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五月花（ID：Caijing-MayFlower），作者：刘晓春（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编辑：袁满，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货币的基础：共识与信任
货币是一个共识现象。共识，是人们共同的认可，当然包含着信任，货币尤其如此。
共识和信任所从何来？
最初应该是民间自然形成，并且这样自然形成的共识与信任，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只是每一个特定的共识与信任，存在的范围和时间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间自然形成的货币共识与信任，流行的范围不大，流行的时间不长。据说当年在纳粹监狱里，囚犯用香烟作为货币，但只是在那时的监狱里。
货币的出现，肯定是因为交换的需要。先民们经过相当时间的交换，认定某一个物品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比如中国的先民，认定的是贝壳。因为贝壳可以作为媒介物购买货品，那时的人大概都会经常去沙滩、海边寻找贝壳。
现在加密货币的挖矿者，也是这么个意思。只是，与先民不同，“矿工”们上来就觉得这是货币，并且认定挖到的加密货币还能增值，同时市场上又有法定货币在流通，冥冥中心里还是记挂着法定货币的价值，下意识里是希望“挖”到的加密货币最终可以变为法定货币。所以，加密货币没有成为媒介物，反而成了被“媒介”物。
民间自发的共识和信任，具有不稳定性和游移性。媒介物的不稳定和不确定，会影响商品交换的流畅性。古人早就认识到“货欲畅其流”的道理，并且明白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到的像流水一样的作用，所以中国古人把货币称作“泉”。
于是就有权威出来强化共识和信任。中国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朋”字，意思是两串贝币，“朋”是一个货币单位。或许，那时贝作为货币就已经制度化了。但无论如何，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开始国家发行铸币。最初的权威或许是部落首领等人物，以后就是政府。
第三种为货币的共识和信任加持的是财富与信誉或人品。比如历史上钱庄或私营银行发行的可用于支付流通的债务凭证，庄票、支票以至于纸币等。但这样的支付货币或凭证一般有特定的流通范围，大多数因为信用和财富的坍塌而崩溃。
最后为货币的共识和信任背书的是强权。布林顿森林会议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由强权确认世界货币的案例。在这之前，并没有制度化的世界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使用的货币是一种自发的过程或约定俗成。
一个时期是英镑强势，只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势造成的，并不是开会确认的。正因为布林顿森林会议形成的强权规则，以至于即使美元脱离金本位，美元依然是当今世界具有本位地位的世界货币。
由以上可见，只要有共识和信任，以什么作为货币的载体，并不是必然的。司马迁《史记》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中外历史上，曾经用作货币的物品很多，物品本身的价值有时重要，有时也不一定，比如美元纸币。
黄金如今依然是重要的保值物品，但显然已经不能承担货币职能。从中国历史看，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几乎可以忽略，原因是黄金的供应量不足以支持庞大经济体运转的需要，更关键的是，中国文化中始终把黄金看作财富，但并没有形成货币的共识。
或许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比特币们希望以民间发行的方式形成共识和信任，并在哈耶克理论的指引下最终颠覆现有的官方货币体系。Libra则想以财富实力的方式形成共识和信任，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发起攻击。历史上许多金融创新确实都是民间发起，包括货币和各类支付手段。但就货币而言，能持续的不多。
至于各类地下经济现象，历来多有，走私、地下钱庄、各种转移资产的媒介等，这些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并不等同于普遍被接受的货币共识，更何况，所有这些现象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赚取阳光下以当时流通货币计价的财富。所以，比特币已经异化为被炒作的资产，Libra则尚未萌芽即被扼杀。奇怪的是，Libra居然被许多专家作为现实存在的一种创新在论述。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像历史上的货币体系一样，不可能是永久的存在，目前也确实显露了不少败相。这应该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各种以数字货币创新为口号的，颠覆现有货币体系的理论和行动，确实不奇怪。
二、货币更替的决定因素不是载体
是否一种价值更高的物品作为货币或一种更先进的技术作为货币，就一定能战胜原有的货币？实际上，货币的共识和信任，并不是由货币的载体所决定的，或者说货币载体不是主要决定因素。
货币理论有所谓劣币驱逐良币之说，确切地说，应该是假币驱逐真币。明清两朝，银与铜钱并行，有说是银钱双本位。究其本质，不可能是双本位。从制度安排看，银与钱有固定兑换比例，但政府税收一律用银。有这一安排，并没有出现铜钱驱逐银的问题。
让人奇怪的是，到明代，中国已有2000年左右的铸币史，并且当时还在铸造铜币，却没有铸造银币。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不铸造制式统一的银币，就不需要鉴别银币真假，只要对银进行称重和辨别成色即可；因为有银在，铜币只是在小额交易中流通，造假和造次的获益不大，即使有，对经济不会有太大冲击。
这样的安排，国家对货币体系运行的管理成本是最经济的。所以，劣币驱逐良币，只有在同样面额、同样材料的情况下，以次充好才会发生。这与环保企业与非环保企业道理一样，生产同样的商品，不环保的企业成本低，必然把环保的企业驱逐出市场。
