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记忆被唤醒，它正在照进现实中。1992年，邓公在南巡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当时那个贫穷落后、国情复杂的中国，这位老人重申，“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
这番被称作 “天鹅之舞” 的南方谈话，在人们心中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也由此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脱胎换骨的新的时代。
近3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GDP攀爬到100万亿，举世瞩目，也完成了一项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功绩——让8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今天的中国，不止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做大蛋糕，更要回应广大老百姓们对幸福生活的诉求，让更多人享受发展的成果，分好蛋糕。
从反垄断到打压学区房，从滴滴事件到重拳出击教育培训机构，背后的政策逻辑都有迹可循。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中国会向何处去。
一连串的政策信号表明，中国正在发生重大战略转向。
从2020年开始，一切已经在酝酿中：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文件，出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表述。这样的表述，在过去二十多年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十四五”规划，则把共同富裕被摆到了更加显眼的位置，在规划坚持的原则、2035年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反复提及。十四五的重点任务中，提出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今年以来，政策信号更是密集——
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阐明了“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和极端重要性：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实现共同富裕，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
同时，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
1月28日，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3月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对“共同富裕”的表述也可见重视程度明显有实质提高。
同时，发改委表示在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公众号“前沿观察”认为这可能是第二份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改革文件，层级或将更高。
图表来源：前沿观察
4月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领。
6月，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7月1日百年庆讲话再次传递信号：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但也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
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
基调变了，一系列政策方向也将随之发生调整。
从今年监管政策调整的剧烈程度来看，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雷霆手段。
分成两个方向来看。
一是指向“富者愈富”的领域，以蚂蚁和滴滴两大互联网巨头的戏剧性上市过程为重要节点。
蚂蚁上市被一夜叫停，由此翻开了中国反垄断史新的一页。
反科技垄断意味着互联网巨头们会吃上苦头，也意味着乘了近十年东风的互联网平台经济将会被改写规则、重塑格局。
反金融垄断，更是上升到金融安全的高度，被监管层视为“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威胁金融稳定大局，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放松监管。
打击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行为，是其一。
其二便是打击上市违法违规造富。
滴滴低调上市，不到48小时风暴就袭来。滴滴之后，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也被审查。
很巧的是，上面这几大平台的母公司都赶上了到纽交所或者纳斯达克上市的大潮。
前脚遭审查，后脚证监会就在7月5日晚明确提出：防范少数人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
7月6日晚中办、国办公布《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明确加强中概股监管。
这两年资本市场在中国的造富效应有多强？
去年上半年，光是在A股上市的就有119家，IPO规模翻了一番，创了五年新高，一共募资接近200亿美元。当时上海还击败了正在疫情中的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第一的上市地，这个过程一共创造了24位亿万富豪，相当于国内一周就诞生一位亿万富豪，而且是以美元计，还没算上在港股美股上市的。
今年这个数值更夸张，在A股、港股、美股完成IPO的公司数量从去年上半年的197家增加到了324家，募资655亿美元。不知道今年又诞生了多少亿万富翁。
为什么这两年各大企业都卯足力气，冲刺上市？因为全球大放水，货币泛滥，各种资产都在涨价，既然市场都愿意接受大规模股权稀释和壳公司，那为什么不抓住窗口期呢？
只是现在，监管风向已经彻底变了。
资本的无序扩张，不再被容忍。
二是指向让“穷者愈穷”、放大贫富差距的领域，以精准爆破校外培训机构、学区房为主要手段。
北京最近出了两条大新闻，每一条都指向了教育机会的平等。
第一条新闻：
北京开始试点暑假托管服务，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学习场所，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适当收托管费。
这可能是中小学培训机构、托管班、老师们的最后一个暑假了，现在的政策一是要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二是要打击“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教育一旦变成了家长砸钱的赛道，穷人就彻底输在了起跑线。
第二条新闻：
西城区出台文件，严格执行多校划片。
有中介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去年7月31日后购入学区房的家长，填志愿时发现，片区所有学校的学位名额都满了，只能调到其他片区。
上千万的学区房，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很多家长都在排队退房。
北京的风向标意义一向重大，教育部2015年提出实施多校划片的24个重点大城市，都要小心了……分别是：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福州、南昌、郑州、长沙、贵阳。
而这场发端于北京的教育巨震，才刚刚拉开序幕。
曾经以为让孩子住进学区房、上了教培机构就能高考开挂的家长，都要打消心思了。
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却都在说“寒门难出贵子”。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首个社会流动指数显示，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低于欧美大部分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8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后10%的人需要七代人才能达到平均收入，而韩国为五代，日本为四代。
如果连高考这条让底层靠自我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都被堵住，那么，这场拷问社会良心、实现教育平权的改革就更加不许失败。
这一轮教育改革的力度会超出多数人的预期。
中国离共同富裕最近的地方，不是仍具有户籍壁垒的北京上海，也不是全省所有省辖市都位列城市GDP百强的江苏，而是浙江。
为什么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任务会派到浙江的头上？
一是因为浙江起点高。
要实现共同富裕，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要先做大蛋糕。
区域经济观察者元淦恭分析认为，当人们提到最均衡发展的省份时总会认为是江苏，但实际上，浙江才是均衡意义上的共富。
对比江浙两省24个城市，人均居民收入前十的城市中，浙江7个，江苏3个。
人均居民收入后十的城市中，浙江2个，江苏8个。
浙江的居民人均收入是江苏的1.21倍，城镇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18倍，农村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32倍。
图表来源：元淦恭说
除了贫富的相对均衡，更重要的是做到了藏富于民，老百姓能享受到发展成果。
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397元，仅次于上海、北京，是所有省中唯一一个超过5万的。
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仅次于上海，比北京农民还要多出1804元。
郑永年的观察是，浙江做好了三个点：一个发财赚钱“上不封顶”，二是基本社会服务做好“保底”，三是“做大中产阶层”。
二是因为浙江的样本具有普遍意义。
澎湃新闻副总编辑胡宏伟认为，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靠自己发展起来，是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实践，不追求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演进，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妥协与平和的姿态。
虽然广东和浙江都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但相比之下，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离不开难以复制的历史机缘、政策扶持和时间窗。
中国共同富裕的下一步要看浙江。
浙江担负着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要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化”。
未来，浙江在房产税试点、遗产税试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上可能会走得更快，也会有更多浙江富豪的慈善故事见诸报端，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
这几年，中国年轻人在住房、教育、内卷化的压力之下，不敢结婚、生娃，只能躺平。
而现在，一场平权运动正在从各个层面加速拉开，国家在降低年轻一代的生存成本。
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做大蛋糕，也分好蛋糕，是未来五年的政策重点。
如果想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多奋斗，向上走，那就让他们看到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