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审理案件的法官Warren Milman的话说：“案子不寻常的点太多，都没有先例。”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这么说了，案子到底有多麻烦？
简单预告一下：代孕母亲，和找她代孕的夫妇里的丈夫搞在了一起，并在生下孩子后抢夺抚养权，要求赔偿。她在庭上表示：“说好的我生了他就离婚娶我，一起养娃，他说变就变了！”
（示意图）啊这，这就介绍下登场人物。
案件里有三个人，代孕母亲A，以及找她代孕的夫妇，丈夫B和妻子C。三人是印度裔加拿大移民背景，决定代孕生子前，三人互相认识，算是熟人。
（示意图）熟人为什么会变成代孕关系？为什么A会变成BC夫妇选择的代孕母亲？这还得回到2014年，一切开始的时间。
先说代孕母亲A在法庭上提供的故事版本：
7年前的春天，A认识了已婚的B，两人开始偷情。
最开始偷情的这段时间，A为B怀孕堕胎两次。在法庭上，她提供了自己的堕胎证明，并表示一开始就知道，当时结婚五年的BC夫妇不孕不育，而B很想要小孩。
（示意图）迷惑的情况来了，在妻子C不知道AB正在偷情的情况下，这时已经堕胎两次的A，以“想做善事，让夫妻关系好起来，帮助夫妇成为父母”的名义，主动要求做BC夫妇的代孕母亲。
（示意图）妻子C非常高兴地同意，接着在2016年7月，和心怀鬼胎的代孕母亲A，以及出轨渣夫B飞到印度，取卵、做胚胎植入。
划重点，这是ABC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海外代孕三人行。妻子C提供了卵子，丈夫B提供了精子，A这时只是最单纯的代孕母亲身份。
（示意图）然而，尽管不远万里飞到印度做试管，代孕母亲A没能成功怀孕。2016年8月，三人回到加拿大。据A说，BC夫妇又请她再试一下，但提议这回用她自己的卵子。
具体怎么“用”？A在庭上回忆，因为加拿大辅助生育费用昂贵，B当着她和妻子C的面提议：“要不我俩‘自然而然地鼓掌’吧？”
A补充，这只是B当着妻子C的说辞，事实上，两人单独在一起时，B对A承诺：“只要你用自己的卵子怀上我的孩子，我就离开老婆，和你以夫妻之名养娃。”
B一边得到妻子C的默许，一边劝A接受“自然鼓掌”，2017年4月，代孕母亲A，成功怀孕。BC夫妇知道消息后非常兴奋，不过，对于代孕母亲A来说，剧情急转直下。
2017年5月，BC夫妇拿着监护权文件找到怀孕中的代孕母亲A，希望她放弃全部抚养权，但会给她探视权。A在法庭上说，本来B说好我怀孕就和妻子离婚，却突然改口“孩子出生后我再离婚娶你。”
（示意图）然而，这时A对B的说辞依然深信不疑，更何况BC夫妇一直强调，她签下放弃监护权的文件，也是为孩子好，这样孩子才能有医保（实际放不放弃都有）。A说自己是在被哄骗之下，签下放弃监护权文件，给自己埋了大雷。
签完文件后不久，A生下女儿，在之后快两年的时间里，无合法监护权的情况下，母乳喂养，和有监护权母亲育儿的方式无异。但在法律层面，女儿的合法监护人，一直只有BC夫妇。
（示意图）用自己的卵子代孕生下情夫的娃，又被没离婚的情夫和原配妻子要求签下放弃抚养权的文件，A和BC夫妇在2018年夏天彻底决裂。她对女儿放心不下，依旧规律地探视和抚养孩子。直到2020年2月，BC夫妇以A没有合法监护权的理由，拒绝她见女儿。
去年7月13日，A将B告上法庭，要求平等的带娃时间、共同抚养权和育儿费，求偿约53万人民币。A对法官说：“我一周见她6次，但我的孩子却叫我Masi马西（旁遮普语‘阿姨’的意思）。”
（示意图）
面对A在庭上的炮轰，B从容“应战”，讲了BC夫妇版本的故事。
B在庭上向法官承认，自己和A的确有过婚外情，但时间和她说的不一样。他表示，他是在A捐卵怀上女儿后才和她搞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他和老婆一开始就给代孕的A讲清楚了“我们夫妇俩才是孩子的合法父母。”
（示意图）对于A提供的偷情时两次为他流产的证据和短信，B闭口没提。取而代之的，却提供了A与BC夫妇之间的短信截图，截图中都是A表示自己开心当代孕母亲，为夫妻俩高兴的内容。
B强调对方一直对放弃监护权知情，从无异议，并且已经从他们身上“捞”了4万加币（约21万人民币）的礼金，夫妻俩已经仁至义尽。他还表示，去年2月拒绝A再探视，也是害怕A的歇斯底里对快4岁的女儿有不良影响。
（示意图）过去半年，这个案子因为要素实在过多，法官都觉得荒谬。代孕、婚内出轨、抚养权，随便抓一个出来都可以掰扯许久。其中围绕代孕的辩论，也令人头疼。
代孕在加拿大合法，但不允许商业代孕，只允许志愿代孕，也就是最前面说的，代孕母亲A向BC夫妇提议的，主动志愿代孕，用夫妇俩自己的卵子精子，或者她“捐”自己的卵子培育胚胎。
但“志愿”两字，可操作性很大。加拿大2004年辅助生育法案规定和去年新补充的规定写明，无论是中介机构还是寻找代孕的个人，都不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向代孕母亲支付金钱，或提供财物补偿（例如协助支付房屋按揭）。
取而代之的，代孕母亲的花费只能用“报销制度”，顾名思义：代孕母亲先满足怀孕期间的花费需求，再把发票拿给代孕孩子的父母报销。
基于此，按照法律规定，BC夫妇直接向A提供4万加币礼金的代孕费，已经犯法。犯法者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罚款50万加币，约262万人民币。
第二点，中介公司四处征召年满21岁的志愿代孕母亲后，从父母处赚取中介费的同时，会替代孕母亲和要孩子的父母找律师拟合同。合同会写明每月花费的上限，例如2000加币/月，并向父母提供中介设立的信托账户，让他们定期打钱，给代孕母亲报销。
（示意图）而ABC三人间，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序，除了A怀孕时签了放弃抚养权的文件，她可以说是脑袋一片空白。
过去几年，加拿大媒体报道了多起与代孕有关的争议事件，有代孕母亲被中介机构培训如何造假报销，也有寻找代孕的父母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介忽悠，直接给代孕母亲打钱“买娃”，被牵连上庭打官司的情况。
（一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代孕中介被代孕母亲曝光的“报销教学”）
回到ABC的案件。A的确当了已婚男的小三，有道德污点，也确实是主动代孕捐卵，但这一切都不能让人忽视，女性就算在代孕合法的国家选择代孕，但凡遇到点波折，都能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之中。
（示意图）
无论是商业还是“志愿”，是出于逾越道德底线的“爱情”还是同情，当撕开这些外衣，当子宫成为可以付钱租赁的商品，女人，哪里还有权利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