明代银钱并行最后崩溃，一方面是因为白银外流，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减少，但政府不改变银钱的兑换比例，税收按原比例收取银两。税收是刚性的，这造成市场上白银兑铜钱涨价，形成货币标准的双轨制，导致市场混乱；另一方面，朝廷由于战争、腐败等，已经失去了重新建立共识和信任的能力。很快，明朝灭亡。
南宋和元的纸币，似乎并没有什么本位，开始运行得非常不错。南宋和元朝廷是货币主义者，它们明白货币发行数量与市场的关系，因而发行纸币有一定的规则。但是，首先，它们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其次，它们放的水只能在中国这个池子里流通，一旦数量控制不好，就会田野干涸或洪水泛滥。田野干涸相对容易应付，增发货币即可。但洪水泛滥，一是没有手段或工具收水，二是洪水泛滥往往是因为政府本身这块田地旱情严重，无法收水。
当今的美元有点像南宋和元的纸币，没有本位，不同的是，它的水可以漫向全世界。只是我们不知道，地球这个水池子是不是可以无限地容纳美元潮水。脱离金本位的美元刚刚50年，还没有南宋和元朝纸币的流通时间长。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耶伦说，现在面对的是积累了50年的风险。舆论推测，她是不是就是指美元脱离金本位的风险。看来完全可能。以当时西方的货币理论来看，脱离金本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冒险行为，是无奈的选择。美国的主事者们心知肚明，50年后耶伦说漏了嘴，也是她无奈要干一票“大的”的无奈。
中国历史上，秦半两和汉五铢在货币中的地位犹如孔子理想中的周朝和书法中的“兰亭序”。但是，就像后世的政治家虽然重复孔子的语言，却并不做孔子想要做的事；后世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试图恢复秦半两或汉五铢，除了短命的新莽政权。原因就在于货币物质表象背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表面看，货币是用于支付，只要支付的一刹那方便快捷就好，背后则是从货币制作、发行到流通管理等一系列满足货币各种功能需求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安排，以及看不见的共识和信任能力的维护和加强。
货币具体以什么作为载体并不是决定性的。一张印制精良的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是不可能打败一张破旧的美元dollar的。当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英镑和美元都是金本位，美元在制作技术上并不比英镑先进。规定中东石油只能使用美元计价和交易，才是美元成为霸权货币的关键一环。
三、数字货币的金融技术短板
如果美元体系式微，替代的将是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数字货币给了人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不过，数字货币首先必须确认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货币。
第一种，数字货币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媒介物，如黄金、白银等，对于数字货币价值的共识和信任，由谁来确认？如果考虑到数字货币要颠覆现有银行体系，那么，在这样的体系中，是否承认或允许信用创造的货币？需不需要召开一次如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样的会议来形成共识？但作为“去中心化”的货币，该由谁来发起这样的会议，谁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
矛盾的是，这个会议本身是不是一个中心？这类“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理论真正的创新，不是点对点支付，而是货币发行与流通的超主权、民间自发管理。
第二种，数字货币有如美元这样没有本身价值和本位支撑，靠一定的权威或民间自发力量形成共识和信任。那么，从逻辑上说，现在的美元和人民币就是这样的货币，这样的货币无所谓使用什么载体，并不一定非要用数字加密技术才能实现。
第三种，成为现有货币的载体之一。那么即将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就是。不过，这样的货币，颠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就无从谈起了。
数字货币们关注的是技术如何解决了点对点支付，即技术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并没有顾及货币的各类功能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它们都关心发行，但却没有为市场流通服务这个出发点，发行数量的确定没有市场流通规模的根据。
比特币的初衷是为网上交易提供支付手段，教条式地考虑到了通货膨胀问题，设定了发行进度和发行数量的极值，根本没有顾及现实交易的流通需求，信仰者们则把它当作了投资品，也因此比特币很快被逐出了交易支付领域。就流通支付这个角度来说，比特币是完全失败的。
银行的产生，使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银行信用创造货币，因为银行提供的信用，使得货币在贮藏的同时进入流通和支付，也因此，货币可以不依赖于任何载体（包括数字加密技术），仅凭银行账户中的数字完成货币的各项功能。
必须看到，银行是凭借现有的货币创造货币，并不是发行另外的货币。如，银行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人民币贷款，它创造的是人民币，并不是另外一种货币。数字加密技术是一种载体，可以被作为货币，也可以被作为其他凭证。数字加密技术作为货币，发行多少就是多少，与纸币、金属货币一样，其本身并不能像银行那样创造货币。
一项科学技术可以作为货币载体的功能，与银行可以创造信用创造货币的功能，不是同一个功能，应用的是不同的技术。银行创造货币的功能应用的是金融技术。事实上，数字货币要真正、充分发挥货币功能，除了科学技术，还需要金融技术的加持。
