译成普通话告诉她。陶贞颖知道黄之锋14岁起就出了名，当时他号召香港人反对政府推行“德育”作为共产党洗脑教育的计划，而政府最终退让。陶贞颖觉得他是真正的英雄，年纪轻轻就在为民主和批判性思维而战。第二天她飞回了家，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更多信念。
几十年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人一直自认为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1927到1949年的中国内战期间，或是在中共打赢内战后逃离的难民后代。他们仍有家人在大陆，会回到祖宅进行扫墓仪式，还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后一段时期向贫困的表亲捐赠用品和食物。英国当局鼓励这种身份认同，因为这会使他们的臣民不太可能要求彻底独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1842年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后来又出让了邻近的九龙半岛。1898年，英国租借了构成今日香港大部分地区（包括重要港口和水库）的新界，为期99年。新界对殖民香港的重要性，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让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1984年到北京与邓小平谈判香港未来问题时几乎没有多少筹码。最终，英国同意将香港一切主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该领土将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进行管理，这本该让香港在经历一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后保留其独有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从而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一规划最初由邓小平提出，目的是为了吸引台湾。）
1997年的一个雨天，香港在盛大焰火中回归中国。由英中谈判代表外加极少数香港人参与制定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的效力将持续未来50年，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但从未给出“高度自治”的确切定义——这为此后的抗议埋下伏笔。《基本法》规定了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一位间接选举出的行政长官，以及一个立法会，其成员需要得到批准才能提出立法。立法会须由70名议员组成，其中半数为民选议员，半数是“功能界别”议员，即被殖民者控制的席位和利益团体。北京拥有最终决定权。到2047年之前，香港和中国都有时间来弄清楚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从香港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位主人创造了体制后，将钥匙交给另一位主人，然后离开了。
香港一度被允许保留其独特性。香港人每年都会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遇难者举行守夜活动，此事在大陆连讨论都被禁止。这里有嘈杂的自由媒体，不受审查的互联网，以及私有财产权。作为回报，香港为中国不透明的市场提供了有序而高效的金融渠道，这里也是腐败的中国官员存放离岸财富的热门目的地。对于大陆愈演愈烈的压制，香港还是一个有用的政治压力释放阀，异见者逃往这里也不会给中共造成太大麻烦，大陆人还能在这里买到在老家被禁的政治书籍。
习近平上台后，扩大了党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控制——任何异议或分裂主义观点都会遭致严厉打压。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相信，习近平接下来就会剥夺他们的自由。到2014年，他们已经对党日复一日干涉自己生活的行为感到恼怒，大规模抗议随之而来。如果说在台湾，中国还会试图通过贸易协定来购买影响力，那么在香港，中国已经开始加强自身的直接权威。“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已经从口号变成了预言。
2016年秋，陶贞颖刚刚开始担任一个新闻节目的联合制片，她采访了“香港本土民主前线”(Hong Kong Indigenous)创始人黄台仰，这个地方主义组织的诉求是给予香港人优惠政策，并从中国获得自治权。他们在台北见面后，陶贞颖在一次去香港的周末行程前给他发了短信，问他是否想在她到香港后一起吃顿饭。她当时已经开始花时间接触台湾独立活动人士，并对有同样抱负的香港人很感兴趣。
此前一年，黄台仰组织抗议，反对那些天天来港购买更优质的婴儿配方奶粉、药品和其他家居用品回大陆，扰乱边境附近地区生活的中国客商。这场运动有时变得很难看，抗议者会去骚扰和辱骂大陆人，但它迫使中共将赴港次数限制到每周一次。
地方主义来源于一种最初被大多数人认为过于本土主义的意识形态。但随着香港政府愈发屈从于北京，再加上“非典”(SARS)疫情后为了弥补香港经济损失，中共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游客、商人和移民挤进这里，给香港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地方主义逐渐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一天晚上，陶贞颖和黄台仰在一家传统香港茶餐厅见了面。在她后来的几次造访中，黄台仰介绍她认识了很有人格魅力的哲学系毕业生梁天琦，他是“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还有身材高大、人称“巴乔”(Baggio)的数字营销从业者梁颂恒，他创立了另一个地方主义组织“青年新政”(Youngspiration)。黄台仰和梁天琦因参与“鱼蛋”抗议正面临严重的刑事指控，那是在2016年春节期间，警方试图取缔无证经营的街头小贩时发生的重大冲突。
每当陶贞颖去香港过周末，她总会尽量找到黄台仰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或喝酒。他们热情、聪明、对政局的见解有趣而深刻。陶贞颖了解到，在“雨伞运动”失败后，香港的民主反对派进一步分裂。一个阵营在现有的“一国两制”下小心翼翼地要求更多权利。另一个愈发不满的阵营则转向公开对抗，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揭露他们认为的中共谎言。这些本土主义者甚至鼓吹香港完全独立，这个曾经边缘的观念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在年轻一代，而这必然会激怒北京。
