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新冠降临。世界上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结合新的数据对麻省理工学院这个著名的崩溃预言进行了新的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预言变得越来越接近实现：如果全球文明继续按照现有的轨迹一切照旧，未来十年就将走向经济增长的最终衰退 —— 最坏的情况是，可能在 2040 年左右引发社会崩溃 。
人类，只剩下10-20年的时间了。
文/飞鸟鸣
2040年，一场人类历史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粮食生产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倒退，社会秩序随之崩塌，人类文明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新纪元，这不是好莱坞科幻电影里的末日场景，而是最新数据模拟出的人类未来最可能的发展结果。
时间拉回到54年前，也就是1967年，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工作的意大利实业家和慈善家奥雷利奥·佩西（Aurelio Peccei）与时任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事务总干事的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在一次偶然的场合相遇并交流了对全球性问题的看法，他们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以研究如何着手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8年 4月，在阿涅尔利基金会的资助下，他们从欧洲10个国家中挑选了大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在罗马林奇科学院召开了会议，探讨什么是全球性问题和如何开展全球性问题研究。会后组建了一个“持续委员会”，以便与观点相同的人保持联系，并以“罗马俱乐部”作为委员会及其联络网的名称。
罗马俱乐部对资本主义“增长极限”和社会大崩塌的预言
几乎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杰伊·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正在对“人类的困境”展开研究：经济持续增长对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工业产出和污染产生的影响。他向罗马俱乐部提出要约，以利用其动态模型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两周后，一群俱乐部成员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并确信该模型可以用于解决俱乐部感兴趣的全球性问题。
1972年，一部总结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成果的书《增长的极限》出版，该书对2100年前地球上人口和物质生产增长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结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不仅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还要不断满足自己的贪欲，对经济增长有着几乎偏执的追求，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继续保持不变，地球将在未来一百年内达到增长极限，资本主义社会将面临崩溃。大名鼎鼎的“增长极限”理论横空出世了。
为了得出“增长极限”这个结论，杰伊和他的项目团队构建了13个计算机模拟场景，在所有这些情景中，人均工业产值等主要全球增长指标均在 2015 年至 2050 年间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
首先，人口和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压力，降低了它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其次，消费的增长迫使我们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是我们想要的产出与生产它所需的投入之间的比率。提高效率意味着每单位产出消耗更少的投入。就其本身而言，更高的效率当然是好的。然而，提高效率不可避免地会降低抗逆力。
抗逆力是指当投入出现中断时产出不会遭受严重的、持久性破坏的能力。
人们都想投入越来越少，产出越来越多，生产变得越有效率越好。然而，巨大的技术进步无法改变人类消耗资源的事实，高效率的生产只能放慢资源被消耗的速度。
所以，杰伊和他的项目团队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人口增长放慢，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依赖，经济活动的放缓甚至0增长，这些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减少人类不断提高效率的压力，并为提高抗逆力留下更多的空间。
然而，“增长极限”理论一经推出就招来非议，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更多的批评指责该俱乐部发表警告的动机是其左倾政治日程，而非科学事实。阴谋理论家有时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世界秩序”。尽管如此，该理论对各国的政策趋势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人口和环保政策方面。
1978年，中国火箭专家宋健在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大会期间与荷兰教授奥尔斯德探讨控制理论时第一次接触到《增长的极限》。宋健对该书使用的数学推算模式深感兴趣，因为他看到用来推算弹道导弹的数学模式同样可以用来推算人口增长。
回国后，宋健开始推销《增长的极限》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悲观的预言，并要求必须采取行动来减缓中国出生率的增长。1979年底，宋健终于说服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由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钱信忠将军把宋健的观点付诸实践，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为此，钱信忠将军还在1983年获颁联合国“世界人口奖”。
最新数据和研究显示预言即将成为现实
