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滴滴触怒中国监管当局的原因众说纷纭，可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滴滴不顾监管当局此前多次约谈和延迟上市要求，而执意选在中共百年党庆前一天在美纽交所上市，让当局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当局所以要滴滴延迟上市，原因是滴滴作为一个网约车平台，掌握了海量的有关中国的道路、政府机构位置、个人出行等地理数据，而这些数据在当前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很可能会被泄漏给美国。
根据美国去年出台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被普遍认为针对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当美国要求中国企业提供某些敏感信息，企业是否可以拒绝？中国监管当局显然对滴滴这类企业没有把握。既然政府的命令它都可不听，一旦在美上市，今后更有可能对抗监管，相反，美国政府要它交出敏感数据，在退市威胁下，乖乖交出的可能性却很大。这大概是监管当局的想法。
客观地说，监管当局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虽然《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提供的是会计信息，可在美中都假定对方是恶魔的情况下，要中国政府相信华尔街不会配合美国政府借着法律压迫在美上市中企披露某些不该披露的敏感信息，是不可能的。而从滴滴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前两大股东是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外国资本，甚至一名独立董事是美退伍军人，这都会加强监管当局的疑虑。此次滴滴“违抗”监管当局要求而偷偷赶在敏感日子前夕上市，很可能是这些大股东要从滴滴套现脱身。资本的本质就是利益，滴滴成立八年，靠不断烧钱维持在中国市场的行业地位，如果不尽快上市，它们投入滴滴的钱最后可能打水漂，这当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滴滴高管也许害怕中国政府，但这些外国大股东可没这个顾虑。这或许也是滴滴选择在美而非香港或新加坡上市原因。因为后两者的企业估值没有美国市场高。
邓聿文:中国政府要通过该事件，让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做事方式
大数据时代，数据安全无疑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较量的一个领域就在互联网科技和数据技术。当中国政府看到一家企业竟敢不听政府劝告而按自己的方式选择上市地点和时间，心理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对极权政府而言，“委婉”的告诫其实就是必须遵守的命令，如果一家企业看不懂这一点，只能说它太天真，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看懂了这点而不去做，更是大错特错，因为这表明它心理根本没有这个政府。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又涉及数据的安全问题。因此，这可以解释中国监管当局最近连接追加对滴滴的处罚。中国政府要通过该事件，让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做事方式，不听从政府指令会有何种后果。所以外界看到，在滴滴事件发生后，几家准备也要登陆华尔街的中国科技企业，取消了在美上市计划。
然而，中国政府并不只是要惩罚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也是要通过此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部分和美国资本市场脱钩。从这个目的来看，它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众所周知，美国是有在经济和科技上同中国脱钩意图的，在前不久的G7首脑峰会上，拜登向西方国家发出重组供应链、不依赖中国的提议。中国政府对华盛顿脱钩的意图和部署，公开的回应是，中国不想同美脱钩，因此一再强调中国不会关上改革开放的大门，要更紧密地和全球经济捆绑，最近几年，中国所谓更高水平的开放确实比过去有所加快。
北京以开放应对美国脱钩的想法和做法不能说是假的，因为它深知不如此就无法破除美国的围堵，但它也在做两手准备，中国政府提出经济内循环和科技自主的原因，为的就是防范在中美脱钩真实发生的最坏情况下，中国能够有效应对，不至出现太大风险，其中包括主动推进和华尔街的部分脱钩。中国政府不会一般地反对科技含金量不高，或者不涉及大量基础数据的企业赴华尔街上市，甚至会鼓励它们去美上市，因为这样可以营造中国继续开放的氛围，密切和美国投资人的联系；但对上述两类企业，中国政府会慎重得多，原则上不会鼓励它们去美国上市，当然中国政府不会公开宣布。滴滴事件发生后，网信办已拟对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进行修订，凡掌握超100万用户信息的企业国外上市须审查。换言之，这类企业国外上市须经得中国政府批准同意。这个修法举动也间接反映，此次滴滴事件确实事关数据安全问题。不排除滴滴的“抗命”是为规避这个将要出台的新规，赶在它生效前上市，否则，根据新规滴滴就可能无法在美上市。
以后会有越来越少的中国公司能像蔚来汽车这样 又能获得政府融资 又能顺利在美国上市（照片摄于2018年9月12日）
中国政府选择在高科技企业和关系基础数据的企业主动同美资本市场脱钩，当然是出于风险考量。因为既然企业在人家的市场上市，就得遵从人家的游戏规则，尽管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政府看来明显带有恶意，就好像来中国的外国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一样。但如此一来，当中国企业遭受美国监管机构的“胁迫”而可能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时，中国政府能够使力的空间就减少。对在美上市的国有企业来说，大不了被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摘牌退市，好比三家中国电信企业做的那样，可对于非国有的企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退市一路，故而，它们理性的选择就是屈从美国监管机构的“过分”要求。无疑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对赴美上市企业进行事前审查，只有符合条件，不会泄露数据和信息安全的企业才可赴美上市。
继阿里之后，滴滴是第二家因违反中国政府规定而遭处被民间广泛抨击的企业，它们都曾是中国的明星企业。此次和滴滴一起被整治的还有其他几家互联网企业。这反映在中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数据科技企业的不放心。这种情况使得中美两国企业受到双方监管机构的监管会越来越严厉，一些企业有可能在这种监管面前，错判监管当局的意图，进退失据。就此而言，滴滴不会是最后一家。但对中国政府来说，主动和华尔街脱钩，虽然可以规避企业损害国家安全的问题，然此种行为是否会带来相反后果，让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收紧对所有中企的上市门槛，值得继续观察。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