回到台北后，陶贞颖仍然一直关注着香港的消息。她看到梁天琦开始竞选立法会席位，但因为支持独立的立场失去了资格。梁颂恒接替他竞选并赢得了议席。在就职宣誓仪式上，梁颂恒拒绝宣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方誓言，而是宣读了要效忠“香港民族”的誓言。他还把“中国”一词读成“支那”，这是“二战”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虽然此前在就职仪式上进行过表演性抨击的议员都被允许就职，但梁颂恒被法庭取消了资格，并被提起两项指控：一项是妨碍司法程序，另一项是拒绝归还他在被取消资格前获得的一个月的议员薪资。
当陶贞颖听到香港朋友的消息，她会给他们发一些她所谓的“关怀信息”。在简单的小纸条上写下她在这个艰难时刻对他们的思念。她记得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家人不支持她，朋友也不和她站在一起，她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她相信，如果能得到他人的关心和安慰，影响会是巨大的。她从未要求朋友或家人在政治上认同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她渴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2017年2月的一天，天气温和，多云微凉，陶贞颖去香港时决定改道乘渡轮前往一小时就能达到的澳门。上岸后，她被海关当局拦下，并被带到一个小房间。他们拿走了她的护照，开始审问她。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陶贞颖在自己的护照上用一张“台湾共和国”的贴纸盖住了中华民国的字样，这是一种爱国姿态，也是对他们眼中仍然统治着台湾的殖民政府的抗议。当局强迫她撕下贴纸，并在官方文件上写下“中国台湾”。之后，他们将她驱逐出境。他们声称拒绝她入境的原因是无法验证她身份的真实性。
这怎么可能呢？陶贞颖想。我都拿着护照了。
澳门警方送她乘渡轮返回香港，让她跟其他乘客隔离开来，仿佛她是什么危险的罪犯。因为一些贴纸就这样大动干戈？
“我真的傻了，”陶贞颖后来在Instagram上写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从位于香港半岛顶端的尖沙咀恒丰酒店楼顶，陶贞颖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风光。她去香港的时候总住在恒丰酒店，那附近有著名的天星小轮公司，街对面有她最喜欢的茶餐厅之一——澳洲牛奶公司(Australia Dairy Company)——那是她的香港朋友拒绝光顾的游客陷阱，但陶贞颖每天都去点炒蛋吃。与台北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相比，她更爱香港的繁华喧嚣。到晚上，她可以同时欣赏城市的灯红酒绿和大海。多年来，她经常来香港，对这里的街道已经产生了一种依恋。
2019年6月，陶贞颖在台北时，Telegram上所有与香港有关的频道开始爆发。新的引渡条例将在第二天进行投票，活动人士呼吁进行抗议。陶贞颖订了第二天上午飞往香港的机票。
到达后，她见了梁颂恒。多年来，陶贞颖和梁颂恒成了好朋友——她每次来香港都想去看看他。他们谈论政治，出去吃饭或喝啤酒，开着玩笑。黄台仰因在“鱼蛋抗议”活动中受到指控逃离香港、流亡德国，梁天琦则因为在抗议活动中的角色被判处六年徒刑。陶贞颖担心梁颂恒会是下一个。
梁颂恒参与了将抗议者转移到台北的工作。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天，陶贞颖与梁颂恒及其团体一起走上街头，她被抗议的人数吓了一跳——700万人口的城市里有100万人参与抗议。晚上9点左右，陶贞颖要去机场，路上太拥挤了，梁颂恒让一个朋友陪她去地铁站，担心她会在拥挤的人群中迷路。当陶贞颖在台北下飞机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驳回了抗议者的要求。人们立即制定了再次走上街头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抗议人数翻了一番，达到200万。人们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情绪：2003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击败了一项国家安全法提案。
抗议活动很快成了每周的例行公事——市民们聚集在城市的主干道上，走上同一条抗议路线，和平地呼吁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以为7月1日的游行会很盛大——这是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的纪念日，也是每年一度的抗议共产党统治的日子。陶贞颖早到了几天。梁颂恒对她参加游行的决定表示担心。他知道警察的目标是比较弱小的抗议者，尤其是女性，而陶贞颖身材矮小，不擅长运动。她不像当地人那样熟悉街道。“你不能跑，你不能打，所以退后！”他一直坚持，但他无法阻止她。
7月1日下午，陶贞颖站在立法会门外。一位朋友建议：“做一个横幅，写上你是台湾人，把它挂在自己身上。”陶贞颖不会说粤语，而香港人的国语水平通常无法区分她的口音和中国人的口音。每次梁颂恒介绍陶贞颖时，他都解释说她是台湾人。每个人都很高兴，感谢她的声援和支持。但她的朋友刚刚看到一个说普通话的人遭到严重殴打。街上的气氛变得太紧张了。
陶贞颖的一个朋友护送她到附近相对安全的人行天桥，在那里，她目睹了当晚抗议者闯入立法会时的混乱局面。在里面，有人涂鸦写道“香港还不是中国”和“是你教会我，和平抗议是没用”。这是一种可能无法避免的激进化。“如果我们被烧死，你们也会被烧死！”抗议者引用《饥饿游戏》(Hunger Games)中的话说。第二天早上，陶贞颖飞回家，感到很无助。她很担心。她想，这对香港人来说不会有好结果。
回到台北，她无法忘记这场运动。在工作中，这件事主导着直播讨论。下班后，她会回家观看抗议活动的直播。她无法控制自己。这让她想起了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她总是很难想象她所读到的那些勇敢反抗的行为，但现在她在香港的朋友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简直难以置信。
当她和台湾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感到孤独。她不介意见面时抱怨台北高昂的房租、缺乏就业前景或人才流失（许多充满活力的同龄人都去海外求职）。但他们从不讨论她关心的事情——人权、政治、中国共产党。她认为，也许她的朋友们不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因为他们太安逸了。他们已经在自由选举中投过票了。中国的威胁无处不在；大家都不再在意了。此外，台北的米其林星级夜市摊位、行家咖啡店、拥挤的酒吧、日本居酒屋和各式各样的珍珠奶茶，与香港为自由而斗争的情况相距甚远。
