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乒乓球混双在领先两局的情况下，惨遭日本对手逆转，与金牌失之交臂。赛后，刘诗雯几度落泪，充满自责。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肖若腾以微弱的分差屈居第二，而夺冠的日本选手被普遍质疑“有大失误却拿高分”“胜之不武”。
出界却夺冠的日本选手
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芦玉菲失误掉杠，重重摔在垫上。
起身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可以再翻吗”，让网友瞬间破防。
在这届奥运会上，让人心酸的中国运动员可以说一个接着一个。
但是，如果要问“最让人心酸的世界冠军”，那只能是举重运动员。
在所有运动员中，他们大概是在赛场上最有力量，却在生活中最无力的运动员。
可悲的是，这样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很大改善。
参加奥运前，家里穷得买不起冰箱 体育圈里有句话：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去练举重。
事实的确如此。
雅典和里约两届奥运冠军刘春红，家境贫寒，连体校都差点上不起。后来是哥哥主动退学，打工为她赚学费，她才留在了体校。
另一位奥运冠军邓薇，为了省路费，曾10年没有回家。奥运结束后，记者问她最想做什么，她说：“我最想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可是我好像已经忘了回家的路了。”
为什么练举重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因为相比其他运动，练举重很省钱。同时，练举重太苦，只有他们才能坚持。
这股拼命的狠劲，几乎可以在每位中国举重名将的身上看到。 中国最早的举重名将，是东莞市石龙镇的陈镜开。
1956年，陈镜开在国内接连打破世界纪录，然而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国内的成绩。
次年，陈镜开赴莫斯科参赛，在举起138公斤就能破世界纪录的情况下，他要了140公斤的重量，他说：
“当我看到颁奖台已经做好了准备，苏联国旗挂第一，中国第二，埃及第三，我火了。”
陈镜开成功了，一举成为民族英雄，先后6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石龙也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举重之乡”，家长们抢着把孩子送到体校，甚至辞职做保安，方便照顾孩子。
不过随着石龙经济发展，本地练举重的人越来越少。如今，“举重之乡”更多时候指的是湖南的“两化三州”（安化、新化，以及湘西州、永州和郴州）。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谌利军、侯志慧、廖秋云，都是来自“两化三州”。
他们也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迫切想改变命运。
谌利军11岁刚上体校时，爷爷因癌症去世，父亲和叔叔又身患重病，全靠母亲做苦工撑起整个家庭。
有一次，母亲想让谌利军退学，教练蒋益龙不忍放弃一个好苗子，对她说： “有我在，就有他（谌利军）的饭吃。他以后要是没出息，你去法院告我！”
教练蒋益龙（左）与谌利军（右）
2013年，20岁的谌利军终于拿下人生第一个大赛金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拿下金牌，他便有了可观的工资和奖金，但这些钱基本用来还债了，所以家里一直还是特困户。前几年，记者到他家采访，发现窗户上连玻璃都没装，四面透风，另外墙体开裂，地板上满是屋子漏雨的痕迹。
2015年，谌利军得了世锦赛冠军，买了一台双门冰箱，那是当时他家里唯一的电器。
今年东京奥运会上，谌利军在落后对手11公斤的绝境下，将挺举重量一口气提升了12公斤——举起来就是金牌，举不起来连铜牌都拿不到。
最终他上演了惊天逆转，如愿拿下金牌！
成功后，他尽情欢呼。网友也很欣慰：这枚奥运金牌，足以让他的家庭彻底告别贫困。 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穷孩子希望通过举重改变命运。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失望总是大于希望。
100人苦练10年，只有1人出人头地
想通过举重改变命运的人们，都会深刻体会到举重的残酷，这种残酷丝毫不亚于贫苦的生活。
这种残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长达10年的非人类训练
在东莞石龙镇，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体校想在本地招生非常难，有教练说：“以前练举重是百里挑一，现在只要有人来练，我们就很高兴了。”
只要还有出路，没有多少人会主动去练举重。
相比篮球、羽毛球等运动，举重不仅更累，还相当枯燥，每天都要重复固定的几个动作。
这份痛苦绝非常人所能忍受。如果最开始有100人练举重，一年之后还坚持的通常不到10人。
更让人绝望的是，举重运动员的成才周期长达10年！
此外，初期练举重，体校的条件可能还十分艰苦。
奥运冠军龙清泉被县业余体校举重队选中时，体校没有场馆，没有举重器材，最初只能拿竹管和废弃的自来水管当杠铃模仿练习。为了增加重量，教练和队员在竹管和自来水管里填充沙石...