经济社会中发生的支付形形色色，并不只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式的交换。点对点支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占比，可能笔数比较多，但金额占比很小。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证券交易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这是因为，证券交易，“一手交货”不容易，牵涉到所有权转移的确认过程，导致交割结算效率低下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支付这个环节。
区块链技术在这样特定的领域或许可以充分施展它的功能。由此可见，许多领域结算环节复杂，并不是支付环节本身的问题，而是各类交易特殊的属性决定的。单纯数字货币点对点支付的特点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非个人支付领域，就是排斥点对点支付的。
四、点对点支付技术的局限性
货币的功能，不仅仅是用于商品交易支付。一般货币理论有货币的四大职能或五大职能。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还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工具。货币，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资金。资金，是要用来产生效益的，不仅仅是用来支付的。即使是支付，什么时候支付、用什么方式支付，都要从效益出发，并不是企业与企业点对点支付就好。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有效益、效率和安全的考虑。就安全而言，让各个业务部门或采购经理自己带着数字钱包和数字货币去采购，肯定是有问号的。就效率而言，或许方便了各业务部门和采购经理，但对企业整体资金调拨效率来说肯定是降低了。就效益而言，资金的分散管理肯定不如集中管理有效，同时，数字货币放在数字钱包里与现钞存放在保险箱里一样，是不产生利息收入的。
所以，资金不仅应该集中管理、集中调拨，更应该存在银行里，需要支付时直接从银行账户中支出。这次人民银行充分意识到了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专门设计了对公钱包的母子钱包，并且有资金归集和分发、会计处理、财务管理等功能。
这样的话，对公母子钱包实际上有点账户关系的性质了。不过，还是没有解决效益问题。尽管被接受程度如何尚未可知，这样的创新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其他许多关于数字货币的设计，没有这样深入的思考。
数字货币可以在跨境支付中发挥作用，提高效率。这是数字货币鼓吹者们的一个重点，原因是现在银行体系的国际结算环节多、效率低，其底气依然是数字货币的点对点支付功能。上文已经说到，许多业务结算环节多，实际不是支付环节本身有什么问题，是贸易交割方式的问题。像期货、期权、股票分红、股票买卖、大宗商品等，都因为有不同的交割方式，才配以相应的结算支付方式。
以国际贸易结算为例，现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中，信用证结算的占比已经非常小了。原因是，过去进出口双方的贸易关系比较松散，互相了解不够，信任不够，所以用信用证结算，加上双方银行的增信。
现在由于全球化，产业链上下游关系紧密，不需要银行增信，直接用TT汇款方式结算。当然，区块链技术可以用智能合约来解决信任问题，但是，到结算支付时点，付款人数字钱包里没有数字货币，或者付款人银行账户里没有存款，智能合约也是难为无米之炊的。
跨境支付环节多、效率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各国货币的兑换、各国外贸政策和外汇政策，这些也不是数字货币可以突破的限制。
最后，数字货币的支付、流通，需要借助于数字钱包、特定网络等基础设施，这是数字货币的局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数字人民币发行前要进行一轮一轮大规模的测试。发行纸币和金属货币，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测试。
所以，只要一国政府禁止外国数字货币使用本国基础设施，或禁止外国数字货币基础设施进入本国，则外国数字货币就不能进入本国。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不可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手。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了，数字人民币才能走出国门。
五、货币背后的制度安排与基础设施
货币，不仅仅是你我面前的一个钱币，无论是金币、银币、纸币，还是数字货币，是钱币背后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
目前人民银行所进行的数字人民币测试，我理解，是希望打通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数字人民币在任何场景、任何情况下都能无障碍地支付使用。这个规划是宏大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今后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我们想象之外的可能，我们不能让数字货币的使用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至于最终数字货币会更集中于哪些领域使用，市场会给出答案。
不过，支付流通只是货币功能作用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发行环节同样是一个决定数字货币流通是否顺畅的重要环节。前文说到的一些历史上货币体系崩溃的情况，出问题并不在支付流通环节，问题都出在发行环节和管理环节，比如基础设施的安全性、防假钞、滥发货币、未能及时补充市场流动性缺失、货币调拨过程中的损耗与贪污等。
目前数字人民币发行的双层架构，似乎与纸币的发行类同，好像又有所不同。市场希望，双层架构简洁明了，不要在双层之下搞出三六九等，叠床架屋，发行的效率、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应该优于目前的纸币发行体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五月花（ID：Caijing-MayFlower），作者：刘晓春，编辑：袁满，本文刊于2021年6月28日《财经》建党百年特刊