她希望她的台湾朋友更多地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视他们自己的民主，保持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有时她试图向他们解释：“对你们来说，这只是新闻上的事，但对我来说不是。这些是我的朋友。他们实际上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在立法会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警方逮捕了数百名抗议者，许多人在台湾寻求避难——有些人在被保释后直接从警察局逃跑。台湾被认为是一个适合逃亡、躲藏的地方。
梁颂恒常常提醒陶贞颖有人来台湾了。有时其他朋友会联系她，她会去机场接抗议者，或者引导他们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非政府组织。有时梁颂恒并不真正认识他给她送去的人——他们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他把他们送到陶贞颖那里。
陶贞颖不确定，在2019年夏天，她把多少人从机场送到了非政府组织。可能有十几个。另外还有大约40人，在他们到达后，她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一名19岁的女子甚至搬进陶贞颖的家里住了两周。她父亲觉得整件事莫名其妙。陶贞颖担心他从亲共产党的媒体上得来的问题和观点让这个女孩感到不舒服。
陶贞颖为正在到来的流亡者担心。她的国家没有难民法。这些逃离的香港人持旅游签证抵台，签证将在三个月后到期，他们不被允许在台湾工作。他们要怎么养活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上高中，但如果没有正式身份，他们怎样才能继续上学？由于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与居住权挂钩，他们怎么才能得到医疗帮助呢？
陶贞颖希望自己的政府能为保护这些人做点什么。在最近不久前，民进党自身就曾是威权统治下的政治异见者。但政府经常指出，台湾设立的任何庇护制度都将难以承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巨大的公民数量。即使有难民法，也不适用于香港人，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香港人已经是同胞，适用于真正外国人的法律对香港人不适用。（中华民国对整个中国拥有主权的宣称仅存的作用是制造奇怪的法律上的扭曲——例如，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由大陆委员会、而不是外交部管理。）考虑到台湾所处的敏感状况，许多台湾人认为，最好是慢慢地、甚至秘密地接收这些香港年轻人。
2019年8月，陶贞颖为梁颂恒过33岁生日去了香港。那里的气氛沉闷。一个涉及梁颂恒的案子仍在法庭审理阶段；另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一个月监禁，他还没有开始服刑。他们一起去吃了晚餐，但没有买蛋糕或蜡烛庆祝。陶贞颖以前问过梁颂恒是否有兴趣离开。他告诉她，他可能会在将来的某天离开，但肯定不会现在就走。
“三万七千人投了我的票，”他告诉她。他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
陶贞颖问他有没有生日愿望。
“至少活到明年。”
“我替你许个愿吧，”她建议道。“我希望你尽快入狱，尽快获释，然后尽快来台湾。”作为一个生日愿望，陶贞颖觉得这听起来很可悲，但却是真的。
整个夏天，陶贞颖继续去香港参加抗议活动，尽管她越来越担心自己会被逮捕。她也为经常缺勤给电视台的同事带来的压力感到内疚。2019年8月底，她辞去了工作。那之后，她有更多的时间在台北接待抵达的流亡者，也可以在香港待更长的时间。陶贞颖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她的战斗——也许只差一步之遥——但对她来说，与他们团结在一起反对中共具有某种意义。
她的台湾朋友们对她表示担心：你的全部生活只是为了香港，他们说。陶贞颖无可奈何。她已经陷得太深了。
陶贞颖再次飞往香港，是在计划于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行的抗议活动的数日之前。北京会举办庆祝活动，而抗议者想让香港瘫痪，电视报道中一边是国庆游行，一边是年轻人遭催泪瓦斯攻击的分屏画面，想必会有损习近平庆祝活动的计划。陶贞颖在机场降落后，官员扫描了她的护照，把她从队列中拉了出来。她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在那里，他们拿走了她的护照和文件。她等待了很长时间。
官员搜查了她的行李和钱包，检查了她的信用卡和携带的现金数量。他们问她住在哪里、和谁见面，以及旅行的目的。陶贞颖给了他们一个假的酒店名字，告诉他们她是来见朋友的，并拒绝透露细节。官员们声称他们只是担心她的安全，然后就让她走了。
第二天早上，陶贞颖的手机开始发出收到短信的嗡嗡提示音。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吗？”
“你安全吗？”
陶贞颖被“香港解密”人肉搜索了。“香港解密”是设在俄罗斯的一个亲北京的大型网站，以抗议者、记者和活动人士为目标，公布他们的所谓“罪行”。陶贞颖是那天被“香港解密” 公布了个人信息的知名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政客的八人之一。她不知道“解密者”为什么会费精力把她包括进去，但他们已经公布了她的照片、出生日期、护照信息、梁颂恒的名字，以及8月她上次来香港的具体日期。他们说她曾“商讨暴力分子赴台避难”。
陶贞颖原计划在香港停留两周，但她的朋友们叫她早点离开。如果她再待下去，可能也会被逮捕。陶贞颖一周内换了三家酒店，试图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但“解密”已经给她带来了伤害。她在自己Facebook帐号下收到威胁。“不要以为把自己藏起来了就会没事，”一条信息写道。“见你一次杀一次。港独狗的下场只有一个，不得好死……小心性命。”有人公布了陶贞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还有人一直想黑入她的手机和邮箱。
陶贞颖再次申请去香港的签证时，她被拒绝了。
无法再前往香港后，陶贞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北人数越来越多的流亡社区。梁颂恒继续把逃亡的抗议者送到她这里。刚开始不知道如何帮助这些人的困惑已被一种“台面下”的做法取代，那就是鼓励持三个月旅游签证来台的年轻抗议者转为持学生签证。
