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衡水系成功登陆纽约证交所，却在深圳再度遭遇当头棒喝。
被网友怒喊“滚出去”，被家长举报，被当地教育局严查和整治。
衡水模式，征服了中国众多省份，在各地都形成了降维打击，但就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却遭受“三连击”，今年高考在深圳甚至被直接KO。
浙江省教育厅官员公开“炮轰”衡水高考工厂模式，直斥其落后。
是神话破灭，还是水土不服？
是消费不起，还是压根瞧不起？
是提高名校录取率，还是赤裸裸的商业目的？
在中国，能封神的高中，衡水中学绝对算一家。
一年被清华北大录取的人数超200个，垄断了河北全省七成名额，人送外号“清北收割机”。
对于衡水这个河北的经济“末等生”而言，“衡水中学”是这座城市最成功的IP，好比茅台于贵州。
衡水中学缔造了“高考神话”，也被称作“高考工厂”。对，就是最直接的“血汗工厂”那一层含义。
衡水中学在河北风光无两，所向披靡。省内、邻省家长们挤破脑袋都想把孩子送进这家“工厂”里。
自2013年，衡水中学与河北一家房地产企业合作建立第一家分校——衡水第一中学后，衡水中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
以“衡水中学”为中心，这个超级学校发展成一群“衡水系”的超级中学，就像品牌连锁店。
“衡水系”的牌子，以“挂名”、“联办”、“合办”等形式，扩张至大半个中国。近的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大同，远的有大西南的西双版纳。甚至还走起了国际路线，把分校开到了马来西亚(衡水一中马来分校)。
界面新闻曾统计，其他省市挂有“衡水”名义的分校接近50所，遍布全国11个省份的51座县市。
今年3月，拥有16所衡水实验中学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成功在美上市。不少衡水中学名师如桑海勇、丁业胜等，也出现在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股东名单里。
其招股书显示，第一高中教育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民办高中运营商。2017 -2019年，第一高中教育的总收入分别为2.07亿元、2.54亿元、3.37亿元。其中，学费收入为1.57亿元、2.08亿元、2.78 亿元。2020年的营收规模达4.46亿元，其中80%来自学费和住宿费。
而另一家贴牌“衡水”的教育公司贺阳教育，也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摩拳擦掌准备敲港交所的锣。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是2013年创办第一家“衡水系”高中的，而贺阳教育是在2016年才开始与衡水一中合作筹办第一家“衡水系”中学——贺阳衡水一中高级中学。
短短几年时间，两家教育集团摇身成为资本的“弄潮儿”，不得不让人惊叹：“衡水系”的牌子原来这么好赚钱！
不过，最近警惕教育资本化的风声很紧，民办教育就在风口浪尖，衡水系也难免受到冲击。
比如，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旗下很多高中是非营利性的，按规定其办学结余就不能用于分红，须全部用于办学。而其注册为营利性公司的民办学校，不能公办民办不分，使用“衡中”品牌就涉及公办学校被商业化利用。
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上市后，《新京报》发表的《警惕应试教育资本化破坏教育生态》快评，耐人寻味。
在资本和地方追求升学政绩的双重力量催动下，“衡水系”的大旗，先是插进了很多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落后的地区，并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然而，资本是逐利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蛋糕”显然更诱人。
曾经走低线城市路线的“衡水系”力量，意气风发地对经济发达地区发起了三轮进攻。
第一轮，瞄准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这个经济“巨无霸”2020年GDP达到了27670.24亿元，超过云南省(24521.90亿元)，相当于四分之三个河北省(36206.9亿元)。
2016年，衡水中学与深圳富源学校“联姻”，挂牌成立了衡水中学深圳富源学校。
之后富源学校一路“开挂”，2018年高考有9人被清华北大录取，2019年深圳市高三二模有6名学生进入全市前10名，碾压深圳传统四大名校(深圳中学、深圳实验中学、深圳市外国语学校和深圳高级中学)。
然而，一所民办学校的异军突起，很快被媒体发现了端倪：原来是“降维打击”！富源学校出现多位高考移民，他们来自河北衡水。
“高考移民”真相，也被深圳市教育局一锤定音：深圳市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于“高考移民”。
对于“高考移民”，深圳市教育局毫不手软：取消这些考生在深圳市的高考报名资格！
之后，深圳富源学校再也不复往日辉煌。
第二轮，瞄准浙江，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
浙江是真有钱，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52397元，是河北省27136元的近2倍，是云南省23295元的2倍有余。
2017年，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后更名为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落户浙江嘉兴平湖市乍浦镇，由河北衡水第一中学、嘉兴港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广州高新教育集团三方合办。
在河北可以高调炫成绩，在浙江可千万别高调炫富。把“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等奖励制度，赤裸裸写在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招生简章上，让它成功“掐尖”招揽了优质生源，但也因此遭到了“反噬”。
很快，浙江省教育厅就责令平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对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涉嫌违规招生进行调查。平湖市教育局查实衡水中学浙江分校招生违规，并进行了整改。
一年后，一所新学校平湖杭州湾实验学校出世，从它的招生简章中，人们才会发现它就是曾经的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
