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李雪健接受采访。崔 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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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杨善洲本来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决心去山里种树，纷纷劝他：“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没有变。”
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我还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全力来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7月1日，我们全家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与全国人民一起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真是激动万分、深受鼓舞。
1975年3月8日，我在部队正式入党。我们业余宣传队条件有限，只有一面小小的党旗，一台简陋的录音机，《国际歌》播放完毕，我在党旗下郑重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从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感到自豪。作为演员，我要不懈努力，用优秀作品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
我在云南当过4年兵，部队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结。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些英雄楷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平凡中见不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1977年，我从业余宣传队考入空政话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44年来，我演过李大钊、朱伯儒、焦裕禄、冯石、杨善洲、甘祖昌等共产党员形象。我在创作中跟他们交过心，自己的心灵也一次次被这些崇高的灵魂涤荡着。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的父辈
电影《焦裕禄》临近建党70周年时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演焦裕禄时怀着两种情感。我父亲是公社书记，我的老家山东菏泽离河南兰考并不远，两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黄河古道、大水灾荒以及贫穷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拍《焦裕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国民经济发展很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各种思潮冲击着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有人疑惑，《焦裕禄》拍出来有人看吗？我和导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国的共产党员都能看一看呢！
我爱人准备了很多关于焦裕禄的书，我把它们带进剧组。我们先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学习，听老师讲历史背景、讲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然后去兰考体验生活。但我越是接近这个人物，越觉得有距离，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禄家访问，一进门就听说电视剧《焦裕禄》的演员刚走，徐阿姨（焦裕禄的夫人）见到演员就流下了眼泪。见到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么能演焦裕禄呢？”我很痛苦。导演鼓励我，外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为弥补外形上的差距，我的体重迅速减了20多斤，白天体验生活，晚上熬夜，饿了就嗑一小把瓜子，想方设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劳累感。
吃点苦倒没什么，关键是神似。我问自己：焦裕禄的心灵是怎样的？小时候，我觉得他是好人，现在我仍然从这点出发：焦裕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最珍贵的优秀品质。他经历了苦日子，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干部，对人民有真诚的心，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任，他乐于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他身上绝不是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优秀品质。焦裕禄对兰考人民有一种朴实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牵动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兰考拍摄电影时，我切身感受到兰考百姓对焦裕禄的感情。群众演员帮助我们拍戏，一宿宿陪着熬夜，剧组要给点劳务费，老百姓生气了：“怎么能收钱呢！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叫随到！”有一场戏，老百姓送生病的焦裕禄去医院。这些群众演员的父辈，当年同样送过焦裕禄就医。拍戏那天，他们身上穿什么衣服、手里拿什么道具，家里的老人早早就交代好了。这样的真情实感，给了我们演员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强大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大家看了《焦裕禄》会受感动？影片的魅力来自哪里？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焦裕禄》表现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唤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我很想重回兰考，到焦裕禄的墓前再看一看。我想对他说：“焦伯伯，咱们实现全面小康了。在实现小康的路上，大家学习您的精神。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您的精神会继续影响大家。”
共产党员的职责不因职位变化而改变
2011年，我出演建党90周年献礼片《杨善洲》。我对云南不陌生，对杨善洲的事迹也不陌生。骨子里想演他，但心里有个问号：这个年代有很多优秀党员，杨善洲能好到这个份上吗？
我决定亲眼去云南看一看。一路接触到很多人，走访与杨善洲一起奋斗过的人，听当地老百姓谈起他，我逐渐了解到杨善洲的好，为自己曾经有这个问号感到羞愧。
这个戏创作时间紧张。拍摄期间，我请了两位老师做我的表演指导：一位是与杨善洲一起奋斗的第一任老场长，一位是杨善洲的女婿。慢慢地，我在两位老师的眼神里，找到了扮演杨善洲的自信。
我当时上了大亮山的林场，看到曾经是光秃秃的一片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这森林就是杨善洲退休之后，带着一帮人在山里20多年干出来的。杨善洲本来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决心去山里种树，纷纷劝他：“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他说：“我的职位没有了，但我是共产党员的职责没有变。”
杨善洲生在大亮山，小时候家里穷，他被过继给别人，靠在山上挖草药卖钱当学费。他的梦想是有一亩自己说了算的土地。新中国成立，他不仅分到了十几亩地，还有两间屋子、一头牲口。他打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政府。他不止一次看到村里的“担架队”，共产党员是上山抬着担架后头、下山抬着担架前头，出力总是最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在杨善洲心里，共产党的形象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杨善洲要报恩，并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方式：用生命来报恩，完成好党和组织交付的每一项工作。这是他心里的誓言。
我在当地收集了很多老百姓写给杨善洲的顺口溜。“活到老，干到老。”“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像个种田郎！富翁他不当，当什么？当，当个共产党！”“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短短几句顺口溜，就生动描绘出了杨善洲与家乡父老之间的深厚情感。
杨善洲82岁才下山，他在弥留之际对女婿说：“我做梦了，梦见山里孩子想喝咖啡、想吃巧克力。”20多年来，年轻人跟着他没少吃苦，他内疚，始终牵挂着他们。这些真实的细节，让杨善洲这一共产党员的形象生动可敬。
因为《杨善洲》，我获了华表奖、北京国际电影节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奖、“春燕杯”4项荣誉。我把4个奖的奖杯、奖状、奖牌，送回云南保山杨善洲奋斗过的林场。
尽全力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2014年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我深切体会到，扎根到生活里去，有创新，才能出来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时代。
我演过赵树理。他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经年累月地深入农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就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
《杨善洲》之后，我在电影《老阿姨》里扮演甘祖昌将军。甘祖昌1927年入党，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解甲归田。还乡29年，他修桥修路、修水库修水渠，惠及十里八乡。可惜的是，这个片子公映我没能参加，因为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家人朋友都为我揪着心。进手术室前，儿子流泪对我说：“爸，你塑造的这些角色，大家都会记住的，你这辈子没有白活……”
没想到，在那之后，我还有机会塑造新的角色。这些年，我参与了《希望的大地》《河山》《我们的新时代》几部戏。虽然创作上有些困难，说话不太清楚，但我不甘心，赶上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我还想接着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尽全力来创造不负这个时代的角色。
我的追求还是那句话：在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道上，做一颗坚硬的铺路小石子！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演员。作为演员，我要完成角色的创作，要吃苦在前，为角色下最大功夫。每一个角色不管大小，都要问自己尽力没有。
我曾讲，要做一个称职的演员，珍惜“演员”两个字，因为来之不易。演员是文艺工作者，是心灵的工程师，要为观众提供精神食粮。演员对职业使命的认识有深浅之别，但这个基本的理念要有。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得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想想这份职业的意义，也得问问自己：你是什么角色？你的位置在哪里？
常有人问我：“你扮演了这些优秀共产党员，有怎样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希望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越多越好。
每当想起李大钊、想起焦裕禄、想起杨善洲，我的心里总会响起那首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