那个夏天，陶贞颖遇到了一名性格快乐、身材高大的抗议者，他叫甘（Gam，音）。他被控持有武器，在获得保释后逃离香港。他曾在香港从事安装电子设备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帮助他适应新的生活。没有居留许可的话，就无法购买有效期超过30天的SIM卡。陶贞颖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张卡。他是带着一些积蓄来台湾的，正在找一个便宜的出租房。陶贞颖给他讲了台北各个社区的情况，并指引他去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该基金会为抗议者提供无偿律师服务，并用筹集来的私人捐款为他们提供津贴。他最后住进了一个教堂的宿舍。
秋天的时候，甘又与她取得了联系，问她是否可以一起吃顿晚餐。吃完饭后，他提出由他来付账。陶贞颖很惊讶。她很少让香港人付钱。甘解释说，他曾在一家线上企业工作，为Facebook上的一家香港商店设计和销售抗议用品。他希望在台北开一家分店，并问陶贞颖如何在台湾合法地成立一家公司。他想在台湾开个银行账户；陶贞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台湾的商业搭档，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你真的要认真去做这件事吗？”她问他。“一旦你开始做，你不会半途而废吧？”
已经逃离香港的甘。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是的，我要做这件事，”甘告诉她。“我将在这里住上十多年。我不能永远靠别人的捐赠生活。我要自食其力。”陶贞颖同意帮忙。
甘已经考虑过其他的赚钱方法——进出口、3D打印——但似乎都不合适。他经常思念香港，那里的食物、那座城市，以及他的母亲。因为不想危及母亲的安全，他不告而别，将她独自留在了那里。如果警察盘问母亲，她可以坦诚地回答，不知道儿子在哪里。有时候，他的脑海里会浮现在香港街上闲逛，从他最喜欢的一家饭店走到另一家的情景：这家店的奶茶，那家店的面条，还有其他店的烤肉。更有钱的香港人负担得起600万台币（约20万美元）的投资签证，他们已在台北开了一大批港式餐馆，但甘认为，他们餐馆的饭菜远不如香港本地。台湾奶茶比香港的淡得多。他能找到的最接近自己熟悉口味的是肯德基的蛋挞。
许多香港抗议者以为，在台湾，他们会在文化和语言上感到比较自在，但这往往会让两地的差别对人产生更不快的影响。香港给人以一种严肃、无情、高效的感觉。台湾则是一个做事分等级、拐弯抹角、慎重而呆板的官僚主义地方。甘告诉陶贞颖，在香港开个银行账户毫不费力；而在台湾，他们等了一个月。
陶贞颖习以为常的事情会让甘感到震惊。有一天，他们带了50包商品去邮局。在此之前，甘已在网站上输入了收件人信息。但他们到了邮局后，工作人员搞不明白他说的网上输入的信息是什么意思。他们要求两人重新手写填表。“谁还用手写这些啊？”甘很恼火。“在香港，我们只需要扫条形码，只用三分钟！”
许多逃到台湾的香港人和甘一样困惑。对他们来说，来台湾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适应这里的生活更难。最让人痛苦的是他们的与世隔绝感，这种感觉来自不能信任台湾人，甚至其他香港人。他们不知道自己会用哪个名字，也不知道谁会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谈到家庭时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们知道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父母生病或去世时，他们可能不能到场。他们发现很难与他们在台湾的同龄人建立联系，因为那些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创伤，也不理解为家乡而战是什么感觉。陶贞颖尽力提供她唯一能提供的东西：友谊。
大多数新来的人觉得，台湾本身也逃不出中国的魔掌——来台北访问的活动人士被跟踪，他们的详细行程被亲北京的香港媒体在报纸的头版发表。来到台湾的知名香港流亡者和活动人士在街上被人泼过红漆。在支持香港人并雇佣了流亡者的保护伞餐厅，一名男子将一桶鸡粪和鸡毛扔向厨房和工作人员，导致餐厅遭到破坏。
与甘一起工作给了陶贞颖一种使命感，把她与香港拴在了一起，那里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2019年11月，暴力升级，香港理工大学遭受了长达12天的血腥包围。陶贞颖整段时间都没怎么睡。她一直在盯着直播看，看着防暴警察将留守校园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包围起来。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箭、汽油弹和砖块。警察手持高压水枪步步逼近，并威胁要用断绝食物来源迫使抗议者出来。许多人不得不用爬下水道或攀爬人行天桥的方式逃出。1300多名抗议者被逮捕。又一大波寻求庇护的人涌入台湾。
陶贞颖经常梦到警察的拘禁——她会在噩梦中看到名单，上面是被捕者的模糊名字。她知道名单上有她的朋友，但她不确定具体是哪些朋友。她从梦中醒来后，马上去查看Telegram，一条一条地看，无法再入睡，她需要确认她的朋友们没有被抓走。
随着被捕人数的增加，离开香港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自2019年夏天以来，走私者一直在用渔船，将被禁止旅行的抗议者偷渡到台湾。到秋天时，走私者们大幅提高了偷渡价格，梁颂恒所在的网络开始组织自己动手的行动。他们考虑购买渔船，但渔民的圈子很小，如果有人卖给了他们一艘二手船，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们买来了快艇，用快艇渡海更危险，但能更安全地获得快艇。他们需要汽油，但如果他们去加油站买汽油的话，就会被摄像机拍到。他们找到了一个能让他们用虹吸管抽汽油的地方。每艘快艇上的人都不得不学习导航和驾驶。
那年冬天，他们开始送快艇出海。他们一大早就在香港港口附近的一个指定地点聚集，素不相识的抗议者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一起流亡的人。快艇不够。需要建等候者名单，还出现了承诺根本不存在的座位的骗子。不顾一切要离开香港的抗议者与梁颂恒联系。他会让他们做一个留在香港的成本效益分析。“你面临的最高刑罚是一年或两年，”他会对他们说。“你知道驾船出逃的风险吗？你可能会被打死，或者死在海上。如果你面临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就不值得驾船出逃。”陶贞颖催促梁颂恒乘其中一条船离开。
“你把世界上所有的香港人都送来了，为什么不把自己送过来？”她问道。
“现在还不到时候，”他说。
“你现在能走，但你选择不走。也许将来，你想走还走不了了，”她告诉他。“只有活着，你才能帮助香港！”