第三轮，时隔五年，“衡水系”对深圳发起了二次进攻。
近日，有消息称，深圳衡中文化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开始在深圳招收高三冲刺班、高考复读班。这家教育机构与衡水中学关系密切。
一边，60个招生名额在一分钟内就被秒完了。
另一边，不淡定的家长反手就向深圳市教育局举报了。
轻车熟路的深圳市教育局，很快就把这件事给锤了：该机构未经过市教育局审批，属于无证办学。未经批准擅自举办教育培训的行为应当查处。
如今，财经网的记者走访发现，该机构招生电话处于忙线状态、官网处于404状态，注册地址所在地也没有发现该公司入驻。这事也就成了“迷”。
三进三败，屡败屡战。
如果把衡水中学在西南和东部沿海的扩张，当作一场社会实验来观察，“衡水神话”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衡水模式”在大西南很受用。
衡水中学多年探索形成了成熟的“衡水模式”，是适应全国卷出题模式的教育方式，让学生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掌握高考考点。
类似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对教育相对落后、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西部地区来说，“衡水模式”就是先进的，这套模式能快速出成绩，让更多学子提高分数，让更多的寒门子弟“鱼跃龙门”。
这一点，第一高中教育集团没少在其招股书中大书特书：2020年高考，该集团旗下63.9%的学生考入大学，29.2%的学生考入一流大学，同年西部地区的平均比例分别只有40.5%和13.1%。
单拿云南衡水实验中学看，“衡水模式”的输出也是成功的。该校的办学成绩蒸蒸日上，2019年全校有5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有3名学生是云南全省的前50强。
一炮打响后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迅速在云南“复制”+“粘贴”，如今已经有14所初高中、2个高考补习学校。
继托起河北学子的大学梦后，衡水中学又托起了云南学子的大学梦。
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衡水系”的扩张显得莽撞冒失，又有些“吃相难看”。
比如为了迅速提高富源学校的名校率，而进行的“高考移民”的操作，虽然让富源学校短暂地辉煌了一把，2018年富源学校有9人被清华北大录取。
但这是对教育公平的极大破坏。
在被深圳市教育局严查整改后，富源学校也像失去了“魔法”。在今年广东各重点高中高考屏蔽生排行榜中，深圳富源学校无1人进入文、理科前20名，只有1人进入理科前100名，文科全军覆没。高考逆袭神话已接近幻灭的边缘。
此外，与在河北、云南等地动不动就几千人的大规模招生不同，“衡水系”在深圳和浙江嘉兴玩起了饥饿营销。
此次在深圳招收复读生的名额只有60个，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的首届高中的名额也只有90个。
物以稀为贵，与少得可怜的名额相对应的是高昂的学费。2017年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每学年学费3.5万元，住宿费每学期1000元，算下来一年要7万多。
更夸张的是“衡水系”在深圳的复读班，学费5万/学期，住宿费5000元/学期，伙食费6000/学期，一年算下来总费用12.2万元。
我们看看深圳同类型民办学校，每学期1-3万的收费居多，极少会超过4万/学期的。比如深圳明珠学校每学期26400元，还是包含住宿、学费和伙食费的。而公办学校的学费一般也就千元上下。
能上得起“衡水系”复读班的，肯定“非富即贵”了。
广东、浙江虽富，家长当然也钟情985，但是“衡水系”资本扩张的姿态也过于直白。
“衡水模式”的南下之路，是对广东浙江这些教育强省的先进教育理念发起的一次冲击。
就结果而言，广东高考属于“地狱模式”，和河南并列。
清北录取率也能部分反映这一点。广东的录取率和其GDP、人均收入、社会发展水平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衡水模式从结果上应该能吸引广东、深圳家长的。
“衡水神话”曾被媒体反复解剖。南方周末在2013年的《衡水中学的“封神”之路 超级高考工厂》报道中就直言：
作为落后地区基础教育一次难得的“逆袭”，以半军事化管理、绩效量化等现代公司管理手段为特点的“衡水模式”在国内迅速传播并被争相仿效。
完全可以把衡水中学当做一家工厂来看待。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
“他们打饭时尽量不吃菜，因为馒头蘸菜汤吃，比嚼菜省时间。”网友们的现身说法，也增加了这个神话的丰富性。
这种“血汗工厂式”的教育模式，目的纯粹——高考，但又不得不说十分功利。
然而，当经济欠发达地区还在考虑吃饱的问题的时候，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在思考如何吃得多样化了。
毕竟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而言，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培养高分学生也不是唯一目的。
更重要的是，“衡水系”闯入搅局，给这些地方的教育改革者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感觉。
浙江是中国教育改革先行地，其素质教育改革是为全国贡献经验的。
于是，当衡中分校开进浙江的时候，违规招生的焦点很快升级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
“衡水中学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红峰公开在媒体上“炮轰”，代表了浙江的态度。
难怪深圳家长会发出这样的抨击：
“高考机器滚出深圳，集中营式教育滚出深圳！”
“狼来了？一向提倡素质教育的深圳，为何放衡水中学入城？是为应对潮实的崛起？”
“把普众的教育当成一门生意，何其可耻？”
更深的担忧还在“衡水模式”对地方教育生态的破坏。
“警惕这种以悬赏招生为竞争手法的学校，河北大地‘寸草不生’，唯独衡水中学一枝独秀，这绝不是‘市场经济规律’。”有人这样评价。
有人认为，衡水模式有存在的合理性。经济欠发达地区催生的衡水中学和毛坦厂中学两个超级中学，其实是寒门学子“跃龙门”的无奈之举。
然而，寒门学子真能上得起这些学校吗？
衡水中学合办学校在拉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教育差距的同时，是不是也加剧了内部的不平衡？
这些民办学校的底色，是民生，还是生意？
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