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威坚持纪录片名为《时代革命》，这是被香港建制视为可能违法的口号。
香港电影导演周冠威，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出现在示威现场，记录了这场运动的枪林弹雨，追访了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勇武派示威者。
在拍摄期间和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周冠威并没有高调公开自己的纪录片计划。
这部纪录片在今年7月于康城影展（Cannes Film Festival）闭幕前一天进行特别放映，他无惧香港《国安法》带来的潜在风险，把影片命名做《时代革命》，成为这部影片中唯一具名的制作人。
尽管预计这部纪录片难以在香港上映，他仍高调宣传，人人叫他离开香港，担心他会因而被捕，他选择留在香港。
他2015年因为拍摄与政治相关的剧情片《十年》遭官媒批评，失去很多工作机会，一度借钱过活，直至去年凭有口碑和票房爱情电影《幻爱》重出江湖。
预计到未来生活仍然捉襟见肘，但他认为，这是时代给他作为一个导演的责任。
他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时代革命》中有句宣传语句，不是时代选中我们，是我们选择改变时代，我们创造电影，电影可以记录时代，同时间亦可改变时代，我希望亦创造一些价值传递到后世。”
香港法院正审理《国安法》的案件，正辩论这句口号会否代表分裂国家。
“电影可以改变生命”
42岁的周冠威在香港土生土长，小时候与不擅辞令的父亲关系疏离，性格反叛而敏感，讨厌考试，孤独得想过自杀，但他透过电影成长和学懂人生哲理，他通过看《East of Eden》（又译荡母痴儿、天伦梦觉、伊甸园之东）这部有关家庭的电影缓解了与家人的紧张关系，也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寻生命的意义”。
中学时期的他，每天不读书，不停看电影， 之后入读演艺学院，毕业后从事电影幕后工作，做过电影《霍元甲》制作特辑的导演和剪接，慢慢有机会拍摄自己的作品。
“电影改变了我，小时候我说想一生追随电影，电影代替了我父亲，我希望自己制作的电影也可以打动人心、疗愈和启发别人，或是为大家作情感上的宣泄。”
有别于主流商业电影，他的作品属于“偏锋”，经常紧扣政治和社会议题。
2015年，与政治相关的剧情片《十年》在香港上映， 电影由五名导演分别拍摄五段想象香港未来十年的短片组成，周冠威是导演之一。他的作品《自焚者》描绘十年后香港爆发严重警民冲突，有“港独”青年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在狱中绝食身亡，而一名支持者在英国驻港领事馆前自焚。片中以仿纪录片形式探讨“香港独立”的想法。
电影拍摄于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运动后，那场争取民主普选的抗争活动失败，令香港步入政治低潮，社会上充满无力感，他不鼓励别人自焚，但希望透过自焚象征牺牲，去问香港人：“你愿意为香港牺牲多少？”
电影宣传形容这是“不想见到的将来”，但在不足十年后，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经历严重警民冲突以及政权之后的打压，让很多人形容《十年》是一部预言电影，出现那“不想见到的将来”。
周冠威说：“2019年告诉我，很多人愿意为香港牺牲，他们对公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坚定出现了，我再次得到力量，哪怕现在情况更差，那正面的价值没有失去过。”
周冠威（右三）在其它电影的拍摄现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冠威
周冠威对BBC中文表示，拍摄《十年》后难以拍戏，目前尚未还清欠下朋友的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十年》可说是他第一次挑战红线，这部电影引起很大回响，在争议声中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但遭到中国官媒和亲建制强烈批评。
上映后，周冠威难以寻找投资者以及著名演员去制作电影，职业生涯迎来低潮，生活拮据的他向朋友借钱维生，到现在也未能把债还清。
四年后，他排除万难去完成爱情电影《幻爱》，电影终在2020年上映。这是他十几年前写下的剧本，讲述精神病患者和心理辅导员之间的爱情故事，表面与政治不相关，但本土意识浓厚，谈及“如何面对创伤”的话题，让人联想到与2019年香港示威的伤口。电影赢得口碑，获得逾1500万港元票房，成为该年香港十大票房电影之一，是香港少数能够单靠本土市场而获得盈利的港产片。
外界一度认为，周导演走出《十年》被封杀的阴影时，《时代革命》面世。
“时代革命”