台湾人在观看香港局面的同时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在2020年1月面临连任大选的时任总统是民进党人蔡英文，她很快就对香港的抗议运动表示了支持。蔡英文在竞选中说，如果台湾人投票让国民党重新掌权，他们会进一步靠近中国。他们是想冒着与香港同命运的风险呢，还是想在她的领导下将台湾的自治坚持下去？
在香港爆发抗议活动前，蔡英文的支持率曾以两位数落后于国民党对手，但习近平越是攻击台湾和香港，蔡英文的支持率就越高，对她的政治提出质疑，哪怕是轻微质疑，已很难不被贴上支持中共的标签。
陶贞颖对在她看来是蔡英文的伪善感到愤怒，蔡英文在竞选时表示支持抗议者，但当他们抵达台湾时，她却几乎什么都没做。没有正式的庇护，让抵达台湾的香港人基本上成了无国籍人士。
“民进党正试图走一条非常谨慎的中间路线，”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何明修解释说。“一方面，民进党有道义上的义务帮助香港人，但同时，他们也明白，任何大的举措都会激怒北京，所以他们试图两全其美。这是典型的蔡英文做法。他们试图用不引起注意的方式行事，不想大张旗鼓，这实际上遭到了很多人批评。”
香港人自己觉得他们不能公开批评台湾政府。他们在台湾的身份不确定——完全取决于当权者怎么想，客随主便。流亡的香港人成立了自己的公民社会团体，这些团体把时间花在努力争取台湾民意上，但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现在，我们需要靠政府的友好态度，但我们希望有一个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机制，”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发言人林俊宏律师说。他一直在帮助抗议者在没有明确法律的情况下在台湾合法地留下来。
蔡英文和民进党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大量虚假信息，这是人们熟悉的按照已经存在的裂痕分裂民众的策略。海峡两岸的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阴谋论，但其中大多数是针对民进党的：中情局已派特工用隐形墨水篡改选票，为蔡英文助力；蔡英文曾六次堕胎；她的博士论文造假。通常不难看出哪些是虚假信息：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而台湾人使用繁体字，造谣的帖子经常用错繁体字。作为回应，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在网上进行事实核查，以纠正记录，但很难跟上造谣的步伐。假新闻、酝酿期的谣言、草率的政治化言论在网上十分猖獗。
蔡英文也曾在平衡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在中国内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作为国民党的最终保护者，曾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政府。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不允许与一个承认他们海峡对岸竞争对手的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为了承认北京的政府，与中华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自那以后，美国创建了错综复杂的立法，试图在中国的要求和自己对台湾的支持之间取得平衡。1979年4月，美国通过了《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为与它现在称为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地方保持关系提供了法律基础。该法案为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奠定了基础，它不要求美国在中国发动攻击时保护台湾，但仍为这种可能性留下了余地。这一立法旨在表明对台湾的支持，同时也阻止了这个国家正式宣布独立。
在正式外交关系中断后，直到2016年候任总统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与台湾领导人说过话。之后特朗普让对华鹰派和对台友好派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国会批准了超过120亿美元的军售，包括自1992年以来美国都没有向台北出售过的战斗机。但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很清楚，特朗普对台湾的付出与他与习近平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是成正比的。
中国方面的情况也难以预测。2018年，中共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分析人士怀疑他可能会为了巩固权力而制造更大的对台冲突。如果不能牢牢控制中国认定的自古以来的领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藏民安置、新疆拘禁营、镇压香港和“统一”台湾的政策，在国内都很受欢迎。
大多专家认为，中国立刻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或许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就会促使习近平采取行动，但代价将无比高昂。更紧迫的是，中共试图阻止台湾作为“台湾”独立存在的欲望或能力——以确保台湾和国际社会相信，这片群岛与大陆融合只是时间问题。
中共的“对台策略是让全世界都相信，抵抗是徒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历史的诠释是正确的，并且终将成为现实”，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的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说。“因此，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台湾抵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融合，只是浪费资源，因为这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共利用进入中国经济的渠道，操纵其认定属于国内事务的全球讨论。在休斯敦火箭队(Houston Rockets)总经理发推支持香港抗议者之后，NBA被迫在正式道歉和被赶出中国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后，因为一名球员谴责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北京对英格兰超级联赛(Premier League)的一支球队进行了惩罚。政府煽动国内抵制耐克(Nike)和H&M，因为这两家公司就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发表了声明。台湾人的抱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Gap不得不为一件缺少台湾的中国地图的T恤设计道歉。当一位台湾作家入围了曼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时，委员会迫于中国压力，将国籍类别的表述改为了“国家/地区”。
