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国新办就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世卫组织上周提出针对中国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调查包括对武汉海鲜市场的研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审计。他们要求中方可以展示透明度，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会不会准备再次接受溯源调查？第二，世卫组织在3月发表了在中国的溯源研究报告，称不可能从实验室泄漏病毒，但是有一部分科学家在5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应该同时考虑病毒自然产生和从实验室泄漏这两种可能性，有两个国家最初暴发新冠疫情，对于病毒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因素导致，这一讨论中方的看法是什么？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曾益新：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本来也很想就7月15日世卫组织发布的关于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计划谈一点我的看法。说实话，当我一开始看到世卫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的时候，我是十分吃惊的。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从这一点上，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首先，关于武汉病毒所的一些谣言。比如说三个职工染病，比如说武汉病毒所开展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实验，就是Gain of function实验，这些都是早就澄清过的，纯属是谣言。
其次，武汉病毒所他们采集的蝙蝠标本中的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序列最近的是RaTG-13，它只有96.2%的同源性。
还有一点，曾经也有人考虑过新冠病毒是不是人造病毒，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曾经还有印度学者，因为他发现新冠病毒里面有一部分序列，跟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他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他把这个写成一篇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面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后来还有更多的专家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我们做基因工程的同志都知道，病毒人工改造肯定会留有痕迹，新冠病毒没有这个痕迹，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那么哪里来的因为违反实验室规程导致的病毒泄漏呢？所以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特别重要的是世卫专家组亲自到武汉病毒所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病毒由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专家们都是各个领域非常权威、很有经验的，都是世卫组织精心挑选的专家。所以对他们的结论，我们应该是尊重的。所以这次世卫组织公布的，刚才你讲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在一些方面可以说是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应该以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我们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在成员国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世卫组织和中国合作的溯源研究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合理的工作方式是由世卫组织和东道国就溯源研究充分协商一致后开展，这不仅体现了对主权国家的尊重，更有利于推动溯源工作有序、顺利、高质量、高效率的开展。我们应该总结吸纳第一阶段的成功实践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所以我们中国专家组在7月4日曾经向世卫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我们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 袁志明：有关病毒实验室泄漏的谣言，武汉病毒研究所多次作了回应，刚才曾主任对这个事情作了详细说明，在这里我也作点补充说明。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在2021年7月5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再次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在2021年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这些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就在前几天，有22名中外科学家在《中国科学》上联合刊发论文，运用经典的进化理论方法，有力论证了为什么新冠病毒只可能来自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用科学的证据驳斥了“实验室泄漏”的阴谋论。
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十分关注武汉P4实验室的安全性，作为生物安全等级、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泄露和人员感染事故。武汉P4实验室按照国际要求和国家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和运行，不仅具有稳定可靠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化的支撑、管理和维护人员队伍。我可以肯定地说，武汉P4实验室的硬件设施、管理水平、人员队伍和工作方式，和目前世界上运行的其他P4实验室是一样的。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份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汉病毒研究所利用长期以来积累的平台、技术和人才优势，迅速确定是新型冠状病毒，分离得到了病毒毒株，测定了全基因组序列，并于2020年1月12日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全基因组序列。这些重要的研究结果，为全球开展病原检测、抗病毒药物筛选和疫苗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全球抗击疫情赢得了时间。我们在分离获得新冠病毒毒株后，组织开展抗病毒药物筛选、疫苗研究和动物模型的建立工作，为科技抗疫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当然因为地处武汉，也因为我们抗击疫情的工作，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受到了全球关注，也被卷入到各种谣言中。这些谣言给我们病毒所的科研人员带来了极大压力，也干扰了我们正常的一些科研工作，还对国际学术界的正常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的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我们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我再补充一下。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专家组在做病毒溯源工作的时候，提出了四条可能的或者潜在的引入途径。有一条是关于实验室的，当时我们在设计四条途径的时候，是借助以往经验和我们对病毒尤其是冠状病毒性疾病的认识提出来的，包括直接从自然宿主到人，通过野生动物也就是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通过冷链这种跨境远距离传播以及实验室，这四个都叫“潜在引入途径”，当时用了这个词。如何来判断？当时整个的研究就是围绕这四个途径来收集资料，包括访谈、文献综述、现场考察等。
我就讲实验室的问题，一开始专家组在一块儿讨论的时候，基本上感觉，正如刚才曾主任和袁教授所说的那样，实验室两个最有可能，一个是人工合成，这是科学家们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刚才两位已经介绍得很清楚，科学界已经很明确，武汉也讲得很清楚，没有做过这个研究。但是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他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包括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我们最后回来以后再讨论，从两个维度，一个是支持实验室的这条证据有哪些，一个是不支持的证据有哪些。详细的内容在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挂网的我们的联合研究报告当中都有详细记录，包括我们访问考察武汉病毒所，都有详细的考察记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极不可能”。
当时判断它的可能性用了五个维度，因为很难判断有和无，就是0和1的关系不好判断。所以这次我们对四种可能潜在引入途径，用的一种半定量的连续性的判断方法，从“很有可能”到“比较可能”到“可能”到“不太可能”到“极不可能”，是用这种五个维度的半定量方法。实验室泄漏的这个途径，我们专家是一致观点，最后形成共识的是“极不可能”。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形成联合报告的时候，我们对其他的潜在引入途径，包括从自然宿主直接到人，从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包括冷链，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当中都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方向、重点、方法学。但是对实验室这块，我们认为“极不可能”，现在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投入精力、投入资源。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如果有新的一些证据出现，那么可以进一步研究。如果说，有些国家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话，我们从中方专家角度来看，建议到还没有开展过像武汉这样的实验室考察的国家去做，至少对其可能存在的泄漏问题，实际是安全问题有进一步了解。针对武汉实验室，我们的联合专家一起做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考察，最终得出“极不可能”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