2019年6月，香港因《逃犯条例》争议爆发持续示威。身为导演，周冠威思考了自己在这时代的位置，希望透过镜头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记载这场历史。
他获得一名商人投资，8月开始在街头拍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示威画面，在催泪弹与水炮车中间追访前线示威者。
这是他第一次拍摄纪录片。
一些前线示威者要蒙面接受访问。
与以往拍摄剧情片精心安排镜头不一样，示威现场瞬息万变而且真实贴身，看着示威者真的受伤流血，面对死亡威胁，他的情绪陷于谷底。
香港理工大学示威者遭警方重重包围时，他身处现场，看着年轻示威者连日未眠，怀着恐惧爬渠、游绳逃生，他心灵受创，每天发恶梦。
今年7月20日，他与记者一同重访理工大学，重重的围栏和铁马包围以往能自由进出的大学校园，也勾起了他当天的场面。
“我们的自由被封锁了，”他对着围栏说：“理工大学是红砖建筑，就好像香港人的心脏，我们的心脏被人插了一刀，血仍在流，但政府没有认为去检视这个伤口。”
剪接纪录片时，周导演也经历很大的情绪波伏，纠结如何保障受访者安全，担心影片成为罪证，一边剪片，一边了解到多名片中受访者已坐牢和流亡，这令他心情更为沉重。
《国安法》实施以后，一些合作单位离队，除了他以外，所有制作团队成员也要匿名，他在完成作品后把版权交给海外的人，并销毁在香港的所有片段。
“现在香港浓罩这种气氛和压力，创作也要匿名，我们已经失去创作自由。一些同行朋友放弃了制作自己的纪录片，把片段交给我，我很痛心，很多人不能够在这样的政局和恐惧下去创作。”
他强调，自己的纪录片不是（追求）客观中立的新闻专题，没有访问任何建制派人士，而是纪录示威者的故事，并指香港主流媒体已很倾斜于政府和建制的声音，有责任去让更多人听示威者的声音。
去年年底，两部讲述香港示威浪潮的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一些建制派人士及团体指责这些纪录片美化示威者的暴力。对于这一话题周冠威表示：“在《时代革命》这部纪录片中，我当然不想美化暴力，双方都有出现过暴力，电影中也有示威者围殴警员的场面，但这纪录片或我在现场看到，警方的暴力大大超越了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迫于无奈或是情绪下，难以控制地施予暴力，我也不认同。但我们要了解前因后果，这纪录片就可以帮大家了解历史的脉络，而不是单看画面。”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两小时半的纪录片终于面世，他坚持把它称作《时代革命》。香港建制阵营试图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视为分裂国家以及等同于“港独”的字句。
“你在吓唬我吗？如果你认为这四个字不能在香港讲，你就写清楚，否则你是散播恐惧，”他说，“这是这场运动出现最多的口号，用这个口号去作为片名很适切，我就是这么单纯，那条法律红线我不知道在哪里，法例都没有写清楚，倒不如我跟自己的红线，那就是艺术上的考虑，我要创作自由，不想有自我审查。”
他认为，“时代革命”有不同的解读，那是大家希望世界变好作出的革新，对未来的美好的盼望。
7月的康城影展，《时代革命》成功申请入围，影展刻意把他的电影排在闭幕前才发布，外界认为这是主办方担心中国方面的抗议和反对。
周导演并没有接受康城方面的邀请亲身出席典礼，原因是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纪录片具风险，到了法国可能无法回港，他为了与最珍重的家人一起，留在香港。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电影面世后，他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中国官方、官媒或是香港的建制和亲北京媒体，也没有明显地对他作出猛烈攻击。
他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并多番警告6岁的儿子，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爸爸。
在社交媒体上，电影宣传片引起很大回响，有人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的一年，大家不敢再提2019年发生的事，差点以为自己当年是发了一场梦，而这部电影引发大家共鸣，证明那是真实的经历，有人把不能说的东西说出来。
然而，纪录片短期内在香港上映的机会渺茫，商业戏院不敢播放，地下放映可能招来违法风险，未来可能会透过网络播放。
这部纪录片已经令周冠威再次失去一些电影投资和其他工作机会。他的下一部电影哪怕与政治无关，也遥遥无期。
他说：“现在有这么多创伤，我做导演有责任纪录这些事，我脑海里仍然非常自由，我不知道脑里的创作什么时候可以拍得到，但我会继续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