中国在2018年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以报复加拿大在美国的要求下逮捕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这实际上是在商业威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劫持人质的行径。那两人被关押时间超过两年，在没有证人的法庭接受了闭门审判。之后，他们又被送回监狱，判决结果一直没有公布。这种拘禁行为超过了中共以前从未越过的界限——但他们却无需承担任何实质性后果。这些案件是一种警示，即在中国或香港的台湾公民，或是任何公民，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蔡英文以创纪录的得票率连任，但陶贞颖确信，危险依然近在咫尺。她的父亲和超过500万其他台湾人都投票给国民党；一劳永逸地摆脱中国似乎难于登天。“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我们自己，”陶贞颖说。
2020年1月21日，台湾公布了首例新冠感染，并于3月全面封锁了边境。一开始，陶贞颖松了口气。全世界都在封锁，在有新的香港人到来之前，她可以稍事休息。但几个月后，密接追踪消除了当地的疫情传播，生活恢复了正常。从4月中旬到12月下旬，台湾都没有新的本土病例出现。与此同时，香港的防疫措施扼杀了抗议——学校关闭，四人以上的公共集会也遭禁止。
2020年5月，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对香港国家安全法进行投票——这项法律将禁止任何被中共定义为叛国、煽动和颠覆的行为。它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与2019年的抗议者所担心的不同，北京并不会将香港人引渡至中国的法庭，而是要将中国的法律强加于香港，粉碎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该法律于2020年6月30日晚11点生效。“一国两制”实际上已经终结。香港现在可以说只不过就是另一座中国城市了。
就在国安法宣布后的几天之内，多年来的行动主义彻底瓦解——黄之锋的“香港众志”(Demosisto)、梁颂恒的“青年新政”等民主团体全部解散，以避免可能的迫害。批评习近平或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书籍，或是反对派议员的作品，都从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消失。公开支持抗议的“黄丝”商铺移除了所有相关物件。人们修改自己在社交网络的用户名。删除了还剩下的所有个人帖子。他们下载VPN、Signal和WhatsApp，开始仔细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是否妥当。那些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人请求取消采访。他们开始注意自己在陌生人面前的言论。香港人不是在公开的压迫中长大的。他们并不能靠本能感知到红线在哪里；一切都需要三思而后行。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何为安全、何为不安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从未站在抗议前线的人甚至也开始谈论逃离——为了他们的后代，或是他们自己。
富裕的香港人可以申请台湾的投资签证。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可以申请学生签证，而能够找到工作机会的人可以申请工作签证，但仍有很多年轻抗议者既没有钱也没有人脉，没有资格拿到以上签证。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超过200名像甘一样为逃避逮捕或判决的面临危险的抗议者，曾在台湾关闭边境前寻求庇护——政府拒绝透露官方数字。
台北信义区。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6月，差不多在香港流亡人士开始抵台一年后，台湾政府才终于颁布了一项官方政策来应对这一情况。它避开了“庇护”或“难民”等措辞，而是依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规定，承诺按照个例，为“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的居民提供援助。台湾政府设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新办公室，帮助流亡者申请学校或工作机会，并提供财政补贴。至于判定庇护寻求者的标准，如果被拒绝他们该怎么办，已经在台的香港人留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以及他们是否会被授予公民身份，都还没有明确规定。
政府坚称，若是披露任何细节，中国就将利用这些信息在台湾布满伪装成难民的间谍。“我们相信，现有法律法规已经为本届政府创造了足够的空间，向香港市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陆委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对我表示。2020年，有超过1.08万香港人获得了台湾居留许可，几乎是前一年总数的两倍。
很多台湾人觉得该政策已经足够——毕竟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处于一种阈限静止的状态下。202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台湾人希望他们国家的模糊处境继续下去，既不要彻底宣布独立，也不要和中国统一，而是以后再说。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看法不再如此——包括陶贞颖在内，有13.5%的人认为台湾应该尽快宣布独立，即使有被中国攻击的风险。