《增长的极限》问世四十九年后，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的可持续发展和动态系统分析研究员盖亚·赫林顿(Gaya Herrington)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再次将目光聚焦到罗马俱乐部的预言，新的数据似乎证明了其预见性。
为了验证麻省理工学院的“增长极限”学说，赫林顿的新研究分析了 10 项关键变量的数据，即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工业产出、食品生产、服务、不可再生资源、持续污染、人类福利和生态足迹。研究发现未来二十年可能出现两种情景：“BAU2”（一切照旧）和“CT”（综合技术）。
BAU2 和CT 情景显示，从现在起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将停止，”赫林顿在她的研究中写道。“因此，这两种情景都表明，继续一切照旧，即追求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即使出现空前的技术进步和应用，在BAU2情景下，工业资本、农业产出和福利水平都将在本世纪内出现崩溃。”当然，崩溃“并不意味着人类将不复存在”，而是“经济和工业增长将停止，然后下降，这将损害粮食生产和生活水平……就时间而言，BAU2情景显示将在 2040 年左右出现崩溃。”
而在CT 情景中，经济衰退也会在未来十年出现，并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后果，但这不会导致社会崩溃。在最理想的CT情景中，文明遵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由于技术创新以及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的广泛投资，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最小。
所以，虽然两种情景都预言未来10年经济增长将触及“天花板”，但比较看来，“一切照旧”的模式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崩溃，而将科学技术与良好治理结合的“综合技术”模式则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人类文明仍能延续发展。
赫林顿警告说：“不幸的是，这两种情景目前没有一个更占上风，这表明未来仍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技术进步和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资不仅可以避免崩溃的风险，而且可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达到新的稳定平衡，延续人类文明，这应当是我们在未来二十年努力改变的方向。
从疫情中涅槃重生
随着世界经济正从疫情中反弹，毕马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即试图简单地恢复到疫情前的“常态”可行吗？我们是否会错过自我革新的绝佳机遇？
英國社会人类学家梅利莎·利奇（Melissa Leach）在《后疫情时代的大转型》论文中指出，COVID-19疫情打破了传统的发展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现在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促进经济增长、市场自由化、全球化、碳排放密集型产业亦或是计划经济的模式，COVID-19 危机揭示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所嵌入的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局限性。
英国塞萨斯大学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海莉·麦格雷戈 (Hayley MacGregor)说：“拜登推出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目的是通过二战后使用的凯恩斯式刺激来鼓励投资并使经济重回正轨。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当时采取的救市措施重组了全球银行体系，华尔街继续歌舞升平。然而，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并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显然，拜登政府不应再侧重标准化的基础设施投资修复现有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美国又会错过一次重要的转型机会。
美国必须重新思考经济中的“价值”和“目的”，需要考虑经济转变的方向。“增长”是唯一的目标吗？还是存在其他对人类福祉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公平或可持续性？普渡大学教授蒂蒂·巴塔查里亞（Tithi Bhattacharya）在接受美国知名劳工记者萨拉·贾菲（Sarah L. Jaffe）采访时说：“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意味着创造生活而不是创造利润，凸显出社会福利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与其恢复到用狭隘的 GDP 衡量的高碳经济，不如趁机提出多种替代方案。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协商社会治理的“限度”，以及如何将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底线（包括诸如普遍基本收入之类的机制）与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结合起来。合作、再生和循环，而不是无节制开采和扩张，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这意味着摒弃对发展无节制的贪欲，并采用更加关怀、包容、愉快的发展方式。社会保障、可维持生计的基本收入、子女教育、全民医疗保健，甚至4天工作制等“社会基础设施”或“软基础设施”应当成为西方国家下一步关注的核心议题。
虽然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人类并未学会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仍然保持乐观。COVID-19 疫情的广度和深度，或许意味着这一次我们会觉悟，正视不断导致危机、产生不平等的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结构。当然，共和党会抵制，归根到底需要我们做出政治选择，需要民主斗争和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