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着“记者”、“作家”、“异见人士”等称呼的高瑜发布多条推文，展示了中共红色后代们集体会面和参加党庆的图片信息。稍早前，中共原总书记赵紫阳的后人搬离故居一事，也是由高瑜首先对外披露。
高瑜生于1944年中国重庆，现年已经77岁。她曾担任中国媒体的记者，以及网络专栏作家。在中国的知名“异见人士”大多已经缄默不语的背景下，身染重病的高瑜仍在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身在中国的高瑜，也正在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她的“记者”人生。
高瑜曾经三次被捕判刑。这三次被捕都与她“报道”中国政治有关。
第一次被捕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高瑜担任副总编辑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由她所采写的《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这被视为该媒体被停刊，以及高瑜在1989年6月3日被北京国安局拘捕的主要原因。严家其曾在赵紫阳手下工作，温元凯是一名经济学者。高瑜因为此事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一年之后的1990年8月28日获释。
第二次被捕是在1994年11月9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至于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中国官方和高瑜本人都未曾透露。她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获得“保外就医”，超过一年时间，1999年2月第三次保外就医终得获释。
第三次被捕是在2014年4月24日被北京警方逮捕，据称缘由是对外泄露了2013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稿《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报的通报》，也即“8·19讲话”。高瑜二审被判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为患有严重疾病，获准监外执行。
此即高瑜的三次被捕和判刑，但因为她患有病症，多次获得保外救医或监外执行，总计入狱时间不足5年。2021年6月4日，高瑜还曾发推称自己正卧于手术之后的病床。
除了第一次入狱被归罪为“妄议”时政，后两次都是因为对外透露了涉及中国政治的信息。及至三次被判刑后继续在个人推特披露有关赵紫阳后人搬离故居进展、中共红色后代参与百年党庆等消息，其实都与她早年从事的媒体记者行业的工作形式相近。或者说，高瑜一直都未脱离自己的“本行”，一直在延续其作为一名“媒体记者”的身份，而其所关注的是中国时政，因此可称得上是一名“时政记者”。
由于中国政治仍然相对封闭保守，牵扯广泛且极受关注，高瑜通过个人推特在中国海外的信息公开，几乎相当于对外“爆料”，多次引来海外舆论关注。
事实上，高瑜的个人推特展现了中国海外舆论场的一种常见现象，像她一样的很多人或组织也倾向于“爆料”，尤其热衷爆光涉及中国政治的“料”。这包括一些媒体组织，也包括许多个人。
逃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一度推出大量指向中国高层的“爆料”，更是发动了一场所谓“爆料革命”，引来美国前总统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中国运动员郝海东夫妇等人的热情参与。不过，无论是郭文贵本人的“爆料”，还是“爆料革命”，多是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真实性却往往令人怀疑。
再如德国人郑国恩（Adrian Zenz）所发表的一些涉及中国新疆的报告，也类似于郭文贵的“爆料”，受到西方媒体、政界和非政府组织更为普遍的认可和推崇，在中西之间引发巨大争论，甚至使得国际社会就中国政治的是非分化出两个对立阵营。
这反映出外界对中国时政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中国政治的封闭保守之间的巨大矛盾。中共可能将其理解为自身外宣水平不足和“境外敌对势力”抹黑，其实更因为缺乏一些认识和解读中国的相对客观、权威、理性的公共平台和集体共识。中国的媒体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之外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无数的个人，也是其组成部分。
在推特上拥有近30万关注者的高瑜，目前已经发布了8,000多条推文，堪称中国海外舆论的一名“意见领袖”，其所公开的一些涉及中国时政的信息也不像郭文贵、郑国恩的“爆料”那般真假难辨。
然而，高瑜的对中国时政信息的公开，既受困于中国严格舆论管控的限制，又不如郭文贵、郑国恩的“爆料”那般抓人眼球，折射出了相对理性、可信的声音难容于中国海外舆论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