台湾政府的反应激怒了陶贞颖。她也并不想看到香港人都涌入台湾——这使得建立一个能查出假冒者或间谍的适当机制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我们是否去宣传我们正在拯救香港人，都不能阻止中共对我们的攻击，也不能阻止中国对台湾的渗透，”她说。“无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台面下，他们从未停止压迫我们。如果这是正确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做呢？”
2020年10月，陶贞颖收到了她一直在等待的消息。梁颂恒希望离开。他一个月的刑期刚刚结束，几乎立刻就注意到自己被跟踪了。国安法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考虑——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在用控制大陆的方式控制香港，营造了一种噤声的氛围。即使他接受采访，记者也选择不发表他的言论，无论是为了保护他还是为了自己。此前有议员在被跟踪后被捕，梁颂恒担心政府计划再次逮捕他。于是他请陶贞颖帮他筹备逃到台湾的计划。
终于来了，陶贞颖想。他们不能依靠那些船只——8月，12名抗议者试图渡海，被中国海岸警卫队抓获，这条路线因此被破坏。陶贞颖呼吁政府的联系人设法给梁颂恒弄到工作签证——他似乎正是“第18条”应该保护的那种处于危险中的抗议者。但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她的尝试毫无结果。她的联系人没有直接拒绝他，但也没帮上什么忙。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陶贞颖告诉梁颂恒，在台湾寻求庇护是行不通的。
陶贞颖开始敦促梁颂恒考虑其他国家，在那里他可以对这项事业有所帮助。她确信他的时间不多了。他们的朋友、19岁的活动人士钟翰林于10月底被拘留，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洗钱，并且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指控阴谋发布煽动性材料。
2016年，年仅15岁的钟翰林在高中和初中校园成立了“学生动源”，这是一个旨在推动香港独立的组织。他身材瘦长，戴着眼镜，留着浓密的直刘海，几乎看不出实际年龄。有一次在台北，陶贞颖带他去参加一个集体晚宴，看到他全神贯注地读着某人的10岁孩子带来的一本关于恐龙的书。还有一次，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记者问他想喝点什么，钟翰林要了热可可。陶贞颖已经习惯于把他当作一个小弟弟。
在他2020年1月最后一次来台湾时，陶贞颖恳求他留下来。她向钟翰林保证她有办法帮他去美国，但钟翰林拒绝了。“我又不是第一个因为国家安全法被捕的人，”他开玩笑说。
钟翰林说的没错。严格来说，他并不是第一个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被捕的人。他是第二个被起诉的人。2020年7月，安全部门在他的家中逮捕了他，指控他在Facebook上发表支持香港独立的帖子。
陶贞颖已经不指望蔡英文政府会在明面上帮助香港人，但如果他们可以根据“第18条”暗中帮助任何人，那就应该帮助钟翰林：一个因为所谓的Facebook帖子而面临终身监禁的少年。但当局什么也没做。
到了10月，钟翰林已经无计可施，计划在保释期间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庇护。但当他在附近的咖啡店等待领事馆开门时，三名便衣安全人员逮捕了他。（他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身在美国境内才能做出申请。）
陶贞颖崩溃了。她无数次地想象着去机场接钟翰林的情景。她曾梦想着帮他上船。现在他被关在壁屋惩教所，这是一所高度戒备的少年监狱，他曾在那里被单独监禁。她本可以救他的，结果失之交臂。那种挫折感总是在她的周围，是她无法逃避的失败。她不会让梁颂恒重蹈覆辙。
11月下旬，陶贞颖和我在台北市区的一条街上吃蚵仔面，她告诉我，她终于找到了把梁颂恒带到美国的办法。我在台湾的三个月里，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帮助我们交流的翻译也同样有耐心。那天晚上，她充满了期待——她之前都失败了，也许能在梁颂恒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要离开香港这件事梁颂恒没跟多少人说过；他不想牵连任何人，或者被人告密。他和陶贞颖都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能出去。他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禁飞名单上；他可能会被扣留在机场或被带离飞机。陶贞颖太紧张了，她甚至没有告诉她在美国的联系人他什么时候会来。梁颂恒在机场、在飞机上、在洛杉矶转机时，直到最后在12月抵达华盛顿，都向她报了平安。
几个月后在那里遇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很感激陶贞颖为香港人所做的一切，感谢她帮助他安全抵达美国，她总是充满热情地尝试做正确的事情而不计后果。“能有这样的友谊，我也是多么幸运，”他说。“广东话讲，这就像是缘分。”
很多台湾人支持香港抗议运动，但没有人像陶贞颖那样全身心投入。“在我最初参与香港事件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支持的不是香港；我支持的是自由和民主，”陶贞颖告诉我。“对我来说，捍卫香港的民主与捍卫我自己的民主是一样的。我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
陶贞颖知道她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她说：“我谁都不是，但我是香港政府最早曝光的台湾人之一。”她觉得现在去一些地方旅行可能很危险。中国政府涉嫌策划了2015年在泰国绑架香港书商的事件，中国保留了对在任何地方犯下的“罪行”执行国安法的权利。“我不能再拿到签证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进入一些亲中国的国家。我去泰国度假会被逮捕吗？”她继续说。“如果我是公众人物，我不会抱怨。我不是公众人物，也不想成为公众人物。我只想成为现实生活中那些人中最真实的朋友。”
与许多台湾人的担忧相反，新的拜登政府维持了特朗普对中国的压力，并积极争取其他国家为台湾发声。自1979年以来，台湾事实上的驻美大使首次应邀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美国高层代表团继续访问台北。中国以军事姿态作出回应——在美国正式访问期间进行两栖登陆演习和实弹演习。学术界和专家认为这些武力叫嚣不是即将入侵台湾的计划，更多是反映美中关系的恶化。
但台湾的命运还远未确定。中国的行为现在被美国外交政策鹰派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台湾则被描述为可能引发战争的迫在眉睫的导火索。与此同时，美国进步派外交政策圈认为，中国最终对台湾的控制已成定局——对一场精疲力竭、无休止的战争的结局懦弱地耸耸肩。有些人甚至提出为了与中共建立更好的关系而直接进行交易。