然而，就算能吃训练的苦，离熬出头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2. 练成世界级水平，还是得看人脸色
在中国，哪怕一个人的举重实力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也很可能碌碌无为，黯然退役。
原因很简单：机会太少，能人太多。
例如东京奥运会，举重共有14枚金牌，男女各7枚，可是每个国家只能派出男女运动员各4人参赛。
今年勇夺举重女子组49公斤级奥运冠军的侯志慧，就吃过大亏。
2016年，侯志慧随队抵达里约，然而就在奥运开幕前，她的参赛名额被临时替换，给了75公斤以上级的孟苏平——当时75公斤以上级中有一个强敌被禁赛，孟苏平的夺冠希望更大，侯志慧被迫“牺牲”。
又苦练了5年，不服输的侯志慧穿着里约奥运时发的比赛服，去东京拿回了失去的金牌。
侯志慧的遭遇并不罕见，向艳梅、王明娟等世界冠军都有过奥运前被替换的经历。向艳梅得知“噩耗”后，痛苦到把自己关了一个月。
除了限制参赛人数，有时国际举联还会调整级别，很容易让运动员的努力付之东流。
举重名将占旭刚，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打破3项世界纪录，轻松拿下举重男子组70公斤级的冠军。
到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由于国际举联更改了级别，占旭刚被迫参加77公斤级比赛，顿时成了“弱者”，差点无缘奖牌，直到他拼死举起自己从未举起过的207.5公斤，逆风翻盘，拿下金牌！
3. 逃不掉的伤病折磨，让人功亏一篑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举起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的代价，就是无处不在的伤病。 一个意外，就能让他们功亏一篑。
2016年里约奥运会，谌利军参加的举重男子62公斤级比赛，被认为是内定最稳的一个级别。没想到，他在赛场上突然抽筋，无奈弃权。
赛后他流着泪说道：“对不起教练，对不起所有人，对不起祖国。”
去年10月，谌利军又遭遇肘部肌腱撕裂，并进行了手术，右上臂留下一条15厘米长的伤疤，差点无缘东京奥运会。
直到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他这些年憋着的一口气，才终于松了。
谌利军所受的伤，还算不上最严重的。 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举重运动员唐功红为了夺冠，举起了182.5公斤的重量。
完赛后，唐功红马上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时她的血压飙到了200多，导致内脏破裂。
后来她还想备战北京奥运会，教练告诉她：你不再适合从事剧烈的运动了。
虽然一身伤病，但万幸的是，这些奥运冠军会得到来自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奖励，通常包括现金、房产、代言、职位等等，确保生活无忧。
不幸的是，奥运冠军终究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举重运动员“退役即失业”。
举重运动员的出路，不应该只有奥运会
短视频时代，各路牛鬼蛇神般的网红层出不穷，不少人还收入不菲，就算是奥运冠军，日子也未必比他们过得滋润，想想就觉得讽刺。
而那些不是奥运冠军的举重运动员，退役后又将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
摆在人们面前的答案，是一个个惨痛的故事。
曾多次获得过全国冠军的邹春兰，退役后生活艰难，住所不足5平米，靠在浴场里当“搓澡工”谋生，因为她“只有不到小学3年级的文化，拼音都不会。”
更令人备感唏嘘的是前亚洲冠军才力。
因为过胖，退役后的才力找工作困难重重。后来他在原先当运动员时的大院里做起了保安，为了给家里省钱，想去之前他“可以随便吃的运动灶”打饭，结果被厨师嘲笑：“都不是运动员了，还来白吃白喝。”
最惨的是，才力一身伤病，以至于他尽量不穿袜子，怕弯腰时猝死。2003年，33岁的才力患病离世。死亡当天，家里只有300元存款，住不起院。
举重运动员前途渺茫，很大程度是因为举重这项运动在中国太过小众。
除了奥运会时期，平时鲜有人关注举重，举重运动员自然不吃香。
但是小众运动就没有出头之日吗？
中国马拉松，10年前也是妥妥的小众运动，如今马拉松产业规模破千亿，许多热门赛事甚至要抽签才能参加。
以前同样小众的滑板运动，如今爱好者超百万。去年举办的X Games China Star滑板赛，两天的比赛，在腾讯视频上直播点播总观看人次超过了3300万。
举重要想大众化，完全可以从它们身上取经：面向市场，从竞技体育走向平民运动。
这不仅需要体制的一些改变，还需要宣传渠道和手段。
由于宣传不给力，信息不透明，人们一直对举重存有很大偏见，例如“练举重长不高”“练举重肯定会受伤”...普通人自然敬而远之。
实际上，只要不轻易挑战极限，举重是一项很好的训练全身的运动。
因此在健身文化盛行的欧美国家，举重可以说是一项平民运动。
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商协会的一份数据统计显示，参与举重运动的美国人多达3900万，这还只是2012年的数据。
中国举重队在国外也因此享有很大知名度，欧美健身人群一直对他们顶礼膜拜，“惊为天人”。 中国举重运动员一个普通的训练视频，在YouTube上都能有数百万播放。
举重在中国同样有机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健身人群增至7029万。健身文化日益流行，这就是举重运动发展的机会。
举重运动要提升大众的参与度，让普通人平时就玩起来，而不是等四年一度的奥运会。
留给举重运动员的，不应该只有伤病，以及已成过往云烟的荣誉。 荣誉很重要，但对于要撑起整个家庭的举重运动员，钱永远最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