排挤台湾的运动在大流行之际仍在继续。“台湾无路可逃——压力已经在那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告诉我。“中国政府在阻挠台湾参与国际事务、攫取我们的外交盟友方面有强大的力量。他们还试图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在军事上威胁台湾。我们不希望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局势变得比现在更糟。”
2021年5月，在几乎没有本地传播的一年多之后，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本土新冠病例激增。蔡英文解释说，因为BioNTech在中国的压力下，要求台湾在购买辉瑞疫苗的新闻稿中删除“国家”一词，政府无法签署购买疫苗的协议。尽管台湾遵从了规定，但交易陷入停滞。中国提出向台湾捐赠自己的疫苗，将民进党政府逼入墙角。新冠病例飙升已经损害了蔡英文的声望，疫苗政治加剧了两极分化，国民党暗示民进党拒绝中国制造的疫苗是在将人命政治化，而民进党坚持认为是中国首先切断了获取辉瑞疫苗的渠道。最终，两家台湾公司——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和芯片制造商台积电——从BioNTech购买了疫苗，并将其捐赠给了台湾政府。
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时，台湾面临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仍在从威权政权过渡的国家，很快就会被另一个威权政权所吞并。在这短暂的喘息中，台湾正在蓬勃发展，但台湾人自己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吗？
陶贞颖体现了台湾许多独特的矛盾。她的祖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父亲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陶贞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然而，他们都住在同样的公寓里，都拥有投票的权利。“台湾还没有弄清楚台湾是谁，”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Harvard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博士后列夫·纳赫曼(Lev Nachman)解释说。“他们不能开始让难民和移民入境并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里谁是台湾人。”
“当你受到质疑时，其他所有政治问题都是次要的，”纳赫曼继续说道。“并不是人们不关心最低工资或经济等问题，而是在这些问题前面有一层过滤：‘我们是谁？我怎么看中国？这如何影响我的身份认同？我是台湾人吗？我是中国人吗？我两者都是吗？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我应该对哪边忠诚？’”
香港和台湾都是保守的社会，由一波又一波的汉人移民组成，经济上依赖中国。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的身份认同，直到他们发现自己都在反抗日益逼近的北京。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已经渐渐从新闻中消失。先是西藏，然后是新疆，然后是香港——帝国的边缘地带已经被一一吸纳。只剩下台湾。台湾人担起了责任——举行纪念抗议活动、出售禁书，并为那些无法再维护被禁网站的香港人维护网站。
陶贞颖本人，则在有关台湾未来的虚无感和对香港民主精神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地方重生的炽烈信念之间摇摆不定。即将被抹去的前景，让一种真诚的爱国主义孕育而生——台湾人试图在任何能够容纳他们的空间中维护他们的存在。现在流行在出国旅行时拍摄带有绿色“我支持台湾独立”旗帜的照片，并在网上发布。陶贞颖无论去哪里度假，都会带着它——在日本、德国和荷兰举起它拍照。2018年在巴黎，她被一群中国游客围攻，试图抢她的旗帜并冲她大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陶贞颖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整个地区，年轻人正在经历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他们试图成长，在一座城市、一个文化和一个国家中建立生活，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存在的时日无多。泛亚的团结曾一直微乎其微，直到共产党对长达一年的香港抗议运动的惩罚性回应，将集体代际危机感推到了最首要的位置。
去年，#MilkTeaAlliance（奶茶联盟）在网上大量涌现，部分原因是台湾、香港、缅甸和泰国的年轻人为自由站了出来，他们往往直接反对中国或被认为是由中国支持的政权。他们都怀有改变地缘政治命运的梦想——微小的陀螺齐声旋转，直到动力耗尽。
6月下旬，当我打电话给陶贞颖时，她告诉我她已经退居幕后，而甘在他们共同创办的网上商店中担任了更多的管理角色。他们决定，他将用开店所得去读他的产品设计学位。他的国语在进步，他正在努力更充分地融入他的台湾生活。当他认为不会再危及母亲时联系了她。他们现在经常通话。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她接到台湾。
陶贞颖在钟翰林20岁生日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这是活动的一部分，让他知道他没有被忘记。她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她知道她的话被人监视着。“姐姐常常想到你来台湾和我吃饭的日子”她写信给他。“加油，”她署了名字。“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信念价值。”
陶贞颖放弃了她的职业生涯，以帮助流亡的香港人。她想保护台湾本土新生的民主，但她不确定这对她的真正意义何在。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如果她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觉得无法直视自己。她开始上粤语课，每周和台北的香港朋友一起吃住家饭。他们会为她挺身而出，就像她为他们挺身而出吗？她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